华商晨报记者赴四川大地震前线采访纪实(连载)
2008/07/12 [来源：华商晨报] [我来说两句] [字号：大 中 小]
穆云平在地震灾区采访 华商晨报记者赴四川大地震前线采访纪实(连载1) 引子 本报记者 从四川采访回来后，我的一些朋友、同事，还有一些读过本报报道的读者，总会或多或少向我询问起那23天里发生在新闻之外的一些事情： 有的人好奇于我在余震不断的灾区里吃什么、住哪里？也有人想知道我在翻越唐家山时的那一刻勇气是如何迸发出的？ 当听说了我曾有过救人的举动时，他们会因本报的新闻没有报道而面露遗憾；很多读者相信，在稿件展示之外，华商晨报的记者在四川采访期间一定还经历了很多故事，他们想听这些故事，想以更近距离地了解这次地震，记住这次灾难。 但是，面对着这些满怀关心的询问，我在大多数情况下却都保持着沉默。 我的沉默是源自于心底深处的一份悲伤和感动。也许问者是“无心”的，但是听者却一直“有意”着，因为自6月3日从四川回到沈阳以后，我的夜晚就是在一个又一个梦境里、幻象中度过的。 无论这一夜是星光皎洁，还是漆黑不见五指，只要是夜幕低垂，或者渐进深夜，总会有一张又一张来自四川震区的哭泣的脸，走近在我面前…… 在回到沈阳的日子里，我从不敢开启曾经的那些记忆，担心稍一触碰，就惊醒那些深埋在废墟下的一具具亡魂。 我开始强迫自己不看新闻，尤其是关于四川震区的新闻。我还接受报社安排的心理治疗，同时以电影、小说进行怡情。 但是现在看起来却都无济于事。 至今天，距离四川地震已经过去2个月了，距离我回到沈阳也超过1个月了，我的那种在黑暗中的恐惧，仍旧是按时的来，准时的走，离去后丢给我一身一头的大汗淋漓。 四川的经历让人刻骨铭心，以至于我不得不开始寻找解决的办法。终于在一名心理医生那里，我得到了忠告：“治疗心理伤痛的最好办法就是倾诉”！ 所以我决定，就从今天开始，把我在四川的目击与感受写出来，倾诉给自己，以疗治我的悲伤；也倾诉给关心我的人，再现新闻背后的四川灾区。 我更想把这些文字倾诉给我们的国家，让它伴随着越来越近的奥运脚步，证明：我们团结一心，我们众志成城。 那么，就从这一刻开始吧，让震区斑驳的现场，让曾经的那些惊心动魄，重新回到我们眼前，回到我们无法磨灭的记忆中…… ■核心提示 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8级地震，华商晨报社第一时间派出了2名记者奔赴灾区。此后23天里，华商晨报社又相继派出多批记者。这期间，他们经历着人生最重要的一次洗礼：生与死时时相伴，感动与悲伤处处发生！ 6月3日，7名记者圆满完成采访任务，返回了沈阳。在经过一个多月的休整后，在大地震两个月祭的日子里，他们重新梳理了在四川采访的点点滴滴，并以纪实的形式进行了回顾。 在这些凝聚了记者泪水和汗水的文字中，展示出的将是一个新闻背后的地震灾区和记者采访途中的故事。 通往震区之路 注定，这成了我一生最难忘的采访！ 被告知奔赴四川的时间，是在地震发生之后的一个小时。5月12日15时30分，我正在家中为次日的另一个采访做案头准备，突然电话响起，我的耳边传来了报社领导急促的声音——— 电话：赶快收拾东西，去机场，已经给你订好了去成都的机票！ 我回答：发生了什么事？ 电话：一个小时前四川地震了，现在的情况还不了解，只知道震情很严重！ 我回答：几点的飞机？ 电话：是CZ6401次航班，晚上5点20分起飞，半夜10点多到达，到时候我再把收集的信息告诉你…… 这是一个让人深感忐忑的采访命令。之前的5年半记者生涯中，我承担过诸如矿难、火灾、凶杀等百余次重大的突发采访，但是关于地震的报道，我的经验却仍旧是零。现在我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电话挂断的那一刻，我开始不知所措起来。 我按照惯有的采访经验，首先去整理采访包。但是在那天，当我向包里面塞采访本时，手却一直抖个不停，匆忙间本子的表皮竟然被撕破了。我在拿圆珠笔时，也因为没在意笔尖儿是否外露，致使我的手掌上划满了圆珠笔道子…… 类似情景在过去的采访准备中从来没有发生过。现在回想，当时的不知所措肯定是出于紧张。但实际上，还有比我更紧张的人。 不一会儿，报社领导的电话又打来了，还是急促的声音——— 电话：你已经动身了吗？ 我回答：…… 电话：你的准备时间非常有限，你要快一点，再快一点！ 我回答：…… 我还没来得及回话，领导的电话就挂断了。而这时距离第一个电话的时间仅仅过了3分钟。也正是这个电话，终于让我意识到了时间的紧迫，我开始恢复理智：此时距离飞机起飞还有2个小时，而到达机场的时间至少需要1个小时，在机场我还得花费时间进行安检，所以我准备电脑、钱、采访设备的时间不能超过半个小时。 于是我以最快的速度出了家门。我的手提电脑还在报社，我必须带上它。 在出租车上，司机听说我将要去四川采访地震后，非常感兴趣。他在半小时前从车子的广播里也得到了四川地震的消息，于是开始跟我攀谈起来。 时至今日，那个司机在当时说了什么，我已经记不起来了。但是他有一句话却让我一直印象深刻，“广播里说四川的地震很严重，报社能在第一时间派你去现场采访，你们《华商晨报》让我们读者非常敬重！ 这个司机随后提醒我走的时候多带些钱，“震区就是战场，可不是闹着玩的！” 但是我却对这个忠告表现出不屑一顾。因为在临出家门之前，我已经有预见性地带上了一张存有2万元钱的银行卡。 “没事儿，我的卡里的钱足够这次采访了！”我语带不屑地说。 “银行卡？你有没有搞错，广播里说地震已经把那边的银行给震塌了。”司机面露吃惊地说，“你到时候去哪儿取钱啊！” 这个提醒瞬间把我从沾沾自喜中拉了出来。于是我一边涨红了脸应诺着，“你说的确实有道理。”一边赶紧在出租车上给我的家人拨去电话。 当时我曾计算过，如果在报社借款，或者去银行取钱，那么去机场的时间就肯定来不及了。而当时距离报社最近的亲人就是我的父亲，我只好对他编造了一个谎言，“报社正准备派我去四川，做奥运火炬传递的预热报道，现在需要1万元现金……” 这个谎言在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让我内疚、不安：我是他惟一的儿子，我不想让他因为我去采访地震而担心，但是我的工作职责又要求我必须出发…… 我寄希望于父亲在那一刻根本就不知道四川在地震，这样起码可以减短担心的时间。出乎意料的是，他竟然按照我的愿望“很配合”地去做了。 10分钟后，我赶到了报社。同时，爸爸也带着刚凑来的8000元现金到了报社。“时间太紧，只凑出了这些钱……四川是个美丽的地方，你采访火炬传递之后可以去看看，你还是第一次去四川……”父亲面带慈祥对我说。 那一刻，我无言以对。只有频频点头。 直至23天后我回到沈阳，爸爸才告诉我，其实在当时他已经通过新闻得知了四川地震的消息，也猜到了我此行的目的地肯定是震区，“但是我不能阻拦你，因为那是你的工作！” 我和另一名摄影记者田卫涛随后成为了本报派往四川震区的第一批记者。在预定时间内，我们到达了沈阳桃仙机场。 16时50分，就在我们安检完毕等待登机时，机场的广播中却传来了乘务人员致歉的声音，“由于地震造成了成都机场关闭，原定17时20分飞往成都的CZ6401次航班已经取消，望广大乘客谅解！” 我赶紧把航班取消的信息反馈到了报社。对于这个信息，报社领导的要求是，“仍要想尽一切办法进入四川！” 报社领导坚持要求我进入四川的原因在于，他们在此时已经掌握了比较确切的消息：地震的震中是在四川省汶川县，震级是7.8级，地震已经造成了3000多人死亡，包括北京、上海、重庆、云南、贵州、陕西、湖北、湖南等全国大部分省市，都有明显的震感…… “这可能是比唐山地震更严重的一次地震，你作为报社派出的第一批记者，有责任、也有义务出现在地震现场。”报社领导说，“沈阳读者需要我们《华商晨报》的一线报道！” 后来得知，在发出这个“必须到现场”的苛刻要求之前，报社内部对于是否派人前往四川曾发生过分歧。那就是在报社领导给我打第一个电话要求我立即动身的时候。 当时中央电视台在14时55分抢播了“四川发生地震”的消息。这个消息迅速引起报社内部的两派意见，赞成者坚持应该派人去四川，反对者则表示“情况不明，应该再等等”。最后是“读者需要我们必须动身”的意见占了上风，于是我才接到了第一个“立即出发”的电话，3分钟后又接到了第2个电话。 直至我从四川返回，一名报社领导仍旧对当时坚持派我出发的做法唏嘘不已，“确实没什么把握，也没有详细的安排策划，只是感觉读者需要我们的报道，所以才接连给你打了2个电话……” 此时我已经到了机场，但飞往成都的航班却取消了。虽然报社领导要求我“仍要想尽一切办法进入四川”，可是在那一刻，能想到的办法竟然全是那么渺茫。 我曾试图取道北京，再转路成都。但是经过向北京的朋友了解，得到的确切消息是，目前全国各地飞往成都的航班全部停飞了，“取道北京的办法肯定行不通！” 我又向机场工作人员询问是否还有飞往重庆的机票，但是被告知早已经全部售罄。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报社的关于四川地震的信息再次传来，“死亡人数信息正以500人/半小时的速度上升，现在已经超过4000人了，四川省境内的多个市县受灾程度都很严重……” “我一定会想出办法进入四川！”我在通话结束前向报社领导保证，虽然当时能想到的办法仍旧渺茫，但我坚信自己会成为辽宁省首个抵达震区的记者，我相信奇迹会发生。 一个小时后，奇迹果然发生了。 由于得知了四川发生地震，一对准备去重庆旅行结婚的年轻夫妇临时取消行程，空余出了两张机票。机场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通知了我。这是一趟经停青岛的SC4846次航班，原定18时30分起飞，也是因为受到地震影响，起飞时间一直延迟。 直至19时30分，我和同事终于登上了飞机，在3次推迟起飞后，飞机滑出了跑道。 夜色苍茫中，我将在4个小时后抵达重庆。那里是5月12日地震发生以来距离震区最近的交通中转地，通往震区的路从此在我的脚下展开。 “直抵震中！”我在机舱内沿着飞机的缓慢滑行静静想着，“那将是怎样的情景，怎样的经历呢？”（未完待续） 本报记者 穆云平 都江堰在哭泣（上） 飞机在1万米的高空穿行着。机舱里静悄悄的，没有乘客出声，只有腕上的手表“滴答滴答”在响。 伴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我的焦虑与不安也越来越强烈。“那一定是来自对即将展开的采访的不确定感。”事后我在梳理这次地震采访时，总会浮现出当时在飞机上的那种压抑。 实际上，类似的压抑感在当时的机舱内早已弥漫开来。 当时，紧挨我坐着的乘客是成都市民刘正隆，他是在沈阳处理完公务后准备回家的。但是因为地震致使成都机场关闭，刘正隆也只好改签了去重庆的航班。 在飞机飞行的前半程里，刘正隆不停地看腕上的手表，每当有乘务人员从身边经过，刘正隆还会问上一句：“还有多长时间到达？”由于询问次数过于频繁，致使乘务人员后来从刘正隆身边经过时，不得不加快步伐。 我曾在刘正隆面露不满时与他搭话：“已经告诉得很清楚了，你为什么还不停地问呢？” 他并没有正面回答，只是一字一顿地说了一句话，“地……震……着……呢，我……着……急……啊！” 20时45分，飞机降落到了青岛机场。当刘正隆打开手机，看到妻子发来的短信时，不禁失声喊起来，“保佑我们全家吧，保佑我们吧！” 那条短信的内容是：“老公，19时55分，成都又摇晃了一次，我和女儿现在都跑到了广场上，我们好想你啊……” 于是当飞机重新起飞后，刘正隆的询问便更加频繁起来。以至于机组乘务人员不得不对他发出警告。但是刘正隆的反应却很强烈，“我家里在地震，我想早一些回去有什么错吗？”双方是在其他乘客的规劝下和解的，有的乘客认为，“他频繁地询问时间只是想释放一下思家的焦虑”。 但是这种焦虑此后再没有得到释放。刘正隆开始坐在那里一声不吭。“滴答滴答滴答”，就是在沉默中，伴随着时间的静静流淌，飞机机身开始震动起来了。 5月12日23时45分，地震发生9个半小时后，我终于抵达了重庆———距离震区最近的交通中转地。 在向报社编辑口述传稿后，我被要求立即奔赴震中汶川，“死亡人数已经超过7000了，你们最好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赶到现场……” 临挂断电话前，报社领导还说了四个字：“注意安全！” 此时我正站在机场出口的大厅里，乘客们早已经散尽，只有我和摄影记者孤零零地互相对视着，听到这四个字，我鼻子一酸，止不住地点起头来，但是嘴里却说不出一句话。 “嘟”的一声，电话挂断了。我和同事快步走出了机场，外面已是漆黑一片。 我的脑海里迅速闪出了3个赶往汶川的方案：火车、大客、出租车。由于从沈阳出发时走得匆忙，我根本没来得及准备地图，此时虽然有了3个方案，但实际上我根本就不知道汶川到底在哪里、离我有多远！ 我们在机场外拦住了一辆出租车，先试探性地让司机拉我们去火车站或者长途客运站，“我要赶着去汶川……” 听我说出“汶川”两个字以后，那名司机竟然笑了起来，“你们是记者吧？我跟你们说，现在的汶川根本就进不去！” 之后司机把我们让进了出租车，车内的广播中很快传来了女播音员铿锵的声音，“进入汶川的道路还在抢修中，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已经赶到都江堰市，时刻准备在第一时间进入汶川……” 这是地震发生之后，重庆人民广播电台临时开播的24小时不间断的地震报道。那名司机告诉我，目前能到达的距离震中最近的地方就是都江堰市，“这个时间，大客车肯定是没有了，火车好像也得再等上4个小时……” 按照他的说法，之前已经有好几拨我国香港的记者和美国记者从这里包乘出租车赶赴都江堰市，随后他向我提供了火车站、客运站的问询电话，结果果然如他所说。 “包乘你的出租车需要多少钱？”我问。 “我的车子是不去的，我只是告诉你一下汶川的情况！”司机说。 他随即表示可以把我送到能拦截到车子的地方，“是免费的，你们记者也不容易！”就在我瞠目结舌时，他给出了理由，“我已经送过好几拨记者了，但却都是外国的，你是第一个到达这里的内地记者！” 半个小时后，我终于找到了一辆愿意往都江堰方向去的车子，但是他却表示只能把我拉到成都市，“成都是去都江堰的必经之路，但是再往前走的道路我就不熟了，所以到了成都你们只能再雇车子……” 重庆到成都，相距380公里，5月13日0时20分，我包乘这辆出租车，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震区采访。 此时我和同事都已经有10个小时没有吃饭，于是匆匆在路边买了些面包和水进行充饥。 一路上，出租车司机不住地讲述着他在地震发生后看到的情景，“重庆也摇晃得很厉害，很多人都往大街上面跑，我是夜班司机，当时正在家里睡觉，突然有警察敲门……我是穿着拖鞋跑出来的……很害怕，到了晚上情况才逐渐稳定，余震小了，不过成都那边可还是一直在震着的……” 就在这名司机滔滔不绝地讲述时，一直开着的车内广播在3时25分传来了最新的震情播报，“10分钟前，成都市再次发生余震，同时有震感的还包括都江堰市、绵阳市……” 司机于是提醒我们，千万不能睡觉，“余震不断，要随时准备出现危险时逃生！” 4时45分，我们在接近成都市时，开始在马路两边陆续看到居民搭起的临时帐篷，越向成都市靠近，帐篷越多。 在成都市二环路东三段一处宽阔地带，数百个帐篷建在了一起，我看到，很多市民都没有入睡，他们正围拢在帐篷外面热烈地谈论着什么。于是我下车走近了他们。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下期看点：“我进入了都江堰市区，发现里面房倒屋塌，但是在建设路上，救援还在有序进行着”…… 上期回顾：经辗转周折，我们终于到达了成都市。 市民们还在议论着一小时前的余震。78岁的郑桂兰告诉我，她从小就在成都长大，“70多年了根本就没听说发生过这么大的地震！”她拽住我比画着地震袭来时家中电视机摔落的情景。 得知我是从沈阳来的记者时，这里的市民们显露出吃惊的表情。他们开始一边给我指引如何前往都江堰市，一边拉着我不住地倾诉5月12日14时28分发生地震时的恐怖——— “我住的大楼就那么摇啊、摇啊！”成都市民刘正罡说。 “天色一下就黑了起来，之后我就是一阵眩晕！”吴兰芝记得。 “我正开着车呢，当时就看到前面的马路翻江倒海似的，我都蒙了！”赵明向我比画着。 我于是在那里一边记录着，一边暗想着怎么才能快一点赶往都江堰市。这时在我刚刚走过的道路上突然有一队亮着大灯的卡车急速驶来。有眼尖的市民指着卡车队告诉我，“这都是开往震中运送物资的军车，之前已经过去很多趟了！” 我统计了一下，车队共有卡车15辆，车后面全部盖着苫布，车速很急。于是我向那里的市民表示，我也得赶紧前往都江堰市。在他们的帮助下，我在不远处找到了一辆愿意前往的出租车。 都江堰市距离成都市110公里，司机告诉我，现在高速公路已经全部封闭，“只供运送军用物资的车辆通行，所以咱们只能走附道，那就是由成都沙环路到唐昌（音）的‘沙西线’。” 此时我和同事实在是太过困倦，于是在出租车开出20分钟后，我俩相继睡了过去。梦乡中，只朦朦胧胧地记得一直在路上颠簸着，当一个小时后司机摇晃我俩赶紧醒过来时，我发现，车子后轮已经陷在了一个大坑里面，而窗外正下着大雨。 我和同事费力使车子驶出了大坑，代价是全身都被雨水淋透了。 6时05分，我们到达了都江堰市郊区一个路口。6名武警正站在那里，他们拦截了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准备驶入的车辆。理由是：前面3公里就是都江堰市市区，由于灾情太严重，为了保证运送军用物资的车辆顺畅通行，现在禁止任何其他车辆驶入。 我和同事只好与出租车司机话别，之后冒着大雨，步行向都江堰市市区走去。 大雨造成了这条通往都江堰市市区的偏僻道路上没有一个行人。偶尔出现的几栋住房，也全都是人去屋塌，凄凄惨惨。 步行了半个多小时，在马路的左手边，出现了一幢建筑物，远远的几个烫金大字在雨水里格外醒目：都江堰外国语实验学校。 我和同事快步走到校门前。 校门竟然是大开着，收发室也寻不到一个人影。沿着校区的甬路向里走，偌大的校园内同样是空空荡荡，在一间教室门口，我发现教室的门根本没上锁，用力推了一下，这扇门“吱牙牙”地开了，原来它已经随着整个房屋的扭曲，改变了形状。 教室内的课桌七零八落地翻倒着，课本散落了一地。当我准备把门关上时，头顶一块松动的墙皮，“咣当”一声，落在了我的脚下。抬头望去，可以看到那里正有几条拇指宽的裂缝，阴森森瞄着我。 “这就是地震之后吗？”我禁不住问自己，那一刻，我迫切地想抓住几个人搞清楚。于是我拉住同事继续向校园里面走。 “哗啦啦”的雨在我们的头顶倾盆而下着，拐过了几个弯，突然从前面传来了一阵阵的嘈杂声。 循声而至，在一个大房子前面，我看到了两张稚嫩的脸。他俩正是实验学校的学生，是地震之后来到这里进行躲避的。 跟随这2名学生进入了不远处的大房子。原来这里是实验学校的食堂。我看到，黑压压的学生们已经使整个食堂没有了一点空间。他们有的正躺在桌子上睡觉，有的互相倚着打盹。 校长罗位全告诉我，地震发生后，都江堰市就开始下起了大雨。学校的学生共有3000多人，多数是来自外地，住宿在学校，学校为了不再发生危险，只好把他们安置在刚刚落成的校食堂里，“我们已经紧急联系了救援车辆，等待着把学生们送走，毕竟待在这里也不是办法，谁知道地震还会不会再来……” 我了解到，由于疏散的及时，地震中实验学校的学生们没有出现死亡，只有轻微的擦伤。但是来到食堂躲避后，由于水、电遭到破坏，这些孩子已经一整天没吃没喝了。 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下期看点：在都江堰市地震现场，我和同事不禁毛骨悚然起来…… 四川 大地震 华商晨报记者
上期回顾：我和同事看到了地震之后的学校。 我和同事于是把身边的矿泉水、面包递给了为我们引路的那两名学生。就在我对学生们进行安慰时，一个浑身湿漉漉的男子跌跌撞撞跑了进来，“校长，买回来了，买回来了！” 原来在地震之后，学校的副校长驾车去了好几个地方，终于在距学校30公里的郫县给学生们买到了2000套饼干和水，他刚刚返回。 按照这名副校长的说法，都江堰市市区的情况更糟糕。他提醒我向里走的时候要多加小心，之后护送我来到了校园门口，并递给我几瓶刚买回来的矿泉水。 “这是给同学们的，我不能拿！” “不要这么想，只要是在都江堰，无论他是谁，就肯定需要这个！” 被副校长拍了一下肩膀后，我又走入大雨中。“前面真的会比实验中学更惨吗？”我这样问自己，一阵百感交集。 都江堰在哭泣（中） 除了雨渐渐小了下来，一切都没有改变：悲伤继续，凄惨满眼。从“都江堰外国语实验学校”又向前走出15分钟后，我终于进入了都江堰市市区。 之前曾因大雨淋漓而睁不开的双眼，此时已经得到解脱。前面的景况，开始在我面前逐渐分明起来。 我首先踏上了都江堰市玉带桥街———一条店铺林立的宽阔老街。但它此时给我的感受，却是毫无商业的生机。一定程度上，玉带桥街在那时更像是一条等待拆迁改造的商业马路：瓦砾遍地，楼无完体。 举目望去，街道两侧的49家楼铺有的倒塌，有的开裂。街口左手第一家店铺是5层楼高的“祥飞制衣店”，但此时却已经变成了2层高。制衣店原先的一层楼、二层楼、三层楼，在地震之后全部坍塌成了瓦砾，只有四层楼、五层楼还在瓦砾上残存，却也摇摇欲坠。 “祥飞制衣店”的金色牌匾已经断成了两截，分别横在瓦砾的前面，只有上面的烫金大字，还可以让人依稀想象到店铺在地震之前的兴旺与红火。 也许这家店铺确实是很红火吧，在瓦砾中间，我看到了被砖头压着的、同时经过雨水冲刷后已经褪色的布匹、衣服、裤子等。虽然其中的一些已经破碎，但是透过碎片，仍能发现布匹质量的上乘，以及衣裤制作的考究。 在我到达的那一刻，“祥飞制衣店”瓦砾中间的布匹、衣服、裤子，并没有呈现出被人动过的迹象。因为在那里，以及在前面的整条“玉带桥街”街道上，我没有发现一个人影。于是站在5月13日8时30分的都江堰市地震现场，我和同事不禁毛骨悚然起来——— “星光大道娱乐城”已经坍塌成了石头堆，一条黄色的精瘦的短毛狗，正在石头堆上面用鼻子一边嗅着，一边发出“呜—呜—呜”的呜咽声，它的爪子下面，露出的是一条赤脚男人的腿，鞋子甩在了不远处。 “远景书店”的橱窗大玻璃破碎了一地，但是架子上的书籍却仍旧整整齐齐码在原处，虽然受房屋挤压，码书的架子已经变了形。我看到，书店的棚顶已经被地震完全掀飞了，架子上那些浓缩着人类文明的书籍，就默默地在震后细雨中，哭泣着。 偌大的“德惠超市”有半壁商场埋在了瓦砾下；“嘉诚电子商场”里的电视机，很多屏幕干脆变成了一个个大窟窿；“中国建设银行”门前的提款机，也扭曲得找不到了塞卡插口，银行内的吊灯，仅剩一根电线连接着棚顶，在那里摇晃着，摇晃着…… 只有细雨还在不停地下。寂静之中，摄影记者田卫涛掏出了相机，“咔嚓—咔嚓—”伴随着快门的一声声响动，这些悲伤在我们心中永远定了格。 就这样一路拍摄着，一路记录着，我和同事走出了“玉带桥街”。 前面来到了一座石桥。后来我打听到，石桥的名字叫“蒲白桥”，因为桥下就是蒲阳河和白条河的交汇处。在登上石桥的那一刻，我注意到，桥基上清晰可见一条手掌宽的裂缝，已经绵延了半座桥身。 “老田，注意点儿！”我在那一刻提醒同事说。 此时摄影记者田卫涛仍旧在忙不迭地拍摄那些震撼心灵的照片。他的一只脚已经踏上了石桥的台阶，于是赶紧抽了回来。 “不会有危险吧？”田卫涛问我。 “要不往桥上边扔块砖头试试！”我想了半天后说。 就在我们踌躇着是否还要上桥时，突然在一侧的胡同里传来“又震了，又震了”的嘶喊声，之后就看见十几个人从里面跌跌撞撞跑了出来。 这些人年龄不一，有男有女。后来我了解到，他们在当时是刚返回各自倒塌的家中，准备取出些因地震而没来得及带走的钱物，但却突然感觉到又有余震发生了。 瞬间，我也平生第一次亲历到了地震。“大地在震颤，房屋在摇晃……”事后，我在采访本上记录下了当时的感受，时间是5月13日9时15分。 但是在地震发生的那一刻，我是根本没时间写下这些的。我只记得当时被那群从胡同里跑出来的人拉住了胳膊，之后其中一个人拽着我就跑了出去。 所幸的是，这次地震很轻微，持续的时间也并不长。于是只跑出了几百米，我们就停了下来。在得知我是记者后，这群人就站在我们停留的地点开始向我倾诉曾经的梦魇，声泪俱下。 这群原本职业不相同、收入有高低、生活习惯完全迥异的人，自从5月12日14时28分地震发生之后，生命轨迹就一下子回到了相同的起点，“我们现在不存在什么不同，因为我们在一瞬间就失去了全部！”其中一个男子的话，代表了那群人的心声。 我了解到，就是在这群人中间，有一名妇女的命运尤其悲惨：她失去了两个哥哥，一个妹妹，还有她的父母、丈夫、儿子……她是被这群人硬拽着离开倒塌的房屋的，“我们不敢让她一个人待着。”拽着她的那个人告诉我，“要不肯定会出事儿！” 在交谈中，我得知已经出现裂缝的“蒲白桥”仍旧是安全的，“可以在上面行走”，但是这群人更希望我从另一条小路向前行进，因为这条路正好经过他们的已经坍塌的家，他们想让我看一看，并且给他们在废墟前拍照留个影。 我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于是被带领着向那条小路走去。 实际上这条路正是之前他们跑出来的那条胡同。我看到，电线杆子折断后已经横在了路的中央，如果要想穿过胡同，必须得小心翼翼跨过缠绕在电线杆上的密密麻麻的电线。 “电线上还有没有电啊？”我问那个带路的男子。 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下期看点：“出胡同就是‘建设路’了，都江堰市市区80%的人都在那里，因为那里正在实施救援！” 四川 大地震 华商晨报记者 上期回顾：我生平第一次亲历到了地震。 “早就断电了。”他说，“现在整个都江堰市都没有电！” 但是我仍旧不敢触碰那团电线，于是我不得不在充满了碎玻璃的其他地方绕道而行。这是一段又长又难走的道路，刺耳的碎玻璃声充斥着全程。 终于在胡同的深处，我看到了一大片完全坍塌的楼房。这里就是他们的家。摄影记者田卫涛在废墟前给其中几个人留了影。 之后他们指点我说：“出胡同就是‘建设路’了，都江堰市市区80%的人都在那里，因为那里正在实施救援！” 我于是沿着他们的指点继续向前走。5分钟后，当我来到胡同的尽头，果然看到了稠密的人群，和正在进行着的紧张有序的救援。 宽阔绵长的建设路上，此时已经被某军区武警、解放军强制性地分隔成了几个区域。其中在路两侧的步行区内，是医护人员临时搭建起来的“伤员救治帐篷”，很多在地震中受伤的居民，正在其中接受治疗，痛苦的呻吟声响彻街路上空。 紧挨着步行区马路牙子停靠的，是一辆辆体积庞大的、崭新的消防车和军用卡车。我当时曾作过统计，这些车子的数量超过了一百辆，但是在车子里面，我却没有看到一名消防员、一名解放军，因为他们在当时全部投入到了现场救援中。 路的中央聚集着地震后房屋倒塌、流离失所的都江堰市市民。这些市民的数量多得无法统计，他们有的是来到这里驻足观看的，也有的是来这里打算为救援出一份力，于是建设路就被蜂拥而至的市民们堵塞了。 但即使是这样，马路交通却仍旧井然有序，这是因为，武警、解放军已经在市民们中间筑起了两道人墙，从而在拥塞的人群中打开了一条通道。我看到，救护车正呼啸着在这条通道上往来疾驰，很多刚刚从废墟里救援出的伤员，就是通过这条生命通道被送到了医护人员那里的。 我在现场了解到，通过这条生命通道送来的伤员，主要是来自都江堰市几个伤亡惨重的地震现场，而在当时，全国舆论关注的焦点却主要集中在“聚源中学”，因为在这里，有百余名学生丧生。 实际上，据我当天在现场的了解，都江堰市还有两个地点要比“聚源中学”的伤亡得更为惨重。生死两茫茫，在这两个地点有着更深刻的诠释，更真切的显现。 都江堰在哭泣（下） 其中一个地点是不远处的“都江堰中医院”。5月13日11时10分，当我来到“都江堰中医院”门前时，一个吃惊的发现就是，这里驻足着比其他地方都要多的人群，同时也把守着更多的武警、解放军战士。 为了防止非救援人员进入，武警、解放军战士在医院门前筑起了三道人墙。 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下期看点：生与死，在这一刻就是一线间……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四川 大地震 华商晨报记者 上期回顾：在胡同的深处，我看到了一大片完全坍塌的楼房。 华商晨报记者赴四川大地震前线采访纪实 原来，此时的医院院区里，救援人员正在大楼废墟上面实施着最艰苦的营救。我透过医院大门旁边一段坍塌了的围墙，才得以看清楚院墙内救援的情景： 偌大的“都江堰中医院”，已经有多半栋大楼在地震中坍塌了，救援人员正分散在坍塌的废墟上面，积极寻找着余生者。在救援人员的身边，几条搜救犬上蹿下跳表现得很活跃。随着一条搜救犬突然有了新发现，紧拽着它的武警战士就会发出响亮的呼喊声，“又有一个可能还活着！” 其余的救援人员瞬间围拢上去，除了用铁锹挖那些石块、用棍子撬那些瓦砾，更多的救援人员就是赤着手去刨那一块引起了搜救犬异常的废墟，他们希望用最快的速度，转移走盖住了底下生命的任何东西、任何阻碍，以换取那名地震被埋者的脉搏的震动，即使那震动异常微弱。 实际上，救援人员在那时的营救行为就是在与时间作赛跑，因为废墟下的每一个生命，都已经深埋在里面接近20个小时了，所以营救行为每加快一分钟，就意味着埋在底下的人有早出来一分钟的希望。 生与死，在这一刻就是一线间！ 这造成了很多救援人员根本顾不上自己的安危。我看到，一些救援人员因为赤着手在刨废墟，这造成了他们的双手已经鲜血淋漓。于是当其中一个救援战士因事走出中医院大门时，我赶紧追赶上并打算与其对话。 这名救援战士脸色凝重，看起来年纪轻轻，我后来了解到，他才22岁。当时他是回消防车上搬取救援工具的。 “里面的情况怎么样？”我问。 “很严重，还有好多人埋在底下！”他喘着粗气说。 “你的手已经出血了……”我说 “我的手？”他这才注意到自己的手，“啊……这不算什么，尽快把人救出来才是最重要的，再拖下去的话就更没有希望了！” 这名战士的潜台词在于，天上的雨又渐渐大了起来，而“都江堰中医院”大楼没有坍塌的那部分，也因为地震早已经松动，在雨水的侵蚀下，随时可能发生危险。 果然，危险说来就来了。就在这名战士搬起了一台切割机准备返回时，“轰隆”一声，中医院大楼靠南的一堵原本完好的墙，突然在大雨中坍塌了。 正在外面驻足观看的人群，在这一刻出现了短暂的骚动。有的人嚷着要冲进去参与营救，也有的人是废墟里被埋者的亲人，墙壁坍塌让他们的情绪瞬间失了控。 但是筑起了人墙的武警们，还是及时控制住了骚动，“救援行动会有专业人员来完成，国家和政府不会放弃废墟下面的生命的，你们冲进去只会帮倒忙！”一名武警负责人在现场冲着扩音器说。 骚动的人群得到了短暂的平息。这当口，那名返回消防车搬取切割机的救援战士，从人群中挤了出来，并快步回到了救援现场。我也赶紧重新跑到了之前驻足观望的那个地点。 里面那堵墙的倒塌，使紧张的救援现场也出现了短暂的骚动，所幸的是，那堵墙距离救援人员所处的位置还尚有距离，因此并没有造成新的伤亡。 很快，救援现场又重新恢复了秩序井然。 雨一直下个没完，我站在外面又守望了半个多小时里，这期间，废墟中陆续有3个人被救了出来，依靠的主要方法就是一铲铲的锹挖、一下下的手刨。 当时这3个人已经血肉模糊，但是在脱离废墟的那一刻，他们却还都活着。他们因此是幸运的，因为在他们的周围，或者在下面更深的地方，根本就不知道还埋葬了多少人，还死去了多少人。即使那一刻我在现场，也根本没有力量做出统计。 但是也许有人可以做出统计，或者至少做出描述。12点钟的时候，我在现场找到了一名在“都江堰中医院”大楼坍塌时余生的幸存者，正是她的回忆，给我烙上了“这个地震现场伤亡更为严重”的印象。 这名幸存者就是65岁的李玉君老太太。我在发现她的时候，她刚刚接过救援战士抱过来的一个女婴，泪水就挂在她的面颊上。 女婴是李玉君的孙女，5月12日这一天恰好是这个女婴出生100天的日子。于是住在都江堰市柳街镇洪雄村429号的李玉君全家4口抱着孩子来到了医院，“想给娃娃做个体检，之后去照相馆拍照。” 没想到地震突然发生了，李玉君当时正赶上出去给孙女买水喝，于是躲过了一劫。但是她的儿子李凯，儿媳张秋萍却没那么幸运，他们正在医院里抱着孩子接受体检。瞬间，坍塌的医院大楼吞没了一家三口。 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几个武警战士跑来请求增援，附近还存在着一个伤亡更惨重的地震现场…… 四川 大地震 华商晨报记者 上期回顾：李玉君为孙女买水，躲过了一劫。 华商晨报记者赴四川大地震前线采访纪实 后来救援人员到来时，通过搜救听到了废墟里面有孩子的哭闹声。一阵紧张的挖掘之后，救援人员在废墟下面找到了那个哭闹不止的孩子，她当时正被一对紧紧拥抱着的夫妻夹在胸口中间。而夫妻俩已经全部死亡，他们是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合力抵挡了倾泻而下的泥沙、石块，保护住了自己的女儿。 这个孩子就是李玉君老太太的孙女。孩子被救出来后，救援人员通过围观的市民，找到了呆坐在马路牙子上、焦急了10多个小时的李玉君，并把孩子抱到了她的面前。实际上，这个孩子仅是救援行动实施以来，“都江堰中医院”废墟中生还的二十几个人之一。 李玉君记得，在地震发生的时候，医院内就诊的患者达到近千人，“我不常来这个医院，所以给孙女出去买水时，在院区里走错了路，医院的病房几乎走了个遍，当时我发现每个病房都是满着的……” “都江堰中医院”的伤亡情况在后来终于得到了披露，但是由于伤亡人数过多，因此具体数字一直没有统计清楚。而在那一天，当李玉君老太太还在继续向我讲述时，几个武警战士突然从远处向这边跑了过来。 他们是来请求增援的。透过他们焦急的神情，我了解到，附近还存在着一个伤亡更惨重的地震现场，于是我跟随这几名武警战士的脚步，前往那里。 这个地震现场就是“新建小学”。12时30分，当我距离学校还有一段路程时，就能远远的听到女人们悲惨的哭号声。这是来自守望在校门外的学生母亲的哭号。据中国救援队一名负责人告诉我，“新建小学”当时应该有500多名学生在上课，但是地震发生后，仅逃出来十几个孩子。 35岁的易建管证实了这名负责人的说法。易建管是10岁女孩儿易诗璐的爸爸，我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和妻子刘艳君等待辨认尸体，“我女儿是五年级一班的学生，地震发生的时候正在上数学课……” 此时，所有孩子的尸体都还没有运出校园，是武警战士在校门前筑起了两道人墙，阻挡着已经近乎疯狂的孩子家长们的进入。易建管和刘艳君当时也近乎疯狂。 家长们得到的不让进入的原因是，“再过一会儿，尸体就将运出，到时候会统一进行辨认！”筑成了人墙的武警们的说辞，根本无法平息家长们在那一刻的丧子之痛与悲伤之情，于是武警不得不请求增援。 在经过了半个多小时的繁琐交涉后，一名武警负责人终于允许我穿过人墙，向校门走去。 之前的小雨，这时候又渐渐大了起来，豆粒一样的雨点砸在我的头上，也砸在了我的心上。我一步一步向校门踱去，身后是家长们“让我进去再看一眼儿子”的呼喊声。 滂沱的雨点又砸了下来，我眯起着眼睛，把头抬了起来。一片宽阔的废墟地瞬间窜进了我的脑海，窜上了我的心头。 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下期看点：我成了数百名家长包围询问的焦点，“里面情况到底怎么样？”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上期回顾：“新建小学”地震后，仅逃出十几个孩子。 华商晨报记者赴四川大地震前线采访纪实 只剩下断壁残垣，只剩下伤痕满地，那一块块砖头，那一洼洼泥浆，使人根本无法与教学楼、操场、学校连接在一起。数百名消防官兵、武警战士，就在这片宽阔的废墟上刨着、挖着，一具具身着鲜亮衣服的死尸被从下面抬了出来，放到了操场四周。 这些消防官兵、武警战士，每一个人的脸颊上都挂满了泪水，挂满了雨水，“太惨了！”一名战士冲着我说。他们从接受命令到赶到这里，已经在大雨中奋战了21个小时，挖出了百余具孩子尸体。 我曾走近这些死尸。他们被放到操场上以后，就用临时找来的被单、布帛掩盖着。横七竖八，任凭雨水敲打……“暂时还不敢运出去，担心那些家长们受不了！”现场一个负责人告诉我。 此时我已经无力继续看下去，于是扭回头向拱洞跑去，脑海里充斥着正被雨水敲打的那一张张小脸，和那一只只小手。 当我从学校走出来的时候，我成了数百名家长包围询问的焦点，“里面情况到底怎么样？” 甚至有家长跪在我面前央求我再进学校一次，“我的女儿左腕子上戴着一个镯子，她穿的是粉色的花格上衣，你帮我看一看她的尸体找到了没有！” 我当时并没有满足那个家长的央求，因为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正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必须等着我去做。 在细雨中煎熬 如果说身处在哀恸中的人，是最容易感觉到无助的话，那么，在“新建小学”校门口那些向我下跪的家长们，以及拽住了我的胳膊不住央求的父母亲们，无疑就是最无助的人。 “5·12”，就像一块突如其来的黑纱，系在他们的左臂上，写在他们的眼神中。当我身处在其中时，根本就无法做到不“悲伤着他们的悲伤”，因此也开始一点点感染着他们的无助。 而我的无助，除了在当时那相同的哀恸，也许还隐隐地包含着另一层，就是在那一刻，我发现与报社、与沈阳的联络，已经因地震造成的破坏而中断了。 这在当时的情境中无疑是很无奈的事情，因为按照报社的规定，我必须在每天的14时以前，电话汇报当天的采访内容。在那一刻，我只是一名记者！ 于是怀着异常复杂的心情，我挥别了那名家长，挤出了人群。而那位母亲央求的眼神，至今让我心疼，我总觉得，我亏欠了她很多，而这些只能用我今后无尽痛苦的回忆来补偿…… 我在当时必须接受这种煎熬。那时候我作为记者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紧找到一个能接通手机信号的地方，以汇报之前12个小时的震区采访，接受下一步的行动指令。 此时已是13时25分，距离汇报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于是我和摄影记者田卫涛，快步向外走去。但就是这样一件在今天看来无比容易的事情，却在那一天的那一时，难住了我们俩。 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下期看点：手机拨了一次又一次，都是无法接通……
上期回顾：我与报社失去了联系。 我们先是找到了一处人声并不嘈杂的街角，并向报社拨去了电话，但是手机却没有信号。 田卫涛随后又用他自己的手机拨了一次电话，也同样没有信号。田卫涛安慰我说：“先别急，咱们换个地方！” 于是我们小跑着拐过了这个街角，来到了一个相对宽阔的地点。电话再次拨了出去，同样是无法接通！ “高一点的地方也许就好了。”田卫涛提醒我说。随即我被他拉着，快步向下一个街口跑去，尽管这时候我们俩已经浑身湿透，同时身负电脑、相机、正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又拐过了一个街角，正前方一处坍塌的废墟瞬间进入了我们的视野，“就在这里吧！”我们俩同时喊出了声。在我们看来，那处墙壁坍塌后，一端连接着地面的、倾斜坡度达75度的房顶，就一定是我们在当时能找到的最理想的制高点。 于是相互搀扶着，我和田卫涛在连接地面的那一端，相继爬上了房顶。之前连绵不断的降雨，使得油毡纸铺盖的房顶显得异常湿滑，有好几次，我们险些跌落下去。 终于，在锲而不舍的攀爬后，我们在房顶上到达了一定高度。 重新掏出手机，拨出了那个位于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东路71号的无比熟悉的报社电话。“还是打不出去！”我烦躁得喊出了声。 田卫涛此时就在下方支撑着我的腿，“你再拨一次试试！”他在喊话的那一刹那，已经逐渐小下来的雨水正顺着他的下巴颏往下淌。 又拨了一次，还是无法接通。第三次，仍旧无法接通。“这个破电话，我回去后一定要把你换掉！”我愤愤地想着，但此时却不得不催促田卫涛赶紧向房顶下面退，“还得另想办法。”我大声对他说。 其实我们根本就想不出其他的办法，所以在回到地面后，我们只是寄希望于一点点奇迹的发生。“知道哪里能有手机信号吗？”、“知道怎么才能与外界联系上吗？”我们尽力拦住身边每一个正在经过的人，试图得到他们的指点。 终于，在一名学生模样的男孩那里，我看到了希望，“前面不远处就是一所大学，校区里面就能找到‘大锅盖’……”那个男孩对我说。 他所说的大学实际上是“四川农业大学都江堰分校”。我们按照指点踉跄着来到了校门前面。这所高校同样没有在地震中幸免。它的教学楼、宿舍楼均有好几处裂开了大口子，虽然没出现整体性的坍塌，但显然已经没有人再胆敢待在里面超过一分钟了。 校区的操场上、空地上、过道里，只要是能容得下人的地方，这时已经全部搭起了紧急运送来的救灾专用帐篷。从校门口的高处俯看下去，是一片又一片的深蓝。 但是我们已经无暇顾及这些，时间紧迫。于是匆匆走进了校区，在几个师生的帮助下，13时55分，我们终于来到了校区内一个“大锅盖”的前面。 这里确实是专供学校进行信号接收的地方，一些师生正在周围拨打着电话。但是实际情况是，这个信号接收器也因为地震原因出现了故障，这些师生的电话还一直停留在“向外拨”的阶段，却没有人能够拨得通。 不过在现场，我仍旧发现有人对着手机的话筒在说话，“他们是怎么联系上的呢？”我赶紧走上前进行询问，得到的回答是，“在这个地方，往外拨电话是拨不通的，但是向里打电话却可以，你就等着外界给你打电话吧！” 于是就在这细雨的煎熬中，我和摄影记者田卫涛开始了最漫长的等待，等待沈阳的报社总部能够心有灵犀地打过来那么一个电话。 但现实情况却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悲观。我们等待的时间并不长，不一会儿的工夫，报社的电话就打过来了。实际上，由于我们在之前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失去了联系，报社总部的领导们也非常着急，于是嘱咐了专人，开始不停地给我们打电话。 来自家乡的声音在那一刻显得异常亲切，报社领导们的指示也同样及时、明确。 领导先听取了之前的采访进程，与采访内容，之后给出的具体指示是，“目前正有最新的工作需要你们去完成，现在立即退出都江堰市，返回成都！” 实际上，作出这个指示的另一层原因，还来自于报社总部通过相关渠道了解到的都江堰市现状：缺水、断电、95%的房屋遭到毁坏，无法入住、接下来随时都会发生余震、由于交通管制，再晚一点将很难找到能把我们带出都江堰市的车辆……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立即撤退”的命令也是出于报社对我们外派记者人身安全的着想。于是在挂断电话的那一刻，领导特意强调了一句，“务必注意安全，速速撤离！” 对于我们，报社的前进采访命令需要执行，撤退待命的命令也同样必须执行，虽然后者往往更难于接受。 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在寂静的“玉带桥街”街道上，突然传来了一声凄厉的呼喊…… 华商晨报记者赴四川大地震前线采访纪实 上期回顾：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接收电话信号的地方。 在那一刻，我们只是记者！ 于是，在5月13日14时30分的当口，我们在蒙蒙细雨中踏上了返回成都市的道路。 这条路实际上就是我们在清晨进入时所走的路，在当时的情况看，只有这条路是我们最熟悉的。于是“新建小学”救援现场、“都江堰中医院”救援现场，开始陆续在我们身边滑过。 虽然这些救援现场在当时仍旧紧张忙乱、生死一线，但我们在一路上想着的，却是尽快到达成都市，完成报社的新指令。 这样的念头持续了将近1个小时左右，就在我们跨过“蒲白桥”之后，它却被打断了。因为在寂静的“玉带桥街”街道上，突然传来了一声凄厉的呼喊。 “救命啊……”就是这样的一声呼喊。仅仅是一声。 但是虽然只有一声，它却在当时以及此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久久在我耳畔回荡，以至于在我回到沈阳一个多月之后，睡梦中仍旧有好几次被这声呼喊所惊醒。 于是，当漆黑的夜里我不得不因这声求救而睁开双眼时，面对着空洞的天花板，我的心头就会汹涌出当时听到呼喊声的感受：这是发自一个女人的声音，嘶哑中裹藏着无尽的凄楚，当它穿透天边淅淅沥沥的小雨传进耳膜时，可以分明感觉出那就是一个人在生命最后时刻的哀求…… 我之所以印象深刻，久久难忘，除了因为类似的求救声还是我平生第一次遭遇，更是因为“玉带桥街”街道在当时仍旧是寂静一片，一如我在清晨到来时的样子，而这声求救在寂静中就显得格外的刺耳、惊心。 “有人在喊救命吧？”我问田卫涛。 “大概是那边！”田卫涛指着发出声音的方向回答我，他也隐约听到了呼喊声。于是我俩不约而同停下了脚步。 顺着田卫涛手指的方向望去，那是一处紧靠街角、已经彻底坍塌成了瓦砾的店铺，但是却根本看不到人。 “过去看看。”我提议。 于是我俩调整了一下身后的背包和相机，它们已经在之前近一个小时的行进中，歪到了身体的另一侧。之后我们蹑着脚，一点一点向废墟走去。 越向前走，看得越真切：废墟里面根本没有人。转到了废墟的另一侧，仔细察看后，我们仍旧没有发现人。 “你不会是听错了吧？”田卫涛问我。“呼喊声很清晰，不会听错的。”我一边回答，一边也开始在心里有了狐疑。时至今日我还记得，那一刻我实际上是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的怀疑是：自己是否出现了幻听！ 我在之前曾听说过，一个人如果遭遇了触目惊心的恐怖场面，会在心理无法承受的情况下，导致精神紧张，从而出现幻听、幻视现象，而进入都江堰震区之后，大多数场景在我三十年的人生阅历中是根本就不曾遭遇过的，现场的恐怖一度让我难以接受、情绪紧张…… 但是我仍旧不甘心，“万一里面真的有人呢？”我想着，以至于站在原地呆住了。 发现我不再说话，田卫涛开始提醒我，“报社可是要求我们立即返回成都啊，继续在这里浪费时间，一会儿可就找不到回成都的车子啦……” 之后他提高嗓门强调了一下当时的时间：15时25分！ 这个时间意味着在当时可以利用的时间已经很少了，因为在前方，我们还必须走一段不短的路程，才能到达清晨进入都江堰时武警把守的那个路口，只有在那里，才有可能找到返回成都的车子。而时间越晚，这样的车子就越难找。 于是我提出了一个建议：朝着那个求救的声音回应两声，没有人回答的话，我们就离开！ 田卫涛同意了这个提议，他同时还补充了一句，“再另外制造点儿别的声音……”我们随后把目光同时投向了身边一堵已经坍塌了大半部分的墙，墙壁上正有一扇玻璃窗在细雨中摇摆着。于是我拾起了一块石头，在喊出“有人在吗”之后，抛了过去。 “哗啦”一声，玻璃碎了一地。但随即，四周就又恢复了寂静。 “确实是我听错了，老田！”在确定没有人之后，我说，“咱们走吧！” “再等一下，你听……”田卫涛突然拉住了我。 原来就在我准备转身的时候，我们驻足的那个废墟后面，传出了一声“有人吗”的呼喊，紧接着又有了第二声，“救命啊！” 还是相同的声音，这次不会有错了！我赶紧向废墟旁边的一条胡同跑去。 那条胡同是到达废墟后面的惟一通道，但在当时已经被折断的树干、电线杆以及建筑物坍塌后的砖头、瓦砾堵了个严严实实。我和田卫涛不得不越过这些障碍，蹒跚着来到废墟的后面。 这片废墟实际上是多栋住宅楼的坍塌现场。但是由于楼房坍塌得非常厉害，在当时已经辨认不出住宅楼原本的层高、栋数了。 废墟面积太大，以至于站在废墟的前面，我们仍旧无法确定发出求救声的具体地点，于是我们试着喊了一声，“你在哪里？” “在这里……”断了一小会儿之后，那个声音回答，虽然很微弱。 但这已经足以辨认出她的具体位置了。那个声音就来自于我们的正前方，是一片三层楼高的瓦砾堆，上面正摇摇欲坠着还没有坍塌掉的4层楼，我看到，这4层倾斜着的楼房已经因为地震而严重变形…… “声音就来自这4层楼！”我说着，和田卫涛一起攀上了瓦砾堆。终于在最底下的那层楼里，我发现了一名脉息尚存的妇女。 不过我和田卫涛却无法接近这名妇女。原因在于：她所在的房间口已经被两块地震时坍塌下来的水泥板封住了，两块水泥板之间的缝隙，仅容得下一只胳膊伸进去。 透过水泥板的缝隙，我才得以看清楚里面的情况：那名妇女40多岁，披散着的头发遮住了半张脸，露出的另外半张脸上面，挂满了灰和土。 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可贵…… 华商晨报记者赴四川大地震前线采访纪实 上期回顾：一声救命，让我们停下了脚步。 她发现我的时候，整个身体正俯在地面上，两只手使劲儿地向外扒着、向外挠着，她是试图从变了形的房间里爬出来。但实际上她的努力根本就是在徒劳，因为她的两条腿已经被一块掉落的预制板斜着压住了，这块预制板与旁边一堵坍塌的墙壁抵在了一起，形成了30度的角，即使她使出浑身的力气，仍旧是无法前进一丁点儿。 我和田卫涛只好透过水泥板的缝隙跟她说话。实际上那时候她已经发不出声音了，但是看到我们之后，她的嘴角却一直蠕动着。我只好把耳朵侧过去，才终于听清楚了她靠着气息发出的微弱的求救声，“救救我———救救我———” 于是我扭过脸准备先安慰她一下，但是这时候我却看到，她的双手已经抱在了一起，正俯在那里挣扎着向我打出一个作揖的姿势！我连忙冲着她大声说，“大姐，你放心———你放心———” 事后这名大姐挣扎着作揖的动作，时常能够在我脑海里回荡。我一直在想，如果仅让我用一句话去概括这次四川采访的感受，那么我最想说的就是，“时刻珍爱自己的生命！”其实我的这个感受，正是从都江堰地震现场那名大姐的作揖求救开始，并且在此后一点点加深的。因为在此之前，我可能也像很多人一样，在不同场合，不同地点，有过类似“大自然面前，人类是渺小的，人类是脆弱的”表达，但那些表达，无非是看过影视、读过书报之后的空感余谈，它远远比不上那名大姐作揖求救的亲历来得深刻、来得切肤。 因此我在当时的惟一一个念头就是，一定要把这个在地震中余生的妇女拯救出来。我也坚信，报社领导也一定会支持我留下来这么做，虽然他们之前曾要求我“立即返回成都”。 在灾难面前，没有什么是比生命更可贵的！ 我和田卫涛开始用力去搬那块挡在面前的水泥板，我们打算进入困住了那名妇女的房间，帮助她转移走压住了她的双腿的预制板。 但是我们没能够如愿。一方面在于，那块水泥板实在过于沉重，我们搬不动；另一方面在于，伴随着我们的用力搬挪，水泥板上面的几层楼开始不断滚落碎渣…… 于是在做了十多分钟的努力后，我和田卫涛商量，还是应该再另外找几个帮手，“靠我俩的力量肯定救不出来她！”这得到了田卫涛的赞同。 “大姐，我得去另外再找几个帮手……”我隔着水泥板的缝隙向里面说。那一刻，我开始憎恨起自己的无能来。 但是那名大姐却没有怪罪我。透过缝隙，我看到她正用力地点着头，眼神中除了乞求，还有谅解。于是我赶紧补充上一句，“你放心，我一定回来救你！” 怀着一份歉疚，我准备离开了。就在我转身的时候，原本没有力气出声的那个大姐，突然喊了出来，“你们一定要回来啊，姐姐的命就托付给你了！”之后四周又恢复了寂静。 无疑，这个女人是用尽了最后的一点力气，我们就是她在绝境中的希望。 我和田卫涛顶着雨从废墟里跑了出来。我们的想法是，必须回到“蒲白桥”那边，只有那边才能找到人。 半个小时后，我们遇到了一群市民。我于是把“还有一个女人活着”的消息告诉了他们，“那个女人现在就困在前面的一个废墟里……” 得到这个消息后，这群人非常惊讶，于是立即向那个废墟跑去。我和田卫涛则继续向前走，我们是希望能找到专业的救援队。据我们的了解，当时能找到最近的专业救援队，是在都江堰中医院救援现场。 在行进的途中，我们又相继遇到另外几拨市民，我们也把“废墟里还有人活着”消息告诉了他们。与之前的那群人一样，这些市民在得到消息后，也是立刻向废墟跑去。 后来我回想，其实在当时我根本没说清楚废墟的具体位置，但是人们好象并不在意这一点。救人，救出每一个还活着的人，已经成为了当时所有人的共识！ 于是当十分钟后我来到都江堰中医院救援现场时，一名武警负责人听说还有人活着时，立即指派了3名武警战士跟随我前往现场。 这使我一下子看到了希望。但实际上，这也成为了我一生挥之不去的遗憾。 我还记得，当时那名负责人在给我指派3名武警战士时，曾因“中医院的救援太艰难，无法派出更多人员跟你走”而面露愧色，而我也自以为是地认为“只要转移开挡在那名妇女前面的水泥板就可以”，于是也没有提出“需要更多人手、更多工具”的要求，我只让他们带着一个类似千斤顶的器械就匆匆向回返了。这在事后看来无疑是个失误。 半个多小时后，我们来到了困住那名妇女的废墟前。现场的情景让我吃惊：废墟前已经聚集着数十名市民。之前我虽然没有说清楚废墟的具体位置，但是得到消息后的那些市民，还是自发地找到了这里，他们是在查看过多个废墟后才找到的。 这些市民也如我们一样，没有办法移开阻挡在前面的水泥板，正在那里发愁。同时我还了解到，其中一个市民正是那名大姐的丈夫。地震之后，他以为妻子已经死去（实际上那时候她正昏迷），所以怀着无比的悲伤被邻居们拉走了。但是现在，他竟然发现妻子还活着，于是在现场，面对着无计可施的水泥板，他简直是疯狂了。 我和武警战士们的到来，突然间给了他们希望。这些市民自发地给我们闪开了一条路，于是由那名大姐的丈夫带领着，我们来到了水泥板前面。 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3根插入了墙体的钢筋阻断了我们的救援…… 华商晨报记者赴四川大地震前线采访纪实 上期回顾：我搬来了援兵。 这些武警战士不愧是专业的救援人员。他们一边把带来的那个器械插入水泥板缝隙中，一边指挥着市民给他们做帮手，以弥补救援人员的不足。于是只用了不一会儿的工夫，就把我曾经认为的无法逾越的水泥板障碍，撬开了更大的一条缝，足够人的身体钻入其中。 但是由于之前地震造成的破坏，武警战士在撬开水泥板的同时，也致使这层楼房上面的另外3层楼，出现了坍塌的危险，于是武警战士们和市民不得不用自己的身体做支撑，防止坍塌发生。 钻入房间的那名武警战士很快做出了勘察判断，实际情况无法让人乐观。 原来在压住那名大姐的预制板上面，还连接着3根插入了墙体的钢筋，正是它们造成了整块预制板无法被挪动。因此救出那名大姐的惟一办法，就是用器械割断预制板上面的钢筋，但是这些武警战士们却并没有带来切割机。 现实的情况是，因为当时走得匆忙，这些武警战士甚至连手台都没有带在身边，“只能再回去继续找人，让他们带切割机过来！”钻入房间的那名武警战士对我说。 这是让人无比尴尬的事情：我搬来了救兵，但仍旧无法救出人。于是被压在预制板底下的那名大姐，在出现了短暂的兴奋之后，竟然迅速有了崩溃的迹象。我看到，她的本来已经昂起的头，现在完全耷拉了下去，同时她的喘息也越来越微弱…… 大姐的丈夫也开始歇斯底里起来，“救救我的老婆啊———求求你们，救救她啊———救救她啊———”他甚至给我和武警战士们逐个下跪。 事后我总能想起当时那一幕，人的无助，也许莫过于此了吧？ 于是我们在现场很快做出了安排：由我和摄影记者田卫涛以及两名武警战士，再加上3名市民，立刻分头去寻找救兵，“务必以最快速度找来切割机等工具……” 在雨中，我们7个人分头出发了。 我在半小时后跑到了都江堰中医院救援现场，但是得知那里仅有的几台切割机已经转移到了新建小学救援现场，于是我又继续向前跑。20分钟后，终于在新建小学救援现场一名消防负责人的帮助下，得到了“可以带走一台切割机”的允许，那名负责人还同时指派两名消防官兵跟随我，“立刻去救人！” 40多分钟后，我带领消防官兵回到了废墟前面。但是在距离废墟还有一个街角的地方，却断断续续地传来了男人“呜———呜———呜”的哭泣声。 这是失去亲人后的最悲怆的哭泣：5分钟前，那位大姐死掉了！ 原来在我前去寻找切割机的时候，另外6个人在出发不久后就相继返回了，他们中有的人找来了铁锹，试图撬开预制板；有的人带回了新的救援人员，以充实人手；但就是没有人能够找到能切割开那3根钢筋的机器。 于是当最后一个人领回来两名医生时，那位大姐的丈夫为了救妻子，竟然不顾阻拦，央求那两名医生实施截肢手术，“把我老婆的双腿锯断吧，这样她就能够得救啦！” 虽然田卫涛在当时进行了劝解，“我的同事一定能带回来切割机”，但是大姐的丈夫仍旧执意而行。结果截肢手术实施得很不顺利，现场就出现了失血过多…… 后来我曾问起那两名医生，当时为什么锯不断那位大姐的双腿，我得到的回答是：在他们三十多年的医龄中，还是第一次实施这么恐怖的截肢手术，“锯腿的时候，双手一直在发抖，头顶上不断有石块往下掉，整栋大楼随时都可能坍塌，于是当那位大姐的腿上流出血的时候，他们的脑子里竟然一片空白，双手抖得就更厉害了……” 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大姐的丈夫扑在我怀里痛哭的时候，我充满自责……
华商晨报记者赴四川大地震前线采访纪实 上期回顾：大姐的丈夫救人心切，让医生锯断她的双腿。 看到我带来了消防官兵和切割机，那名大姐的丈夫扑向我开始大哭起来。他的双手紧拽着我的胳膊，并且把整张脸俯在了我的怀里，“老婆啊，这就是我们的命啊，是我害了你啊！”我至今还记得他扑在我怀里痛哭时所说的这句话。 我在当时无言以对。只是站在雨水里默默地想，“如果我能早到5分钟，如果我在当初不那么自以为是！”在那一刻，我充满了自责。也许在当时我只能用自责来弥补曾经的过失，因为与她的丈夫痛哭时一同浮现的，是那名大姐挣扎着向我作揖的样子，和她喘着微弱气息苦苦哀求的情景…… 这份自责在接下来的四川采访中一直伴随着我，甚至在我回到沈阳以后，它也不曾远离。虽然很多朋友曾劝解我说，那位大姐的死亡，其实责任并不在我。但是目睹着一条生命以那样的形式消失，谁又能够不动容、不伤怀呢？ 那么，就让悲伤长久地相伴吧，它必定能时刻提醒我们：珍爱生命，珍爱生活！ 在当时的细雨中，我们在场所有人的悲伤就是在这样的感怀中持续着，延伸着。直至一名市民拍打我肩头时的提醒，才突然使我脱离出恍惚，开始焦急起来。 离开都江堰 我的焦急在于：同事田卫涛不见了…… 关于他的去向，在一名拍打着我肩头的市民那里，我终于得到了了解：原来在那位大姐的丈夫执意进行截肢手术时，田卫涛曾以“我们是记者，我的同事承诺说会带切割机回来，他就一定能办到”进行劝阻，但是没有奏效。 于是为了延缓手术的实施，田卫涛只好又提出“我亲自去找同事，一定把切割机带回来！”之后就沿着我当初离开的方向跑去了。事后看来，这种做法无疑是一个失误。因为田卫涛的离去，在当时的情形下竟然使那位大姐的丈夫产生了“记者们已经不管我老婆了”的错觉。以至于几分钟之后，他就哀求着医生开始实施了截肢手术。 现实往往就是这样，在逃避命运的路上，我们总是会与命运不期而遇！ 截肢手术造成了那位大姐的去世。而她去世几分钟之后，我就带着切割机返回了。当那名市民把这一切告诉我的时候，我分析，田卫涛一定是与我在半路错过了。他现在正四处寻找我。 当时那名市民拍打着我肩头所作出的提醒就是：赶紧去追赶你的同事吧，现在的时间已经不早啦！ 这确实是摆在我眼前最紧迫的一个问题：由于救援那位大姐耽搁了太多的工夫，当时的时间已经是17时20分，天色正渐渐暗下去，而我准备返回成都的车子还没有着落，我的同事又不见踪迹…… 我迅速闪出了两个念头：先找到同事，再出城雇车（由于交通管制，当时在都江堰市市区内根本雇不到能够前往成都市的车辆）。于是我决定沿着田卫涛离开的方向去追赶他，为了不使我们第二次擦身而过，我又与废墟现场的几名市民商量，“如果田卫涛返回了，希望你们能让他去一个固定地点等我！” 我的恳求得到了那几名市民“愿意帮忙”的回应。但是在当时，我却说不出让田卫涛前去等我的具体地点。这里毕竟是四川省都江堰市，不是我的家乡辽宁沈阳。于是我只好听从那几名市民的建议，最后把地点设在了都江堰市比较大的商场———“成都百货大楼”门前，虽然我在此前也对这个地点一无所知。 就这样，我挥别了那几名市民，第三次向“都江堰中医院”救援现场的方向跑去。这次，是为了寻找我的同事。 我没有理由不这样做，因为一路上我不断告诫自己的，就是从沈阳出发前报社领导的最后嘱咐：注意安全，震区就是战场，你们俩采访时要时刻保证不分离！ “放心吧，我的好同事。”我这样想着，“我一定不会丢下你独自回成都的！”于是我加快了脚步，并且把目光投向了每一处眼力可及的地方。 但是在半个小时的寻找中，我却发现自己毫无收获。一条条雨水打湿的马路上，除了忙碌的救援，就是匆匆的人流。要在其中寻找到一个人———有决心并不意味着有能力！ 在走过了不知多少个街口后，我陷入了深深的茫然。离开还是留下？这个严峻的问题再一次摆在了我的面前：一方面是忠于报社的安排立即回成都，另一方面是独自离去后让自己陷入不义。于是我决定再碰一次运气，试试田卫涛的手机是否能拨通。 我这样做是希望能够在上面的抉择中得到两全。当时我给自己设定了再寻找半个小时的时限，并且在寻找中，一边拼命地拨打田卫涛的手机，一边留心周围是否有可以使用的固定电话。 这是因为：当时我的手机仍旧没有信号，无法向外拨出电话。但我却牢记着在“四川农业大学都江堰分校”曾得到的那个忠告：在这里，往外拨电话是拨不通的，但是向里打电话却可以！于是我就企盼着，用一部固定电话去拨通他的手机，“也许固定电话在地震中受到的影响会小一些呢？”我猜测。 都江堰市的实际情况也正如我的猜测。几分钟之后，我在街角发现了一部固定电话。这部电话就摆放在一家药房的柜台上面，药房在地震中已经整体坍塌破损，但是摆放电话的那一侧，却仍旧完好。由于此时已是人去屋空，我无法进入药房，于是只好透过破碎的玻璃窗，把一只手伸入药房的柜台上，抓起了那部固定电话。当我按照田卫涛的手机号码拨打出去时，没想到真的拨通了。 后来田卫涛告诉我，他在离开那位大姐前去找我的时候，也相继来到了“都江堰中医院”救援现场、“新建小学”救援现场，并且得知我已经带回了一台切割机，因此他才没有急着返回，而是决定向报社汇报一下救人的事情。于是他就顺路来到了“四川农业大学都江堰分校”有通讯信号接收器的地方，“没想到刚一到，你的电话就打过来了！” 20分钟后，我们俩终于在“成都百货大楼”门前见了面。我仍旧选择在这里碰面，实际上是出于稳妥的考虑，因为在当时，我们确实是找不到彼此都知道的其他地点，而根据市民们曾经给我的建议，“成都百货大楼”是都江堰市规模比较大的商场，相对来说更容易打听到。 与九死一生后的战友重逢一样，我们在看到彼此之后，竟然都僵在了原地，互相打量着对方，足有半分钟的时间。在那一刻，我也终于明白了，以往电影中看到的别后相聚总要热烈拥抱的场景，原来多半出自导演的设计。人类最质朴的感情，仍旧是“此处无声胜有声”的那一瞬间凝眸！ 田卫涛同时还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就是在他赶过来的时候，曾路遇一名媒体同行，对方已经把采访车开进了都江堰市市区，“现在正好也要返回，那名同行答应了可以把我们俩捎回成都，他现在正在前面等着呢……” 这确实是一个“雪中送碳”式的好消息。于是顾不上采访包的歪歪扭扭，顾不上衣服、鞋子正水珠滴答，更顾不上一天来的饥肠辘辘、腰酸腿痛，我跟随着田卫涛，以最大的努力向着那名同行、那辆采访车方向飞奔。 当时我们俩确实是使尽了最后的一点力气。终于在10分钟后跑到了那名媒体同行答应等待的地点，但是得到的却是一个失望的消息：由于一名伤员需要紧急送往成都市市区，在现场没有车子的情况下，那名同行的采访车临时充当了急救车…… 我和田卫涛之前已经高涨起来的情绪迅速崩溃了。我们一屁股坐在了路边，大口喘着粗气，并且互相倚着尽量不让对方倒下，“怎么办啊？”我问。 “我也不知道！”他说。这时我看到，他的脸庞在天边最后一抹余晖的映射下，开始抽搐起来。 “那还是继续走吧。”我说，“就是爬，我们也得爬到成都去！”在半空中，我挥舞了一下拳头，像是在给自己打气。实际上在那一刻，我却心虚得很。 毕竟路途迢遥，前程渺茫。 我拉起了田卫涛的胳膊，搀扶着他，开始向前走，但是却没有任何前进的方向感。我确实是不知道该往何处走，也不知道哪一条路能够通向成都市。当时我已经暗自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这个夜里可能会在都江堰市度过，“如果余震来袭，只好生死有命！” 走过了一个街口，又是一个街口，就是在这样的茫然中，我们走到了一处已经坍塌的银行前面，突然从侧面，传来了一声清脆的汽车喇叭声，紧接着又传来了第二声。 我侧头望去，发现有一辆黑颜色的“马自达”轿车停在那里，车里面的人正注视着我。我在当时非常纳闷，因为我的位置与那辆轿车还尚有一段距离，我根本妨碍不到它的行驶。于是我准备不作理睬，继续向前走。但是意外的是，车子的喇叭又冲我响了起来，同时车灯还一闪一闪的，这时我看到，驾驶室的车窗摇了下来，里面的人开始向我挥手。 “这分明是让我们过去。”我想着，于是拉着田卫涛开始向轿车走去。 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这个女孩儿到底是谁，为什么会带着我离开都江堰…… 上期回顾：就在我和同事最无助时，突然看见有人向我们招手。 驾驶室里面的那个人果然是在招呼我。走到近前后，我得到了确认，“你们是要回成都吗？”说话的是个女孩儿，二十多岁，一只手正扶在方向盘上面。 得到肯定答复后，她推开驾驶室的门，走了下来。随后给我们打开了车子后门，“赶快上车吧，我带你们回去！” 她的举动让我吃惊不已。就在我瞠目结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时，她一边帮我把背包从身后卸了下来，一边向副驾驶位置上的另一名女孩儿说，“我们这就出发！” “难道会从天上掉下来一辆车子？”我脑子里这样想着，脚底下却迫不及待地上了轿车。连续的采访之后，我实在是太累了、太饿了、太冷了，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无法拒绝这名女孩儿的邀请。 女孩儿换了一下挡，轿车启动了，我和田卫涛坐在柔软舒适的车后座上面，看到一个个救援现场开始向身后滑去。“给你们牛奶！”副驾驶位置上那名女孩儿随后又递过来几块面包，“你们累坏了吧？” “不累！”田卫涛在当时还保持着自己的尊严，但是驾车的那个女孩儿很快接过了话头儿，“不累才怪！”她此时正透过车子的后视镜看着我，“脸上面都看得见泥啊！” 她随后开始询问我来自哪里，是什么时候到的都江堰。我一一回答后，对话开始转到我的疑问上来，我想知道：这个女孩儿到底是谁，为什么会带着我离开都江堰？ 最美丽的女志愿者 轿车一点点驶出了都江堰市，目的地是成都。我发现，那个驾车女孩儿选择的路线，既不是出城的高速公路，也不是之前出租车司机带我进城时所走过的附道“沙西线”。 这条路，平坦，却隐蔽，狭长的道路上几乎遇不到往来车辆。前进途中，总是有被惊飞的鸟儿从树丛中扑腾而起，留在半空中一声长长的嘶鸣……这确实是一条被大多数人所不知的道路。但是这却并不代表女孩儿对这条道路不熟悉。当途中我们路遇几个弯道时，那个女孩儿总能轻盈，同时熟练地越过。她还不时提醒我们：前方会有颠簸！ 于是我确信，这个女孩儿一定是从这条路上把车子开进都江堰市市区的，我之所以这样认为，是因为我还清晰地记得，当初我进入都江堰市市区时，已经实行交通管制，外来车辆根本不可能进入。 那么，一条连出租车司机都不知晓的隐蔽道路，这个女孩儿又是怎么熟悉的呢？她到底是谁呢？ 当轿车转过又一个弯道，我准备解开心中的疑惑。“我想知道———”我的话刚一出口，轿车却突然停住了。 原来在路边，正有一对夫妇弓着腰，互相搀扶着，吃力地在向前走。于是我的问话就在此被打断了，代之的是驾车女孩儿与这对夫妇的对话——— “你们要去哪儿？”女孩儿问。 “去前面的一个亲戚家！”丈夫答。 “这条路我走过，还有好远才能见到人家呢……”女孩儿说。 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其实这个女孩儿还隐瞒着另一个前往震区的原因…… 上期回顾：这个女孩到底是谁，为什么会带着我们离开都江堰。 “都江堰已经不能住人了，我只能去投靠亲戚！”丈夫说。 “那就上车挤一挤吧，我给你们带过去！”女孩儿说。随后她下车帮夫妇俩打开了车子后门。 我和田卫涛尽量让出些空间，以便夫妇俩能够与我们同时坐在车子后面。载着6个人的黑色“马自达”牌轿车，继续向成都方向驶去。 伴随着这对夫妇上了轿车，关于女孩儿的身份也渐渐清晰起来：她是一名来自成都市的志愿者，地震发生之后，在第一时间就参与到了救援行动中，并且成为了少数几个进入都江堰震区的志愿者之一。 5月12日下午，地震发生不久，她所在的单位就紧急放假了。她于是赶紧回家看望母亲。此时成都市的广播、电视已经开始滚动播出震区的消息，其中一条重要消息就是震区的伤员们急需血浆。在回家发现母亲无恙后，母女俩经过商量，结伴来到了家附近的献血屋，准备义务献血。 这对母女在献血屋前面排队4个多小时，也没有献上血。但是她们仍旧坚持要为震区尽一份力，最后母女俩只好被安排去了血站区进行献血。 献血，成为了成都市市民在当时参与最多的救援行动，很多市民把它看作是自己必须完成的任务。 于是，这对母女一直排队到5月13日凌晨4时，才终于达成了“为震区尽一份力”的心愿。 也就是在排队等待献血的时候，这个女孩儿悄悄萌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亲自到震区帮助灾民。她在驾车途中回忆起这个初衷时还记得，当时电视、广播中滚动播出的震区画面实在是太揪心了，“我还记得一个小女孩儿趴在死去的爸爸身上痛哭的情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所以除了献血，我觉得还应该再帮帮他们……”女孩说。 于是当献血完毕，把妈妈送到一个安全地方后，这个女孩儿开始付诸她的想法，一个没敢告诉妈妈的想法。 其实当这个女孩儿在途中向我讲起这些时，她还曾隐瞒着另一个前往震区的原因。 这个原因是我很久以后才得知、并感受到的，那就是她确实具有能够进入震区、能够帮助灾民的能力———一方面，她曾经的校园学习经验和现在的单位工作经验，使她具有一定的心理学知识，也具有一定的野外生存知识，这使她可以对震区的灾民实施心理辅导，同时她还了解震后的灾民们缺什么、需要什么；另一方面，当时最严重的都江堰震区已经开始实施交通管制，但是因为她曾在几年间从不同道路多次进入过都江堰市，因此她自信能够在交通管制的情况下进入震区。 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却是，这个女孩儿拥有着自己的交通工具———一辆刚刚购买的“马自达牌”轿车。 5月13日凌晨6时，她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单位另一名要好的女同事，得到了响应。于是两名女孩儿自费购买了大量震后灾民的生活必需品（事后在她列给我的详单中，我发现这些必需品确实正是震区灾民所需），出发前往都江堰市。 她们所走的道路就是那条被多数人所不知的偏僻小路。9时30分，她们顺利进入了都江堰市市区。而在此前以及之后，有大批从成都赶来的志愿者因交通管制被拦截在了半路。 于是当这个女孩儿在到达都江堰之后向单位领导告假时，单位领导竟然吃惊得有些不相信，得到确认后，才不住地叮嘱：“可要多加小心，可要注意安全啊！” 对于为什么到达都江堰之后才向领导告假，这个女孩儿有着自己的考虑，“否则领导就不会让我来了，这里毕竟存在危险！”她说这句话时，我透过车子后视镜可以清晰看到，她那一双明亮的眸子里，充满了坚定。 这确实是一名有着坚定想法的女孩儿。后来在我们熟悉以后，她曾告诉我，其实在得知了地震发生的消息后，她就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尽义务去帮助震区的灾民！于是，她依靠着这份坚定，在第一时间到达了都江堰市，把生活必需品送到了多名灾民手中。同样是依靠着这份坚定，在19时45分时，那对半路遇到的夫妇被她送到了亲戚家门口。 “那么，当时又为什么招呼我上车呢？”重新出发后，我问那个女孩儿。 她嫣然一笑，没有回答。只是踩了一下油门。 由于此前太过困倦，所以没过多一会儿，我在车上就昏昏欲睡了。以至于这个问题在当时并没有得到答案。 其实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那个女孩儿仍旧是避而不答。直至几天前，我又一次在msn上询问，她才终于说出了当时的感受，“我按车喇叭时，你回头的那一瞬间，眼睛里充满了疲惫、无助，还有一点点绝望……” 这是来自外人对我当时状态的描述，现在时隔两个多月了，我在心平气和之后已经可以接受。但是在当时，作为一名怀抱着热情前去采访的记者，我是无法容忍自己是这个样子的，尤其不能容忍自己的绝望被人察觉。我害怕遭人耻笑，那是对一名记者的自尊心的伤害。我想，如果在当时我知道了这一切，我接下来的采访很可能会受到影响。 不过幸运的是，看到我样子的人，当时并没有把真相告诉我！ 她同时也体贴地保持着车内的安静，没有打开收音机，没有打扰我的睡眠。 从都江堰到成都，我和田卫涛昏睡了一路，极大地恢复了体力。20时30分，随着一阵颠簸加剧，我们终于回到了成都市。 话别的时刻来临了。直到此时，我才突然意识到，我竟然连女孩儿的名字都还不知道。于是怀着一点感激，一点惴惴不安，我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可以留个电话吗？” 话说出口的那一刻，我开始对自己一路上的失礼后悔，“什么时候睡觉不好呢，真是丢人！”我这样想着，生怕刚才的要求会让女孩儿生出些许怪罪。 但是我错了。女孩儿落落大方地说出了自己的电话号码，之后也没有隐瞒自己的名字———林忆。一个充满了中国古典风韵的好名字！ 我赶紧拿出采访本记录下来，同时也忙不迭地报上了自己的电话，“我的电话是……我的名字是……” 说完这些之后，我却仍然感觉心里面空落落的，好像还有事情忘记了一样，“对———其实———其实我是记者！”我一下子想了起来，于是用神秘的语气跟她说。 那个瞬间，一种职业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但是林忆却好像早有准备一样，“我早就看出来了！”说完后又是嫣然一笑，不再作声。当时我也不方便继续追问，只好尴尬地回了一个笑脸。 直至几天前，当她在msn上讲述完“我的眼神里充满绝望”的感受后，才继续说出了为什么按车喇叭的原因：原来当我和田卫涛在坍塌的银行前面刚一出现，林忆就注意到了，她当时就判断出我们是记者，而且正需要车子。 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下期看点：我的眼神正符合她的判断，于是她按响了车喇叭…… 上期回顾：在女孩的帮助下，我和同事回到成都市。 她的判断是源于一天时间里与记者们的接触。实际上，在遇到我和田卫涛之前，也曾有其他媒体的多名记者找到她，表达过搭车回成都的想法，但是她当时带给震区灾民的生活必需品还没有分发完，因此无法满足那些记者的需要。不过林忆却渐渐有了一个判断，就是“都江堰市汇集了很多记者，这些记者回成都的时候非常需要车子”。于是当我和田卫涛出现时，我们的装束使她相信我一定是记者，而我的眼神又正符合她的判断，于是她就按响了车喇叭。 在那一刻，林忆带到震区的生活必需品刚好分发完。她正准备回成都。 这些曾经的过往现在已经渐渐清晰了，但是在当时，出于对两名异地记者的体贴和理解，她的举动却让自己充满了神秘感。而伴随着对一些问题的笑而不答，她带给我的神秘感竟然越来越强烈，甚至在话别的一刹那，转化成了依赖感。 这种依赖实际上是来自一名记者采访一座陌生城市时的恐惧！ 于是在林忆回身上车的那一刻，这种恐惧驱使着我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如果我需要问路，你能帮忙吗？” 她的本来已经转过去的身子又转了回来，“当然没问题啊。”回答的语气让人感到塌实，“你们是记者嘛！”之后林忆就消失在了夜色中。 事后想来，当初这个问答其实是充满了随意、甚至客气的成分，也许那只是一个陌生人对另一个陌生人问话的敷衍，但就是这看起来的不经意，却在此后开启了一段长达2500公里的生死之旅。 旅途的前方，是汶川！ 纸上的汶川 在看过我前面的追述文字之后，可能会有一些人不理解：为什么我要花费那么大的篇幅，去描述一名把我从都江堰带回成都的女孩儿，她不只是出了趟车吗，她值得那么重点的关注吗？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在此后长达23天的震区采访中，我又相继遇到了无数类似的人，他们的举动，他们的所为，全部与这个驾车女孩儿似曾相识。他们，就是那群有着共同、却又响亮的名字的群体：志愿者！ 我还发现，这些志愿者中间，有很大一部分人是“80后”、“90后”的少男少女们。而这个驾车女孩儿林忆，实际上正是“80后”的一分子，同时也是我在四川震区遇到的第一个志愿者。与她的接触中，我确实深切感受到了这些来到震区的志愿者们的人性光辉。更何况，在我们话别不久，她就又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开始默默帮助我了。 这个帮助，是从报社的另外一名女同事向我求救开始的。 当时与林忆话别后，我和田卫涛赶紧在附近住进了一家宾馆。实际上这在当时是很危险的举动，因为成都仍旧在余震不断，房屋随时有倒塌的危险。但由于我俩既没有帐篷，又需要写稿，所以只好冒险一试。我们找到了一家带有网线的宾馆，这是我们记者出差在外时发稿所必须的。 之后赶紧与报社取得联系。我们在当时得到的指示是：稿子先不必写了，同时介于四川余震不断，危险加剧，报社希望我们返回沈阳。 这是一个饱含着对外派记者挂念的指示，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却无法执行。主要原因就是，从成都回沈阳的主要交通工具已经因为地震阻断了。于是在向报社反馈后，我们被告知“那就先继续待在成都吧，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报社领导说。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报社另外一名女同事正身处险境”的消息突然传来…… 上期回顾：我们找到了一家带有网线的宾馆，但报社希望我们回沈阳。 报社领导同时还允许我和田卫涛先不必发稿。而现实的情况是，我俩也确实无法向沈阳传发稿件，因为直到住进了宾馆，我们才发现，地震已经使成都市的网络整体瘫痪了。 于是在5月13日21时30分的当口，紧张了24个小时的神经终于得到松弛，我和田卫涛感受到了饥饿。 那是一种由胃里发出的翻江倒海式的饥饿，自从沈阳出发以来，我们俩还没有正经地吃过一顿饭，这在之前的都江堰采访中，可能还不曾顾及，但是在这一刻，饥饿促使我俩不得不赶紧去找些食物。 在当时的成都市，地震致使多数店铺都关了门，因此寻找食物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俩花费了半个多小时，才终于从一个偏僻街角的小卖店里，买到了一些压缩饼干、矿泉水，于是兴冲冲地带回了宾馆。 我们打算吃饱之后，再去寻找一个帐篷安稳地睡一觉。但是没有想到，就在我俩刚刚打开压缩饼干的外包装时，“报社另外一名女同事正身处险境”的消息突然传来。 长期关注《华商晨报》的很多读者也许还记得，在本报两个多月之前有关四川地震的报道中，曾刊发过记者王佳的多篇稿件，内容是记述她身陷地震现场、艰难逃离险境的经过。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是一直与记者王佳保持联系，并试图给予帮助的多名同事之一。 当时，记者王佳是在休年假期间前往九寨沟风景旅游区游玩，没想到地震突然发生了，王佳因此受困在即将到达九寨沟的途中，直至5月13日深夜仍未脱险。 身为一名女孩儿，王佳的处境牵动着报社所有同事的心弦，尤其是以她所在的文化娱乐部同事更为紧张。于是当得知我作为特派记者已经深入震区之后，王佳的部门领导在第一时间打来了电话，希望我能给同事王佳提供帮助。 这其实是毋庸多言的：向身处险境的同事施以援助之手，是报社所有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于是我放下饼干不再吃了，赶紧按照手机号码给王佳拨去了电话。 我现在还能记起那一刻拨打她手机时的惟一心情：担心！ 而当时首先让我担心的，实际上是害怕她的手机拨不通。因为地震已经造成很多地方通讯信号不畅通，如果我联系不到王佳，那就无从知道她的处境到底是怎么样，因此所谓的帮助也就更近似于空谈。但是所幸的是，王佳的手机接通了。 当时具体说的每一个字，我现在已经不太可能记起了，但是大致的交谈内容，我仍旧印象深刻：我首先是向王佳询问了当时的处境，得到的介绍是：“两天时间里先后有3辆满载乘客的大客车向九寨沟方向行进，我所坐的车子是处在中间的那辆，现在困在了半路，而前面先过去的那辆车和后面正赶上来那辆车，有传言说已经分别有人遇难，所以我所在的客车上的乘客都非常害怕，我们已经在车子上待了一天一夜了，四周全是高山……” 王佳介绍完这些之后，我们的通话突然在一阵嘈杂声中中断了。过了好一阵儿，我们才重新联系上，原来在刚才，王佳所待的大客车里面发生了短暂的骚动，骚动原因在于，乘客们在“离开和留下”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于是意见相左的两派乘客开始各抒己见：一派主张尽快离开受困地点，不能坐以待毙，他们提出的离开方案是“前往兰州，再转路去其他安全地区”；另一派则认为前往兰州的道路不知道是否安全，与其丧命在那条道路上，还不如继续等待，静观其变。 两派乘客争执不下，几乎发生肢体冲突，于是王佳恳请我，“能不能帮忙出个主意，起码告诉我到底是走还是留呢？” 这实际上是一个让我非常为难的请求，因为就当时的处境而言，我对外界尤其是对前往兰州那条道路的了解，并不比王佳具备优势：我所入住的宾馆里面，除了能观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的惟一一个电视节目，其他的诸如上网、报纸、观看电视台的其他频道，我全都无法做到。因为没有地图册，我甚至连前往兰州的那条道路到底怎么走都不知道。 但是种种为难，我却不能对王佳说出口。这是之前我在都江堰市采访时所得出的结论：必须要给绝望的人以希望！于是当王佳恳请我出主意时，我爽快地答应了下来，“你稍等一下，我得给你去问问，一会儿我就告诉你该怎么做！” 其实在当时我已经盘算好了去问谁。 挂断王佳的电话后，我相继给几名媒体朋友拨去了电话，他们也都是地震之后相继来到震区采访的。但是对于我的问题，他们却无法给出解答，因为他们对那条道路也是知之甚少。就在我深感要失信于王佳时，突然有一个人从我的脑海里冒了出来，“林忆也许会知道吧？”我想，“她毕竟是四川人啊！” 于是赶紧翻出林忆在一个多小时前留下的电话号码，拨了过去。 林忆在那时候还没有睡觉，于是我把同事的处境向她作了介绍，之后开始征求她的“是走还是留”的意见。林忆并没有立刻回答，她表示也需要去询问别人，“不过我可以保证，肯定会问到那条路的路况！” 5分钟之后，林忆的电话打了过来，她确实去询问了，但是了解情况的那个人，因为种种原因，只能等到第二天才能给出路况的确切回复，“不过我的朋友还是给出了建议，就是今天晚上最好不要乱走，因为再晚些将有强降雨，九寨沟那边的道路会很危险，所以你告诉同事，还是应该留下，等明天清晨我把路况问清楚了，白天再走也不迟，起码白天的天气会好很多……”林忆说。 我随即把这个建议反馈给王佳，她的答复是，“我再考虑考虑吧！”实际上她在那个时候是在争求其他同事的意见。直到15分钟后，王佳才给我发来了短信。 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上期回顾：我又开始求助林忆。 以下就是同事和我在当时的短信交流原文，这些内容，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中最珍贵的一部分，以至于过了这么久，我仍旧把它保留在手机中——— （22时23分42秒）王佳：只能这样了，真的是欲哭无泪啊。 （22时29分49秒）我：我能体谅你，但这时候更需要镇静，不能草率啊，况且作为你的同事，我正在不远的地方，所以不会眼看着你在那边让人担心的，明天等我消息吧。 （22时40分20秒）王佳：嗯，这一晚最难捱！走不了啊，不知道怎么办啊。 （22时49分12秒）我：不好意思。刚才想再查一下近况，但是网络却仍旧连接不上。我是这么想的，现在救援队已经进入汶川了，这肯定说明最近不会再发生诸如地震之类的灾难了。所以你也不必担心今晚，明天肯定会是个好天气的。 （23时02分30秒）王佳：这些人走了，没有答复，我们只有这么等了，我就是想回家。（说明：当时在大客车上提出离开受困地点的那一派乘客，在争执不下后终于不顾其他人的感受，强行离开了） （23时05分13秒）我：想想电影《后天》，那些走出图书馆的人…… （23时09分47秒）王佳：我尽量放松，这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真是怕了，一想到会被憋死在沟里就怕死了！ （23时10分52秒）我：尽量放松啊！ 给王佳回复完最后一条短信后，我仍旧不放心路况询问的事情，于是又给林忆发去了一条短信。 （23时12分45秒）我：不好意思，刚才在跟同事说话，她很着急！所以安慰了她一会儿。谢谢你刚才的建议，我已经告诉同事了。关于去兰州的那个路况，还麻烦你明天再催一下，我很替我的同事担心，谢谢你！ 当时我只是想跟林忆再确认一下路况询问的事情，除了这么做，我无计可施。 不一会儿，我就得到了林忆的回复，“没有问题，放心好啦！”这是她当时对路况询问一事的回复，不过把手机屏的界面继续向下拉，后面竟然还有其他文字，“明天你们会去哪里？” 很长时间以后，我曾跟林忆聊起过这个询问，“当时怎么想起来问我第2天的行程呢？”她也是在msn上面给了一个回答，“主要是觉得你们记者很辛苦，从那么远的辽宁来到震区，在这里也不认识路，而且每天余震不断，所以很担心你们，就随便问了一下！” 但就是这份深夜里对远来记者的担心，却与一个多小时之前，我们俩那充满随意成分的问答一道，彻底改变了我接下来的安排。 当时由于一桩事接着一桩事相继出现，我和田卫涛还没有腾出时间，去仔细考虑林忆提到的这个问题，于是只好敷衍的回复短信说，“我倒是挺想去震中汶川的，但是连解放军都进不去，唉……” 现在想来，当时这个短信回复确实充满着敷衍、搪塞的味道。因为在那一刻，我的心思还全在同事的安全上面。但是这个短信回复所提到的内容也确实是事实：从都江堰进入汶川的道路已经在地震中彻底毁坏了，包括本报在内，很多媒体都对解放军、武警战士一直无法进入汶川的事情给予过广泛报道。那一刻，怎么进入震中汶川，什么时候进入震中汶川，震中汶川在地震后变成了什么样子，正牵动着全中国人民最敏感的神经。 所以我给林忆敷衍回复的这条短信，也是一名新闻记者出于职业的敏感、针对当时震区情况所做出的条件反射。 让我吃惊的，是林忆在稍后发来的一个回复。 当时大约隔了15分钟时间，就在我又给王佳重新打过一个安慰电话后，我的手机突然响起，之后我看到了15个字：“别人没有办法进去，我却可能有办法！” 这条短信回复，迅速刺激了我当时的神经，一名记者的新闻神经。于是我赶紧给林忆打去电话，以确认短信的内容。林忆果然不是在开玩笑，“现在还没完全落实好，不过我很可能会有办法进去，明天再告诉你吧！” 事后我才知道，当时林忆正与很多在旅行方面志同道合的朋友，通过电话交流、地图查阅等形式，寻找能够进入汶川的其他道路。他们的寻找，并没有任何功利的成分，那只是出自对家乡的热爱、对地震情况的焦急。 但我在当时却浑然不知，于是在挂断电话后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小女孩儿，到底能想出什么惊人的办法呢？出于对这个办法的好奇，同时不忘同事身处的险境，辗转反侧中，我昏昏沉沉地睡过去了。 5月14日一早，清脆的电话声就吵醒了我。是林忆的声音，她带来了询问之后的路况消息，“通往兰州的那条道路是新修的，很畅通，并没有受到地震影响！” 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于是我赶紧反馈给了王佳。9点钟，王佳与其他乘客出发了。正是沿着这条路，她们最后脱离了险境。 但是在挂断同事的电话之后，我突然想起了进入汶川的事情，“林忆提到的办法不知道落实了没有？”我这样想着，于是又给林忆拨去了电话。我得到的回答是，“还需要进一步落实，你先别着急，就在宾馆等我消息吧！” 出于之前留下的美好印象，我接受了林忆的回答。不过从7点钟到10点钟，在等待消息的3个小时里，我仍旧不停地思考着两个问题：如果林忆的办法可行，我是否应该违背报社“安全待在成都”的要求，执意进入汶川呢？如果办法不可行，我难道就在宾馆傻傻地待着，为了安全做一个“明哲保身”的冷眼旁观者吗？ 最后我决定，无论如何都不能把地震的灾难置之身外。我既然来到了震区，就一定要投入到来自全国的救援队伍中去，或者作为记者，或者作为志愿者，为震区的灾民尽一份力量，虽然是一份很微薄的力量！ 于是当林忆驾驶着黑色“马自达”轿车，缓缓出现在宾馆的落地大玻璃窗外时，我赶紧迎了上去。她没有失信，她确实带来了让我惊讶的办法，那就是一张写在白纸上的行进路线图：成都———雅安———天全———泸定———小金———马尔康———米亚罗———理县———汶川。 这就是后来为很多人所熟知的“汶川西线”。解放军、武警战士在“都江堰—汶川”这条“东线道路”无法打通的情况下，不得不重新抉择，最后选定了这条“西线道路”，才终于把大部队源源不断地开进了震中汶川。 但是在当时，这条“西线道路”却并没有进入救援部队的视野。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西线道路”路途的遥远。这条道路全程近1500公里，大部队如果选择这条道路，至少需要3天时间才能够从成都到达汶川，与此同时，却无法保证后续部队能够增援到位。 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上期回顾：林忆拿来了路线图。 于是，救援部队才宁愿把更多时间花费在全力打通“东线道路”上面，以至于准备进入汶川的部队，当时全部集中在了都江堰市。 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西线道路”多数路段是在深山里、高原上攀行，人迹罕至，缺少监测，关于这条路线的路况信息异常闭塞，地震之后，很少有人能说清楚这条路是不是也受到了地震影响，是不是也出现了与“东线道路”一样中途垮断的现象。基于稳妥考虑，救援部队才没有把重兵投向这里。 林忆所解决的，正是后一个疑问！ 当时，在发现救援部队迟迟不能从“东线道路”进入汶川之后，林忆就开始与一群朋友进行电话交流了。交流内容主要集中在救援路线上面。 林忆的这群朋友，来自多个领域，却有着相同的志趣，那就是驾车旅行。于是当交流“是否存在进入汶川的其他道路”时，每个人根据自己曾旅行过的地方，不断查阅地图，终于在5月13日深夜拼接出了“成都———雅安———天全———泸定———小金———马尔康———米亚罗———理县———汶川”的行进路线图。 他们当时就想把这条路线通过一定渠道发布出去，以帮助救援部门获取更多信息，但却很快意识到，这条行进路线的信息还存在一个致命缺陷：道路是否畅通？ 恰好这个时候，我在回复林忆的短信时，提到了“想进汶川却不能”的事情，于是她才回复：“别人没有办法进去，我却可能有办法！”之后又表示“现在还没完全落实好……” 实际上在当时，她与朋友们已经把这条路线的大部分路段落实清楚了：路况良好、基本畅通、可以通行！ 林忆和朋友们落实路况的方法，就是依靠私人关系，找到在地震后曾经驾车走过这些路段的司机们、旅游爱好者们，这些人的讲述，无疑是当时最准确的路况信息。 但是寻找这些人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此在落实了大部分路段的路况信息后，由于再没有找到接洽人员，关于“泸定———小金”的路况信息，一直无法确认。于是当我又给林忆拨去了电话进行询问时，得到的回答才是，“还需要进一步落实，你就在宾馆等我消息吧！” 5月14日上午，林忆和朋友们终于联系到了刚刚从“泸定———小金”路段返回的一名司机，得到的消息让她振奋：道路是畅通的！ 至此，林忆和朋友们依靠地图拼接出的另一条通往汶川之路，终于宣告成功。 这就是来自民间的力量！ 但是林忆和朋友们仍旧感觉不稳妥，“毕竟全都是听人讲述的嘛”！对于已经落实完的路况信息，他们担心草率发布会造成纰漏。于是作出决定，成立志愿者车队联盟，自己驾车对整个路线进行体验，之后再把信息发布出去。 就在他们为成立车队联盟的事情着手准备时，林忆突然想起了仍在宾馆焦急等待回复的我。考虑到我对四川道路并不熟悉，她于是把整个路线图写在白纸上面，并亲自送到了宾馆。 震中汶川，透过林忆带来的这页纸，开始向我招手。 “我要把纸上的汶川变得生动起来，我要看到一个真正的汶川！”这样想着，我决定践行之前的诺言：或者作为记者，或者作为志愿者，去汶川为灾民尽一份力！ 一路生死 从四川回到沈阳以后，我总是会想起那一刻，想起5月14日下定决心挺进汶川的那一刻。 这是因为，挺进汶川的决定，是我之前人生经历中少有的几次“情感大于理智状态下”作出的决定。一个完全没有顾及后果的决定。 5月14日10时15分，当林忆来到宾馆把画有路线图的那页纸交到我手上的时候，我第一个向她提出的问题是“这条路全程有多远？” 我现在还清晰地记得当初为什么会问起这个。这其实仍旧是基于一名记者的职业习惯。在等待林忆到来的时候，我曾仔细盘算过接下来的行动计划，在坚定了“决不做震区冷眼旁观者”的想法之后，挺进汶川成为了我进一步行动的首选。 作出这个选择，是因为来自全世界的数百名记者都受阻在已经垮断的“都江堰———汶川”这一东线道路上，无法进入。我也曾经是他们中的一分子。如何跨越道路垮断的阻碍？如何成为第一个进入汶川的记者？这是在当时我对自己提出的职业要求。 因此我关心这条路线的距离，实际上是想借此计算出到达汶川的时间。我不能允许自己做出“东线道路已经打通，而我却仍旧在西线道路上乱撞”的行为，那无疑是对我判断能力的亵渎。 林忆在当时给出了一个让人满意的答复：“将近1500公里吧！” 我之所以对这个答复满意，是因为在家乡辽宁采访的时候，我会经常与报社的车队司机探讨驾车时间的问题，我得出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在平坦的道路上驾车，每小时跑100公里的路程应该不成问题！ 此时，记者的使命感开始占据了上风：我在当时想当然地把四川当成了辽宁，同时想当然地认为林忆画出的路线肯定会一马平川，“不然她怎么会告诉我畅通呢？” 我因此得出判断：立刻出发的话，15个小时以后，最迟20个小时，也就是5月15日的凌晨，我将进入汶川。而根据此前宾馆电视里的报道，打通“都江堰———汶川”的东线道路，至少还需要30个小时。 但实际上，我却彻彻底底地错了！ 我的错，是因为没有顾及到地震对道路产生的巨大破坏，没有顾及到地区不同而引起的地形差异，更没有顾及到我的安全对家人、对同事的重要意义。在此刻，我的理智，近乎于零！ 而当我发现这些的时候，已是出发以后很久了，那时我已经不能回头。不过在当时，我还沉浸在“成为第一个进入汶川的记者”的憧憬中，“如果发不出稿子，我就从记者转变成第一个进入汶川的志愿者，这也是光荣的！”于是在林忆和田卫涛交谈的时候，我便开始着手雇车了。 震后的成都市，由于担心余震来袭，雇车已经成为了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上期回顾：我作了一个“情感大于理智”的决定。 当我按照林忆画出的那条路线去雇车时，竟然发现，不可能已经取代了不容易。司机们对于我提出的路线，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观点，就是“这条路线根本走不通”。 他们的普遍看法是：这条路线在理论意义上是存在的，但是在实际中，地震肯定会造成道路垮塌。多名司机因此向我投来轻蔑的眼神，“我在四川开车20年啦，难道还比不上你一个外地人？” 在遭到奚落和嘲笑以后，我也不禁产生了动摇，于是当回到宾馆见到林忆时，我把从司机那里得到的反馈告诉了她。林忆想了一会儿，之后平静地说：“不会错的，我搜集的路况信息都是地震后刚刚走过这些路段的司机们提供的。”她的眼神中充满着坚定，“肯定会很准确！” 当截然不同的两个观点摆在我的面前时，我终于稍稍恢复了一点理智，我当时的怀疑是：既然依靠民间的力量，林忆都可以得到这条路线能够通行的路况信息，那么，有着官方背景的救援部队、解放军战士，难道会不知道？如果解放军知道这条路线，为什么没有一点报道呢？ 但是，出于林忆在之前几件事情上给我留下的美好记忆，我又没有理由不相信她。于是在“成为第一个进入汶川的记者”的憧憬下，我仍旧决定冒险一试。 而对于前面的怀疑，我由于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探究，所以在当时只好置之一边，但却并不意味着我遗忘了。在后来沿着这条路走出很远的时候，我才渐渐了解到，当时在“都江堰———汶川”的东线道路迟迟打不通的情况下，解放军也已经开始注意到了这条西线道路，其时间并不晚于林忆和朋友们在5月13日深夜的民间核实，甚至在行动上还要更早。解放军只不过是出于稳妥考虑，才在当时仅派遣了少数人前去了解“汶川西线”的路况信息，而不是草率地投入重兵。 这个消息之所以没有发布，并不是解放军的失误，而是负责发布消息的新闻媒体由于没听说过“汶川西线”一说，于是在信息不畅的情况下，出现了缺位。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说，华商晨报实际上是当时全国范围内，最早知道“汶川西线”的新闻媒体！ 而我们之所以能知道这个信息，只是因为，我遇到了林忆！但是知道信息却并不代表着顺利实施，雇不到车的问题在当时仍旧困扰着我。于是当我下定决心冒险一试之后，在宾馆大厅里，我试探性地向林忆提了一个要求，“既然你会在稍后跟志愿者车队一齐出发，那能不能提前一小会儿，先送我一程呢？” 我当时的想法是，让林忆把我送出成都，至少送到“汶川西线”的第二站———雅安，之后我再从雅安一点点雇车行进。我相信在雅安一定能够找到继续前往下一站的车子。 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上期回顾：司机们都觉得我说的这条线路根本走不通。 林忆听到我的请求后，一开始并没有回答，而是拨打了几个电话，之后她才说：“我跟朋友们商量了一下，她们并不是很赞成，不过我已经决定了，咱们现在就出发吧！” 林忆的回答斩钉截铁，而我也正沉浸在“进入汶川”的憧憬中，因此对她所说的“朋友们不是很赞成”并没有多问。我和田卫涛跟随着林忆的脚步，向宾馆玻璃窗外的黑色“马自达”轿车走去。 至此，我和田卫涛成为了第一批向“汶川西线”挺进的记者，时间是5月14日10时45分。但是这条路，却与我之前的判断，完全不同。 我甚至还发现了另一个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林忆驾车行驶出很远以后，我才获知，她在之前也根本没走过这条路线。“汶川西线”，对于林忆来说，同样是陌生的！她的提前出发，无异于是在冒险，而这一点，也正是她的朋友们不赞成的主要原因。 事后林忆告诉我，当初之所以会答应提前出发，主要还是“看到了你恳求的眼神与无助的表情，我不想因为与朋友的约定，就让你们两手空空地回去，反正我也是要去汶川的；另外，只有早一点走完‘汶川西线’，才能早一点对外发布‘汶川西线路况良好’的信息，早一点给汶川的灾民提供帮助，所以我才决定和你一起冒把险！” 其实林忆在当时就已经下定了和我一起进汶川的想法，而不是仅仅把我送到雅安。但是她却没有挑明，冒险的压力，她一人承担着。于是从宾馆出来以后，她驾车带着我和田卫涛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附近的大型超市。 林忆要为自己即将展开的冒险进行准备。 之前当我写到与林忆在都江堰偶遇的情景时，我曾说她具有着一定的野外生存知识，这个认识，实际上就是我和她来到超市以后渐渐感受到的。 在超市里，我提出的需要购买的东西主要是：饼干、水、香肠、肉食罐头、牛奶等吃的物品。我当时是从行进路上必须填饱肚子的角度进行考虑的。另外，我还提出如果车内的空间足够用，希望能多购买一些水和饼干，“救援部队一直没有进入汶川，里面肯定会缺吃的东西，我想给灾民带一些……”我说。 对于我的提议，林忆完全赞成。但她同时又提到了另外一些必须购买的物品，正是这些东西，使我深感汗颜，从而不得不对她刮目相看。林忆提出的购买物品主要是：雨衣、口罩、消毒药水、蚊香、鞋套、巧克力、抗病毒药物、黄连素…… 此外还有两件东西，我不得不着重提出。其中一件东西是双肩背包。我后来从四川回到沈阳时，身后的背包就是5月14日在超市购买的。这个背包，确实在我此后“上山下水”、往返数千公里的采访中，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它使我行动敏捷，不再受采访设备的羁绊。 另一件东西是维生素B1。我其实在当时并不知道购买它的目的，只是到了后来，当我们的蚊香被水打湿，从而遭遇蚊虫不住叮咬时，林忆把维生素B1撵碎，用水融化，擦拭在胳膊上，我才终于知晓了它的用途。 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上期回顾：临行前，我们到超市购买物品 一切准备就绪，11时30分，我们开始向雅安挺进。 当时的气候燥热无风，时值正午，虽然是5月天，但却像极了酷暑盛夏。而实际上，这正是我们企盼的气候。 我还记得，当时3个人中不知是谁，提议应该问一问近几日是否会有降雨，林忆给予了响应，“如果下雨，这条路很可能会出现塌方，甚至泥石流！”林忆说。于是她赶紧电话联系朋友，查询近几日的天气预报。 5分钟之后，林忆的朋友打来电话，查询的结果是：近几日都是晴天！ 其实不仅仅是天气让我对即将开始的汶川之行充满信心，行至半路时的一个朋友电话，也让我顿生“成功在招手”的感受。这个朋友来自河北，是媒体同行小刘，好多次重大采访，我都曾与他合作，配合默契。 小刘的电话内容，主要是告知我刚刚到达成都。但是在进一步的沟通中，我们竟然发现，彼此距离并不远。原来小刘降落的机场，就在我前往汶川的路边。于是他提出，希望能跟我同行，一起进入汶川。由于有着之前的许多次成功配合经历，我于是在征求过林忆和田卫涛的意见后，答应了小刘的要求。 我当时的想法是，到了雅安，林忆就会与我分别，所以现在多一个人，总比少一个人要强。毕竟进入汶川后，肯定不会轻松。何况即将增加的这个人，还是我的朋友，我甚至一度把他当成过“福星”。 于是，我们顺路接上了小刘。事实上，在此后转战其他地方的采访中，小刘确实给予了我不少的帮助。 此时，我们已经由3个人增加到了4个人。前往雅安的路开始在我眼前展开。这条路，正如我之前的判断，是高速公路，平坦，宽阔，甚至丝毫没有受到地震的影响。 “不就是1500公里吗？”我这样想着，“15个小时，最多20个小时，我就能走完！”我进一步盘算着，“5月15日凌晨，我将在记者中第一个进入汶川！” 车子不一会儿就驶出高速公路，到达了雅安市。出于对搭车的报答，小刘提出请大家吃顿便饭。我们也没有推辞，于是在路边一家小饭店，我们停了车子。 就在刚刚坐定不久，我突然意识到，出发前有一件非常关键的东西，我竟然忘记带了。这件东西，对此行至关重要，于是我不禁心虚起来。 一路生死 （中） 经常出差在外的人，大多会深知随身携带一张地图的重要意义。而像我这种来自千里之外、正准备深入地震震中、时刻要与时间做赛跑的新闻记者，地图的关键作用更是不言而喻。 于是当接到出发命令从沈阳前往机场的那一刹，我就时刻想着抽出一小点儿时间购买一张四川省地图。但是在当时，我却没有得到这样的空隙。之后到了重庆，也因为正值夜深，根本无处去买。在都江堰，紧张的采访更令我无暇顾及其他事情。 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上期回顾：媒体同行小刘加入了我们的队伍。 直至后来回到成都，仍旧是一桩事紧接着一桩事，购买地图的想法，随之也抛向了脑后。 在宾馆等待林忆到来的时候，本来是购买地图的最佳时机，但在当时我却满脑子盘算着下一步的行动安排，以至于看到林忆送来的“汶川西线”路线图时，激动彻底取代了理智，于是兴冲冲地就出发了。 现在，我突然想到了地图的事情，想到我根本没带上一张地图，甚至根本没买上一张地图时，我就无法让自己继续平静下去了。我开始不安起来。 我的不安，主要是基于林忆带来的那纸“汶川西线”路线图。实际上，她在路线图上面只是把“成都—雅安—天全—泸定—小金—马尔康—米亚罗—理县—汶川”中每一个需要经过的城市名称，写在了白纸上面。至于城市和城市之间到底怎么行进？一旦半路遇到了岔口该怎么选择？这纸路线图是根本没有标明的。 所以当我们驾车行驶出高速公路，停在路边紧靠山脚的一家小饭店准备吃饭时，我便开始在心里暗暗祈祷起来。我希望重新出发以后，前面的道路仍旧是高速公路。只有这样，我的“5月15日凌晨，在记者中第一个进入汶川”的打算才有可能实现，因为高速公路路况才是“每小时跑100公里路程”的绝对保证。而更重要的是，在高速公路上有着更清晰、更醒目的道路指示牌儿，这些指示牌儿完全可以弥补我没有购买地图而造成的失误。 但是我那一厢情愿的打算却很快落空了。 当我向饭店老板询问起继续前行的道路时，他明确告诫我，前方将再没有高速公路了。取而代之的，是崎岖、狭窄的盘山道，以及一个接一个多的数不清的岔口。饭店老板继续说，从一座城市进入下一座城市，普通司机必须要靠地图指引，否则肯定会迷失方向。 这一告诫，顿时把我从雄心万丈抛向了沮丧不已。而当时的沮丧，伴随着饭店老板的进一步介绍，竟然越来越强烈。 饭店老板的介绍是：在这里，甚至在更前方，都不可能再雇到愿意向汶川方向行进的车子了，“汶川是震中，意味着死亡，没有人愿意去的！”说完这些，他开始去厨房张罗饭菜。在离开之前，他暗示我说，可以多留意一下路边。 随后我看到，路边经过的车子，果然都是向外驶出，而没有向里行进的。 这意味着，原计划让林忆送我到雅安，之后再重新雇车前往下一站的打算也彻底落空了！ 坐在山脚下的饭桌旁，我们4个人面面相觑着，不痛快的消息让每个人都不愿意先出声，不愿意先打破尴尬中的宁静。每个人都若有所思着。终于，林忆沉不住气了，“你还打算向里面走吗？”她盯着我的眼睛问。 其实我在当时是并没有改变初衷的。只是饭店老板的那一席话，尤其是雇不到车子的话，确实使我左右为难起来：我没有理由再向林忆提出搭车的恳求了，她已经帮了我很多忙，她只是一名志愿者，一个女孩子，一个萍水相逢的陌生人。但如果不搭她的车子，我还能想到什么其他的好法子进汶川呢？ “也许只能乖乖地返回成都去。”我这样想着，嘴上却不愿意承认，“再等等看吧！”我也盯着林忆的眼睛说。 又是一阵尴尬。 对于自己刚刚说出口的话，我在心里不禁暗笑，“说的都是废话，在这儿能等到什么呢，没看到经过的车子都是从里面出来的吗？”于是我又赶紧补充上一句，“看一看是否能找到愿意去汶川的车子！” 其实这个补充同样让人发笑。因为事实是明摆在那里的———根本不可能找到去汶川的车子！事后我总能回想起当时做出这个补充的心迹：我实际上就是想让林忆再送我一程，只不过是不想先说出口而已！ 那一刻，我发觉自己是自私的！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下期看点：“那就继续用我的车子吧，我们一起去汶川”……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上期回顾：“看一看是否能找到愿意去汶川的车子！” 当时在我心里，进入汶川的想法压倒了一切，甚至包括一直以来我都很在意，并且遵行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念，只不过我在当时给予自己的底线是，如果林忆拒绝，或者不再搭腔，我就不继续强求了。 但接下来的发展却恰恰相反。林忆不仅搭了腔，而且还表明了态度，“那就继续用我的车子吧，我们一起去汶川！” 对于林忆为什么如此痛快地应承下来，我在之前已经有过叙述：从成都出发的时候，她就已经抱定了与我一起进汶川的打算，只不过在当时并没有说出来。现在是情势所逼，她才挑明。 至此，去汶川的车子问题终于得到解决。但是地图的困扰仍旧存在着。 于是当饭店老板把饭和菜端上来的时候，我便向他请求，帮忙寻找一份地图。 听到这个请求，老板一副很吃惊的样子，他想知道我是如何解决车子问题的。我只好把自己的记者身份，以及“旁边这个女孩儿将继续驾车前行”的打算告诉了他。老板非常震惊，他肯定地说：“你们是震后第一个从这条路去汶川的记者，因为每一个去汶川的人几乎都会在我这儿停一会儿，问问路。” 之后他向我保证，一定会想办法搞到地图。 这名老板采用的办法，现在我每一次回想起来，总会唏嘘不已。因为这让我深切体会到了这次四川地震中人们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个词语，那就是“团结一心”！ 是的，所谓的“团结一心”，的确有很多时候是表现在恢弘的救援中，表现在命悬一线的生死战里，是多人数的攻坚、是大场面的合力。但通过这次地图寻找，我却要说，除了那些“多”与那些“大”，润物细无声的细节，在不经意小事上所耗费的心力，对毫无关系的对象给予最无私的帮助，这些“小”而“细”，同样是“团结一心”的最恰当诠释。 因为，它们都有着一个相同的目标———战胜困难！排除困难！ 我们国家的这次地震救援，也正是在“大事”与“小事”、“多人”与“细节”之中达到了惊人的“团结”、惊人的“一心”，所以坚强的中国人民才能渡过难关，坚强的四川人民才能屹立不倒！ 那么，在无数“小事”与“细节”编织起来的“团结一心”这柄大旗下，饭店老板在当时所给予的找地图上的帮助，无疑就成为了我这次采访中最深刻的记忆之一。 当时那名老板的饭店里是没有地图的，但是在得知我要去汶川采访，却掣肘于道路不明时，他立即发动了饭店的所有人员，包括水案、厨师、面案、零工、洗碗大嫂等十余人，有的步行、有的小跑、有的骑摩托车，同时前往附近所有居住着人的地方，寻找地图。 20分钟后，饭店的厨师终于在山坳的一户人家里带回了地图，那是一张“1：125万”的四川省地图，当时正被主人粘贴在后屋的门框上挡风，以至于好几个残破的地方不得不用透明胶带固定住。 那名主人在得知饭店厨师寻找地图的用途后，也没有迟疑，在取下地图的同时，还让厨师捎话给我们，“告诉记者们一定多加小心！” 这就是我亲历到的一次“团结一心”。它并不轰轰烈烈，但却实实在在。最重要的是，它成功解决了实际问题！ 但是说起来也许会有很多人不相信，当我手捧起这张地图时，竟然在心底陡生出一丝恐惧感。 我的恐惧是来自地图上“汶川西线”所给予的视觉冲击，那绝不是林忆在白纸上仅仅写出几个城市名称可以感受到的。 那是一条什么样的路线啊？我在当时简直想不出怎么用语言来形容。 那一瞬间，我的脑子里突然蹦出的是作家沈从文在小说《边城》里面的一个比喻。沈从文在写到“山脚下一户人家通往山后一座城市的长短两条道路”时，曾对其中的水路（距离长）和山路（距离短）做过形象的比喻，“溪流如弓背，山路如弓弦，故远近有了小小差异！” 我曾熟读小说《边城》很多遍，所以对这个比喻印象深刻，不过阅读之后，也是仅仅停留在对两条道路的遐想上面。现在则不同了，通往汶川的两条道路，就清清楚楚呈现在眼前的地图上，一如《边城》中的比喻——— 其中一条路是横穿都江堰，直插汶川的直线道路，与“如弓弦”的比喻完全一样，距离要短上很多，是100公里。但是它在地震之后彻底垮断了，一直无法通行。所以我才选择了另一条路，那就是“如弓背”的“汶川西线”。从地图上看，它就是一个完全撑满了的弧形，距离相当长，依据“1：125万”的比例，大约是1500公里。 其实距离并不是让人畏惧之处，我的担心在于，地图上道路两侧所标明的颜色：黄色、褐色、棕色！这些颜色意味着，我们深入“汶川西线”之后，前面的海拔将越来越高，山峦将越来越多。 与此同时，我在地图的“图例”里还辨别出，“汶川西线”几乎全部是“县乡公路”。在当时，我对“县乡公路”还并没有多少概念，只是发现它在地图上是线条最窄的公路，窄得在一些地方甚至无法用肉眼去识别。因此我确信，这条路必定非常难走。而这一点，在我们稍后的行进中，果然深有感触。 不过在那一刻最触动我的，却是地图上面沿着这条“县乡公路”跳出来的一个个地名，它们使我不得不对接下来的行程捏上一把汗。这一个个地名，全部是以往只在课本里、教科书等上面才见到过的，它们是：夹金山、梦笔山、大渡河、泸定桥、二郎山隧道、藏族自治州…… 如果想进入震中汶川，必须驾车沿着在地图上都看不清楚的“县乡公路”，跨越上述这一个个高山大河！这对于一名来自遥远北国的记者，尤其是一名出生在平原、生长在平原的记者，无法不产生心理上的威慑。 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下期看点：我现在仍旧是距离震中汶川最近的记者！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上期回顾：林忆不仅搭了腔，而且还表明了态度，“那就继续用我的车子吧，我们一起去汶川！” 因此，即使在当时心生了畏惧，但我从没感到可耻。 因为我并没有退缩！ 支撑我继续前行下去的动力，首先是来自一名男性记者的自尊：在决定沿着这条“西线道路”挺进汶川的之前与之后，女志愿者林忆从没有表现出一丝的反悔、惧怕，在她面前，我怎么能够容忍自己低头呢？其次，饭店老板和工作人员在地图寻找上的全力帮助，那绝对是他们挂念汶川的爱国心，以及对一名即将奔赴前线的记者的崇敬，我盛情难却；第三，我作为本报派往四川震区的首位记者，承载着的并不是个人的荣辱，而是一份媒体的责任，我深知其中利害，所以必须义无反顾。 不过更重要的是，当时饭店吧台里电视播出的一个消息，那是中央电视台24小时滚动播出的地震消息：都江堰通往汶川的“东线道路”仍旧没有打通，道路毁坏程度相当严重，原定30个小时的“道路打通计划”，现在正无限期延长…… 这个消息无疑意味着，我现在仍旧是距离震中汶川最近的记者！ 于是先前的沮丧与畏惧，伴随着这个消息的播出开始稍稍减弱，“只要我继续向前走，即使速度慢一点儿，我仍旧能在记者中第一个进入汶川。”这样想着，我与饭店老板握手致谢，之后告别。 我们出发了。 在最近反复吟唱的奥运歌曲中，有一句歌词最能代表我当时出发的心情，“有梦想谁都了不起，有勇气就会有奇迹！” 是的，我要完成“记者中第一个进入汶川”的新闻梦想，我要用“跨越1500公里山路”的勇气，去创造一个奇迹！ 这就是在车后镜中挥手告别的饭店老板渐渐远去时，我的所思与所想。 通往汶川的西线道路，开始向前一点点延伸了。刚出发之后那一段路，仍旧是一如既往的平坦、宽阔，但是越向前行进，道路就越显崎岖。 驾车行驶了20分钟以后，伴随着远处的高山越来越近，越来越真切，真正意义上的盘山路，也就是地图“图例”上的“县乡公路”，终于出现了。 虽然在看过地图以后曾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是等真正走上这条道路以后，它的狭窄与它的难行，还是大大出乎了我们的意料，而其中尤以林忆最甚，因为她是驾车司机。 我还记得，当车子行驶到一个地方（我们在途中，多数时候是不知道具体行驶到哪里的，实际上也根本没有办法知道）时，林忆突然一个左打轮，之后又马上一个右打轮，两块横在路中央的大块石头被车子吃力地闪过了，但是代价却很大：我的头死死撞向了车子的后玻璃窗，随行的摄影记者在膝盖磕到车门上以后，连续发出了两声“哎哟、哎哟”的呻吟。 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下期看点：于是我们在转过了一个将近180度的大弯儿以后，每个人都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上期回顾：地图图例上的“县乡公路”出现在眼前。 不过惊险还没有结束，前面紧接着就出现了一个弯道。 弯道的右手紧靠着大山，山高蔽日，黄褐色的山体凸显在半空中，山体下才是人工打凿出的道路；弯道的左手是一个深涧，透过车子的后玻璃窗眺望，却一眼望不到底。弯道在深涧一侧设有护栏，但我却发现，护栏上的油漆已经有很多块脱落了，脱落痕迹清晰的显现出，那就是车子撞击后产生的。很显然，这个弯道就是车祸频发区。 果然，我们的车子在向前继续行驶时，一块用铁钉铆在山体上的蓝色大牌子赫然出现了，上面有8个字：“弯道危险，注意慢行”！实际上，这块大牌子虽然有益于司机的提醒，但却无助于车祸的发生，因为弯道的弯度实在是太大了，而道路又实在是太窄了。 在这个弯道，路的宽度只容得下一辆车子通过，如果迎面突然冲上来另一辆车子，将势必发生撞击，因为在弯道上根本没有闪躲的余地。于是林忆在减缓了车速以后，仍旧在通过弯道时不住地鸣响车喇叭，以警示对面可能出现的驾车司机。 所幸的是，对面并没有驶来车子。于是我们在转过了一个将近180度的大弯儿以后，每个人都长长地呼了一口气。 再继续前行的一段路，相对要轻松些，因为那里是直道，不会出现因弯道而视野不开阔的情况。但是在这条直道上，右手的高山、左侧的深涧，仍旧是一个也不少。与此同时，道路的狭窄，以及途中一个接一个相继出现在路中央的石块，也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 车轮滚滚，我们继续前行，林忆回身向我要了瓶矿泉水，她一边喝着，一边跟我们说起话来：“唉，真没想到这么难走，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在这条路上驾车！” 林忆的话让我心惊，我不明白她为什么会提起这个。我的猜测是，她的话一定是缓解驾驶疲劳的无心之语。因为事后林忆常跟我说起的是：“我都记不起曾在途中说过些什么了，更记不起都走过了哪些高山、哪些大河，当时我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驾车上，因为那条路实在是太危险啦！” 但是林忆在当时说出“是第一次在这条路上驾车”以后，却一下子暴露了我在之前叙述中曾提到的那个问题：“汶川西线”，对于林忆来说，同样是陌生的！她的提前出发，无异于是在冒险！ 于是，我那已经稍稍减弱了的畏惧感就在一瞬间被勾了回来，“我为什么会相信眼前的这个女孩儿呢？”我一边看着她驾车，一边暗暗想着，“这不是把自己的生命交在她的手里了吗？” 我在当时非常担心的是，如果林忆的驾车技术稍有生疏，我们四个人将全部葬身在道路旁边的深涧里，甚至全尸都留不下。我也相信，当时坐在车子里的另外三个人，也都会在心里暗暗地问自己：为什么会到这里来？为什么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汶川？为什么会相信眼前的这个女孩儿（相信身边的这个记者）？ 但是在当时，我们谁也没有把这个问题说出口，直至采访结束返回沈阳以后，我在与本报摄影记者、与小刘、与林忆分别沟通时，我才得知了在那一刻，他们确实都心生过这样的疑问。至于为什么当时不说出来，我却没有从他们那里得到任何答案，即使过了这么久，我仍旧没有答案。 他们或者沉默不语，或者闪烁其词，所以每当我想起这个问题，我就只能向自己的内心发问，以求得解答：我在当时不吱声，一定是担心干扰了林忆的驾车，干扰了林忆的注意力，林忆手握的方向盘，就紧系着我的生与死，我只有相信她，相信她的驾车技术，相信她可以把我带出这条生死之路，因为我坚持要去汶川！ 这就是我当时坐在车子里闷声不语的想法：给林忆以信心！ 至于我在当时为什么会相信林忆，时至今日，我也仍旧没有找到答案，一如林忆也搞不清楚“为什么当时很害怕，但还会继续前行”一样。 我们都没有答案！ 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下期看点：这些经历，现在已经完全融入了我的血液……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上期回顾：林忆说，她是第一次在这么危险的路上驾车。 也许读者看到这里，将会有问题要提出：当时的道路确实有那么危险吗？你前面所写到的经历都是真实的吗？ 那么在这里，我就做一个很负责任的回答：一切都是真实的，所有的对话，所有的细节，全部都是真实的！ 这份真实，主要是来自于真诚，一份对自己的真诚！ 我记得美国作家海明威在论述创作原则时，曾以“冰山运动之雄伟壮观，是因为他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做结，归纳出了著名的“冰山原则”。而我们新闻记者的工作也未尝不是如此。我们每天在报章上呈现出的文字，多数是浮在整个事件上的新闻部分，其他的诸如采访的艰辛、过程的曲折，往往是沉到了报章背后，进而变成了我们生命中的一部分。我的这篇“地震采访纪实”，所写到的正是我生命中的这部分。 这部分经历，现在已经完全融入到我的血液中，成为了永远挥之不去的记忆。还记得我在开篇引子中所写过的文字吗：“无论这一夜是星光皎洁，还是漆黑不见五指，只要是夜幕低垂，或者渐进中央，总会有一张又一张来自四川震区的脸，走近在我面前……” 这就是我在通篇的纪实文字中，之所以能记述得如此详尽的主要原因：它们全都历历在目，全都如在眼前！ 不过造成了我长久难以忘怀的关键，还是基于另一个事实，那就是前面已经书写出的，和下面将叙写到的所有细节、事件，在当时全都真真实实发生过，全都刻骨铭心体验过。 因此时隔了2个月，我才没有淡忘，相反还更历久弥新。比如我前面写到的那个弯道历险，就是如此。其实在当时的“汶川西线”上，类似的弯道远不止一个，每跨越一个弯道，就意味着面临一次生死，生命的悲喜剧，就在那条道路上反复不断地交替上演。试问曾经面对死亡的那一瞬间，谁会把它轻易地淡忘掉呢？ 不断地咀嚼这些瞬间，呈现在 “地震纪实”中的文字，就是叙写过程中的一次次感叹，一段段唏嘘。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这篇采访纪实，实际上也是一篇心理追述：面对一个个难忘瞬间的心理追述，经历一次次生死考验后的人生感悟。 以至于回到沈阳以后，当我了解到那条“汶川西线”，实际上就是2000多年前楚汉相争中所修的“栈道”之一时，我终于确信：这段四川采访经历，以及其间的心理起伏，将比最天才的编剧创作，还要精彩，还要震撼。我只需把我的经历、我的感受，用最恰当的文字展现出来，就足够了。 这些文字，将是我向自己所做出的一个交代，所留下的一份纪念：向那曾经的生与死、感动与悲伤、勇气与毅力做纪念！因为那是一段特别的日子，一如同事在看过我从四川带回来的照片时评价的那样：一段从未经历、甚至以后再不会经历、同时也不想经历的日子！ 有人会用自己最珍贵的记忆去开玩笑吗？起码我不会！因为我是真诚的，对自己是真诚的！就像接下来的这段经历，我怎么可能会淡忘呢？ 我还记得，当时从那个弯道脱险以后，接下来的直道相对平坦了许多，虽然也会在路中央偶然遭遇到横七竖八的石块，但也全部被林忆轻巧地闪躲过去，于是一直以来紧张不已的神经，才终于松弛下来。 从车窗向外眺望，虽然高山和深涧仍旧存在着，但是心境不同，得到的感受也自然不同。 在右手边那座高高耸立的山峰上，除了光秃秃的黄褐色石块，我还看见了一抹又一抹的青翠色，它们夹杂在云雾缭绕中，让人舒缓、让人宁静；而左侧的深涧，如果仔细地侧耳倾听，完全可以听到“哗啦哗啦”的溪水流动声，那里是清澈见底的潺潺湾流，和甘甜刺骨的泉水瀑布。 “如果不发生地震，这里一定会很美！”我这样遥想着，不禁有了些许的睡意。 但是就当我恍惚在似睡没睡中间时，林忆的声音突然传来，“注意地裂！”我赶忙睁开双眼，冲着她手握的方向盘前面望去，一条横亘在前方的大裂缝阴森森地暴露在地面上，道路已经被裂缝切割成了两截儿，而我们正距离裂缝越来越近，“赶快儿刹车！”我大声地喊着。 林忆却并没有照做，她猛踩了一下油门。 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下期看点：发现没有人吱声，小刘把头扭向了窗外……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上期回顾：就在我似睡非睡时，林忆的声音突然传来。 “咯噔咯噔”的两声，车子在大裂缝上面跳跃着，冲了过去。我那颗一下子悬起的心，也伴随着车子的跳跃而突突乱颤。 事后回想，林忆在当时的加速一冲，无疑是正确的，因为地震已经使裂缝两端的土质无比疏松，如果我们让车子正常行驶，或者忽然急停，都将造成车轮深陷的可怕后果，以至于性命堪忧。 涉险闯过了这一条大裂缝之后，我们以为前方会安全了，于是准备减慢车速稍做调整。但是在转过又一个弯道后，远远的我们却看见又有裂缝正在前方“招手”，而且还不止是一条。 于是，我们只好再次冲过去，“咯噔咯噔”，加速之后的车子继续跳跃着，我那颗刚刚落地的心，也只好重新提起来，直至我们重新走上了一条完好的山路为止。 这一大段“地裂之旅”，我们前后历时20余分钟。当所有人都可以长舒一口气之后，小刘迫不及待地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那些裂缝一定是地震造成的！”他说。 当时没有人给予回应，但是每个人都在心里默默赞同着。我们都沉浸在刚才的惊险中。 发现我们中没有人吱声，小刘把头扭向了窗外，寂静开始在车厢里蔓延。但只维持了不一会儿，小刘的声音就又响起了，“快看，快看……”他一边用手指着左侧山涧的下面，一边催促着摄影记者掏出相机。 山涧的下面是一块又高又大的盘石，小溪在流淌到盘石前面后只能蜿蜒绕行。顺着小刘手指的方向望去，可以看到一辆已经扭曲变形的红色轿车，侧翻在盘石上，轿车的旁边是一堆凌乱而破碎的石块。很显然，轿车是被山顶滚落下来的石块击中后，翻落下去的。 林忆于是停下了车子。我们就站到路边端详着数十米深的山涧，发出一阵阵喟叹。摄影记者透过相机的长焦镜头，清楚地看到了红色轿车车厢里一瓶已经打开了盖儿的矿泉水以及副驾驶座位上的黑色墨镜，但就是没有看到人。 摄影记者继续用相机的长焦镜头搜索着：轿车车门是敞开着的，前后风挡玻璃已经完全破碎了，车子的保险杠扭曲变形得非常厉害……终于，在凌乱的石块堆中间，摄影记者发现了鞋子，还有殷红的但是已经干涸的血迹…… 我们于是用相机对这些景象一一做了记录。这些定格的瞬间，无疑会让我们永远铭记住：在大自然面前，人类实在是渺小，实在是脆弱！同时它也促使我们在心中默默为自己祈祷：祈祷前路通畅，全程平安！ 重新上车以后，再也没有人出声了。我们都被刚才的情景震住了，就连先前不断发表感慨的小刘，也开始闷声不语。 除了林忆因为驾车的需要，必须向前方观望外，每个人都把头扭向了自己的那一侧，有的注视着车窗外远处的高山，有的俯看道路下深达数十米的山涧。 我当时在车子里所处的位置是林忆身后，因此把头扭向车窗时，看到的恰好是数十米深的山涧，和山涧中绕行过一块块盘石的湾流。伴随着车子继续向前行驶，那些湾流经过的河道，忽儿变宽，忽儿转窄，水流的速度也是时而湍急，时而缓慢。但是惟一不变的，就是湾流绕行过的一块块盘石上，总会或多或少的堆积着凌乱的石块，以及被石块击中后翻落下去的车子。 如果把目光从山涧里的盘石上收回，转而留意道路的两侧，就会总结出那些堆积在盘石上的石块的规律：凡是有石块的地方，对应着的道路另一侧，即右手边的山体，必然出现了松动！ 于是一发现这个规律，我赶紧提醒车厢内的另外3个人，“留意路边松动的山体！”但我们毕竟是在驾车前行，轿车移动的速度，加之车窗玻璃造成的阻隔，使得我们每个人的“留意”，在多数情况下，都变成了“跟着感觉走。”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3个多小时后，也就是5月14日的傍晚6点多，在一个路段，危险袭来了。 当时天色正渐渐暗下去。我们驾车刚刚行驶过海拔2199米的“日浴高原”，在转过又一个弯道后，轿车车棚上面突然传来了“砰、砰、砰”的细微声响。我至今还记得那个声响的变化发展：由稀疏到稠密，由渐小到渐大。 越向前行进，“砰、砰、砰”的声音就越响，当我们已经感觉到这种声响无法忍受时，透过车窗看到的是，右手山顶上面倾泻而下的沙土和石块。 一刹那间，之前目睹到的被石块击中后翻落山涧的车子，开始逐一浮现在我的眼前。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下期看点：当时留给我们作选择的时间非常有限……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上期回顾：我们发现了一辆被砸毁的轿车及已经干涸的血迹。 “不好，一定是山体松动了！”直觉告诉我，“这里的情况非常不妙。”于是我赶紧让小刘把紧靠他那一侧的车窗摇下来。 阴冷的山风瞬间刮进了车厢。先前燥热无风的天气，在高海拔的深山里，早已经变得喜怒无常。小刘把头探出了疾驰着的车子，之后吃惊地看到：山顶上一块松动了的大石头，已经被山风吹刮得正摇摇欲坠。 小刘把这个消息告诉我们时，用一个类比对那块大石头的体积做了描述，“简直有3辆轿车那么大！”这无疑又使我们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继续前行，还是稍作停留？ 其实在当时留给我们作选择的时间非常有限。一方面是车子还在疾行，另一方面是我们也无法预测出山顶的大石头何时会坠落下来。但即使如此，我们仍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判断，毕竟在那一刻的生死存亡、希望梦想，就紧系在山顶那块即将滚落的大石头上面。 简单交换意见之后，我们作出的判断是：大石头一旦滚落下来，道路肯定会被堵塞。如果我们选择稍作停留，在保障自身安全的同时，也意味着此行将到此结束，那么进入汶川的梦想，也就随之成为了一个泡影；但如果我们选择继续前行，冒险的代价就是被石头击中、坠落山涧、死亡，但却存在着进入汶川的可能。 由于这里是一个直道，前方开阔的视野可以允许车子持续加速，于是在把两种利害关系摆明的同时，我们4个人集体作出了选择：继续前行！ 我还记得，当时林忆把车速提到了相当快的程度，窗外的景物，风驰电掣地开始向车后退去，于是在车棚上面“砰、砰、砰”的声音中，我们呼啸着穿越了这一路段。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穿越真是惊险万分，因为就在我们的车子刚刚行驶过之后，那块摇摇欲坠的大石头，就卷着沙土从山顶上面翻滚下来了。 路边的护栏顷刻间被大石头砸断了，一些破碎的小石块“稀里哗啦”地坠落至山涧中，与下面的盘石发出了持续的撞击声。而那块最大的石头，就横在了我们刚刚行驶过的地方，堵塞住道路以至于根本再无车辆能够通行。 这就是我在这次四川采访中经历到的第一个最危险瞬间，虽然在后来的采访中，我还遭遇过比这次更危险的情况，但在当时，当我们回身看到滚落下来的那块大石头时，每个人还是被吓得脸色惨白。 于是在接下来的行进中，车厢内更安静了。直至2个小时后，这种安静才被打破，因为前方出现了一个意外。 一路生死（下） 在这次四川采访中，有几件事情颇让我引以为豪，因为它们全部是基于我的正确判断，才力主实施的。正是我促成的这几件事情，接下来的采访才得以顺利展开，直至完成。 前往“汶川西线”之前恳请饭店老板帮忙寻找地图，就是这样的事情之一。当时寻找到的那份地图，在我们起初的行进途中，还并不曾显现出任何作用，但是当我们逃过山顶翻落的大石头那一劫，并且在2个多小时之后前方出现意外时，那份地图的价值终于显现了。 地图直接打破了车厢内因惊恐而持续着的安静，也直接促使我们作出了一个正确的选择。 当时是5月14日夜里9点多，自从进入“汶川西线”之后，林忆已经驾车拉着我们连续不停地行进了10个多小时，在此期间，我们一边行进，一边翻阅地图，时刻监控着自己在“汶川西线”上的方位。 但是因为道路还基本畅通，虽然偶有波折，我们毕竟闯过来了，因此监控方位的意义也并不显著。此刻透过地图，我发现已经走在前往“小金”的道路上了。这意味着，我们到达“小金”后，“汶川西线”就已经走完了全程的一半。 还记得林忆之前画给我的那份路线图吗：成都———雅安———天全———泸定———小金———马尔康———米亚罗———理县———汶川。“小金”正是第5站，也是中间的一站。但是就在这里，意外出现了。 在我们行进中，车子沿着道路驶入了一个长长的隧道（根本无法知道隧道的名称），之前我们也曾穿越过几个隧道，在当时，总能在隧道里面望见前方出口处隐隐的光亮，但是在这个隧道里，却是漆黑一片，越向前行进，漆黑色越浓。 于是我突然意识到，隧道会不会在地震中塌方了呢？之后便示意林忆停下车子。果然，当我们借助着轿车的灯光，和自带的手电筒光亮向前步行出20分钟后，坍塌的隧道现场出现了。 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下期看点：我们面临着“前不能进，后无法退”的窘境……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上期回顾：在我们行进中，车子沿着道路驶入了一个长长的隧道。 这无疑使我们深感庆幸。因为在我们步行的一段路上，隧道坍塌造成了地面上满是砖头、瓦砾，这些砖头、瓦砾，对那辆底盘较低的“马自达”牌轿车造成着致命的威胁，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刮破油箱，以至于机油泄漏，无法前行。 隧道坍塌，道路堵塞，无法继续前往汶川。于是，当我们返回轿车车厢后，庆幸感随即消失殆尽，“下一步怎么办”的讨论迅速取代了之前因惊恐而持续着的安静。 我们在车厢里激烈地讨论着。其实在当时，我们扭头往回走已是绝无可能的了，两个多小时之前那块山顶滚落的大石头，早已经截断了一切返回的通道。我们在坍塌隧道中面临着的现实，正是“前不能进，后无法退”的窘境。 此时，我们在车厢内，把那张“1：125万”的四川省地图摊开放平，借助着手电筒的微光一点点寻找，试图去发现能够前往汶川的其他通道。 一阵紧张的搜寻之后，那张地图终于没有令我们失望。我看到，沿着我们身处的坍塌隧道向回返，行进途中会出现一条支脉，进入这条支脉继续直行，前方将到达一个地方，名字是“丹巴县”。 “丹巴县”的前方仍旧有路可寻，而且同样是通往一个不小的地方：“金川县”。之后继续穿行，在拐过一个将近90度的直角之后，前方仍旧可以抵达“马尔康”。 于是当发现“泸定———丹巴———金川———马尔康”完全可以取代之前的“泸定———小金———马尔康”这一路线时，我们不禁欣喜，以至于在车厢内击掌庆贺。因为这条路线意味着，我们不仅可以摆脱当前的窘境，而且还可以重燃“挺进汶川”的激情。 时间是夜里10点多了，我们已经在隧道内耽搁了将近一个小时，于是赶紧掉头，向新发现的那条道路赶去；同时祈祷前方不会再出现塌方。 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因为一切都按照预期进行着。 又是一阵小心翼翼地疾行，在走过了相当长的一段路之后，我们终于抵达了一个县城，时间是5月15日凌晨1时30分。通过道路两侧部分门市房的牌匾，我们确认，这里就是“丹巴县”。 由于之前一直处在长途奔袭的状态，出于安全考虑，我们决定在“丹巴县”停留一夜，等天亮后再继续前行。但是当我们驾车在城内走出一大圈后，才恍然大悟，当时的时间，根本无法找到休息的地方。同时更令我们吃惊的是，在县城的很多房子里，竟然都没有住人。“不能是全县的人都搬走了吧！”小刘突然说了这么一句，之后自告奋勇去找旅馆。 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于是，我更加坚信，自己肯定会成为第一个进入汶川的记者…… 上期回顾：从地图上，我们又找到了一条新的路线。 半个小时之后，小刘跑着回来了，他果然在街角找到了一家旅馆。 旅馆里没有客人，也没有服务人员，只有一名看门的妇女迎接我们到来，她的名字叫蒲小青。她告诉我，之前曾预告说夜里还会有余震，所以县城的大多数人都被集体转移走了，“据说是去了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是我舍不得离开，我想和我开的旅馆待在一起！” 不过蒲小青也并不是毫无准备。她并没有住在旅馆的房间里，而是支起一顶帐篷，睡在了旅馆前面的宽阔马路旁边。但我们并没有随身携带帐篷，同时也实在过于疲惫，于是就让蒲小青打开了一楼的几间客房。一边把客房的窗户全部敞开，以便发生余震时能够逃生；一边把睡觉的被褥摊在紧靠床铺的地面上，试图用高出地面的床铺减少地震坍塌时带来的危险。 就是依靠着这样的自我保护，我们捱过了一夜。所幸的是，这一夜并没有发生余震。5月15日7时30分，天色大亮后，我们重新出发了，沿着新的路线，却朝着老的方向。 汶川，仍旧是我们的目标！ 之前的历险，已经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掌握了判断险情的足够经验，因此接下来的路程并没有发生波折，中午时分，我们抵达了马尔康。 再向前行进，穿过米亚罗，穿过理县，就是汶川了。当我在地图上发现汶川已不再是遥不可及时，最初的激情在那一瞬间就彻底恢复了。 与此同时，车内广播中还适时传来了“打通‘都江堰———汶川’的东线道路仍旧遥遥无期”的消息，于是我更加坚信，自己肯定会成为第一个进入汶川的记者。 直到此时，我才主动与沈阳报社总部取得联系，告之已经距离汶川很近了。我之所以没有在最初踏上“汶川西线”时向领导做汇报，一个主要顾虑就是，我预感不会取得报社的支持。 这个预感全部是基于我对报社领导的熟悉：在派出前往震区的记者之后，报社领导操心最多的一件事情就是，派出记者的人身安全问题。于是在发现震区仍旧余震不断时，出于安全的考虑，报社领导才明确作出“在成都待命，机场开通后立即返回沈阳”的指示。而我的前往汶川的想法，无疑是与这个指示彻底相悖的，因为那意味着是在用生命冒险，所以报社总部肯定不会允许自己的记者以身试险。 但是身为新闻工作者，既然已经深入了震区，那么挺进汶川就已经成为了不得不去面对的使命。于是我只好暗自作出“先斩后奏”的行进决定。 其实这种做法也是职业记者们经常使用的惯例之一。我清楚记得在伊拉克战争的新闻报道中，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就是采取同样办法，成为了第一个成功进入伊拉克的战地记者。 闾丘露薇曾经在回顾文字中阐明，当初采取这种做法的初衷，全部是职业使命感在驱动，而没有包含任何的功利成分。那么在这一刻，在我面对相同境遇时，我的职业使命感也驱动着我，必须作出同样选择。 与此同时，我也自信可以很好地保护自己，不会在安全问题上给报社带来任何牵挂。于是在动身出发之后，直至5月15日上午9点半，我一直没有把行程明确告知报社。不过到了此时，到了汶川已经触手可及的时候，我决定不再隐瞒。 “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电话另一端传来报社领导激动的声音，“报社可以失去新闻，但不能失去你们！” 之后报社领导要求我以后要按时汇报行踪，“如果感觉有危险，就立即返回。”接下来又是一句深情的叮咛，“千万不能冒险！” 挂断电话之后，我催促着林忆把车子开得再快一点儿。于是马尔康的老街市、新社区很快就被抛到了车后，就在我们顺风顺水准备驶向米亚罗时，突然在前方，在马尔康的出口处，一队身着草绿色迷彩服的解放军战士正列队整齐，封锁住了道路。 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下期看点：没有通行证，我们无法继续前行…… 上期回顾：之前的历险，使我们积累了判断险情的经验。 远远的，透过车窗就能看到一名脸庞清秀的年轻战士正扬手示意。我们于是只好停车在这名战士面前。 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庄严的军礼，“有通行证件吗？”礼毕后，他问。 这队解放军战士的出现，一时让我不知所措起来，“难道这里禁行了？”我一边暗想着，一边推门下了车。 之前的震区采访经验告诉我，有解放军的地方，就意味着救援已经有序展开。但是电视新闻中报道的消息却是“救援部队还没有进入汶川”———这明显存在着出入！于是我急于解开谜底，便赶紧问，“你是指什么通行证件？” 那名战士很快做出了回答，“就是从这里前往汶川的通行证件！” 之后他给予了进一步解释：前方的道路目前已经禁行，原因在于“都江堰-汶川”的东线道路迟迟无法打通，于是救援指挥部在勘测完西线道路可以畅通后，紧急做出了“改弦更张”的决定，派遣一支多人救援部队从西线挺进汶川，目前这支大部队正疾行在“汶川西线”半途中，为了保障道路通畅，保障没有其他车辆阻碍大部队行进，于是救援指挥部临时在“汶川西线”多个路口设置了关卡，马尔康通往米亚罗的关卡就是其中之一…… 原来救援部队正疾行在我刚刚走过的道路上！ 这无疑是一个好消息，对于全中国人民、全震区灾民来说，它意味着地震之后一直无法实施营救的震中汶川，将迎接最有力的援手，与此同时，它也印证了我当初对于这条“汶川西线”的正确判断；但它相应的也传递着一个坏消息：道路的封锁，就意味着我无法继续前行，那么之前的所有憧憬、梦想，就一瞬间全部化成了泡影。 于是我赶忙表明身份，承诺绝不会对大部队的行进造成任何不畅，并向他讲述了此前在行进途中遭遇到的千辛万苦，试图博得同情，获准通行。 但是这名解放军战士却毫无商量的余地。他依旧态度亲切，却面色凝重，“对不起，索要通行证件是救援指挥部的统一命令，每个人都必须遵行，请您谅解！” 接下来我又相继做了几次努力，但都被他以相同口吻予以回绝了。此时我终于意识到，在这个关卡，我是绝不可能通过的。但同时我又不甘心就此放弃，毕竟之前是穿越了生与死、喜和悲，我才终于到达了这里。 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我向那名战士提出了最后一个请求…… 上期回顾：救援部队正快速行进在我刚刚走过的道路上。 现在距离汶川咫尺之遥，我怎么能允许自己草率放弃呢？ 于是，我向那名战士提出了最后一个请求：告诉我去哪里可以办理到通行证。我得到的答复是，全国抗震指挥部！ 这个答复无疑就是告诉我“返回成都去吧”，因为全国抗震指挥部当时就设在成都市。听到这个答复后，我盯着那名战士投来的无奈目光，一阵阵心酸不禁涌上心头，以至于此前行进途中遭遇到的一幕幕险情开始逐一浮现：岩石翻滚、道路开裂、隧道坍塌、崇山险滩…… 心想着这些，我示意林忆先把车开到关卡旁边，我打算平静一下心情！但是那名战士好像并不同意这么做，他又走上前，敬过一个军礼后告诉我们：“关卡前面100米处，是不允许停留其他车辆的，希望你们立即离开，请谅解！” 听后，我一下子激动起来，并准备下车与他争辩。但是林忆拦住了我，她的提醒是，“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 于是满怀着不舍和委屈，我们只好把车头掉转，准备沿着来路返回。 就在林忆刚刚启动车子的时候，我的脑海里突然蹦出了一件事情，于是赶紧告诉林忆：“先别走！”之后我推门走下了车子。 我当时想起的是那名解放军战士刚刚作过的解释：救援指挥部在勘测完西线道路可以畅通后，紧急作出决定，派遣一支多人救援部队从西线挺进汶川…… “这个决定无疑意味着救援部队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挺进汶川！”我这样想着，于是一下子冒出了两个疑问：既然要用最短的时间进汶川，那么指挥部又怎么可能从1500公里之外的成都或者都江堰派遣部队呢？如果是从就近地区派人，那么这些人现在又在哪里呢？ 随即我作出了判断：距离这个关卡不远，一定驻扎着即将进入汶川的救援部队！ 于是我下车后再次找到那名示意我离开的解放军战士，并把自己的疑问和判断抛给了他，试图得到答复。那名战士起初根本不愿意解答任何询问，但是在我的一再请求下，他终于作出了让步，透露了一点点救援的信息。 指挥部派出的救援部队分为两个批次，其中的大部队正从成都、都江堰方向赶来，但是由于道路遥远崎岖，为了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进入汶川实施救援，指挥部又从附近某军区紧急调遣了另一批先遣救援队。目前，先遣救援队已经集结完成，并且有几支小分队已经出发，一个小时前刚刚从这个关卡通过…… “陆续还会有其他的小分队赶来！”这名战士在最后加强语气对我说。实际上，他是想藉此告诫我必须快一点离开关卡，但是他没有想到，这句加强了语气的告诫之语，却使我陡然看到了一线希望，一线通过这个关卡、直抵震中汶川的希望。 我当时已经盘算好了接下来的计划：寻找到一支即将赶来的救援小分队，之后说服这支小分队的负责人，让他带领我通过关卡！ 我之所以会萌生这样的想法，主要是基于在都江堰震区采访后得来的经验：守卫关卡的负责人由于任务单一，因此多数不容易通融，之前我被拦截在进入都江堰的入口就是一个例子；而实施救援的负责人因为任务繁杂，时间紧迫，往往容易疏通，他们大多相信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的道理。 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救援小分队驻扎在哪里呢？
上期回顾：指挥部派出的救援部队已向这边赶来。 救援小分队驻扎在哪里呢？ 我于是把目光又投向了那名解放军战士，希望得到解答。不过这次他拒绝了，而且拒绝得毫无商量余地。 我们准备离开。林忆的车子启动了，在我即将把车窗摇上去的时候，我看到，那名解放军战士又朝我们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并微笑着目送我们越走越远。 车子驶离关卡一段距离后，我们停在了路边，之后便在车厢内展开了又一次讨论，大家基本认同我的判断———在附近一定驻扎着救援小分队！于是作出决定：坚决不放弃进入汶川的想法！ 进一步的商量结果与我在之前所制定的计划完全一致：找到这支小分队，并跟随他们进入汶川。 寻找救援小分队的过程前后持续了2个多小时。由于那名解放军战士拒绝透露，我们在当时只好采用最笨拙的方法，也就是漫无目的地询问。我们相信，在马尔康，一定会有居民知道救援小分队的相关情况。 果然，我们最后就是通过一名知情者的帮助，在距离关卡不远的地方，找到了驻扎在附近的某军分区，并发现有一支5人组成的通讯兵队伍已经整装完毕，即将出发。 但是这支通讯兵队伍却对我们“跟随进入汶川”的请求感到为难，其中的负责人表示，这个请求只能是军分区的司令员批准后才可以实施，随后他向我透露了找到司令员的途径。 半个小时后，我们终于见到了军分区司令员，非常巧合的是，他之前曾在辽宁某部队服役多年，直至不久前才调至此处担任军分区司令员。 亲切的乡音使我们在那一刻都格外激动，于是我们并没有做任何隐瞒，而是直接把自己的意图向司令员进行了说明。 司令员在最初同样感觉到了为难，但是愿意帮我们想想办法。就在寻找办法的过程中，司令员得知我们之前赶了一天一夜山路，途中一直在以饼干充饥之后，立刻命令下属增开一桌小灶，招呼我们吃饭。席间进餐时，司令员详细询问了我们的名字、单位以及其他情况，之后当着我们的面，与辽宁某部队进行了核实，给予确认。 实际上，这只是司令员实施帮助的第一步。确认完身份后，他又与全国抗震指挥部取得了联系，同时把我们的情况、意图进行了说明。半个小时后，全国抗震指挥部回复电话，表示“只要能够确认那几名记者的身份，其他的安排你可以自行决定……” 就这样，我们得到了跟随救援小分队进入汶川的批准。在进餐完毕后，司令员亲自把我们送到了即将出发的救援小分队那里，并向小分队负责人给予了说明。 出发之前，司令员突然发现我们身上穿的衣服都在采访中不同程度地刮破，于是命令下属取来了一件没有肩章的崭新军装，“借给你们先轮流穿着，等采访完毕后再还给我！” 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下期看点：我们紧跟救援小分队向汶川方向驶进。 上期回顾：我们得到了跟随救援小分队进入汶川的批准。 正是这件军装，成为了之后我们进入汶川的关键。只是在当时，我们还不曾意识到。 接过军装后，我们与司令员握手、致谢，同时道别。之后，乘坐林忆驾驶的轿车，紧跟在那支救援小分队乘坐的军用吉普车后面，向着汶川方向疾速驶去。 不一会儿，我们就驶达了增设在马尔康出口处的关卡，救援小分队负责人与之前阻挡住我们的那名解放军战士进行了沟通，我们终于顺利通过了关卡。 前方的道路一如既往的充满危险，除了高山和深涧，我还清晰地看到，有很多地方都遗留有塌方、地裂后滚落的沙土和石块。但是我却发现，出现过塌方、地裂的路段，都有明显的人工清理痕迹。经过向前面带路的救援小分队负责人询问，我得到的介绍是：这些人工进行的清理，都是附近解放军接到全国救援指挥部命令后的所为，主要是为了给即将到来的大部队顺利进入汶川进行道路上的疏通。 于是，就在这条被疏通过的山路上，我们得以全速行驶。两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米亚罗。“再向前走，就是理县，之后就是汶川了。”一想到这里，我赶紧与在前面领路的救援小分队负责人取得联系，希望不要减速。 一个半小时后，我们驶达了一个名为“古尔沟”的地方。这里已经属于理县地界了，当我们正在继续全速行驶时，负责驾驶军用吉普车领路的救援小分队负责人突然打来电话，“准备减速，前方有紧急情况……” 这名负责人所说的紧急情况，我们随后就看到了：前方道路中间聚集了一群人，他们堵塞住道路的同时正对路边的高山指指点点着。我们于是就把车子停在了这群人的前面。 原来在道路右手边的高山上，一块巨大的岩石出现了松动，此时正“噼里啪啦”的向下滚落着体积与大小均不等的石块。那群观望者全部是居住在附近山区的居民，他们是发现山体松动后陆续聚集过来的，按照其中一名居民的说法，这块大石头出现松动已经有两个多小时了，“我是最先发现的，一直在这里看着”，他的推测是：最大的那块岩石也就在几分钟之后就会翻滚下来。 我顺着那名居民手指的方向望去，发现有一块体积相当于5辆轿车的大石块正在半山腰左右摇摆着，它的周边是被山风吹落的不断倾泻而下的沙土和石块。这与我们之前在半途中遭遇到的那次极其危险的岩石翻滚非常相似，只是这次的情况却更为严峻一些。 原因在于，已经有数量众多的沙土和石块滚下来了，这些沙土和石块正堆积在道路上面，它们对林忆的那辆底盘比较低的轿车构成了严峻的威胁，因为堆积在道路上的沙石高度，已经超过了这辆轿车底盘高度的极限。 我赶紧找到救援小分队的负责人商量对策，得到的答复是“我们一定会冲过去，只要前面的道路还没完全堵死，我们就必须冲过去，因为我们是执行命令去汶川救援的解放军！” 之后这名负责人问我“是不是还会继续向前冲？” 我一时却不知怎么回答。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确实犹豫了，我犹豫的主要原因是：当时我所乘坐的车子并不是自己的，甚至都不是我花钱雇来的，那只是一辆免费搭乘的志愿者的车子，因此我实在是想不出有什么理由能要求人家继续向前冒险。 我还记得，当时我曾回头仔细看了一眼那辆已经搭乘了1000多公里的轿车，那本来是一辆刚刚买到手不足半年的崭新轿车，但是此时，它却伤痕累累。之前在途中遭遇到的岩石翻滚、道路开裂、隧道坍塌等险情，使得这辆崭新轿车的顶篷布满了被石块砸落后遗留下的坑和包，它的车身，有很多地方已经油漆脱落，而且4个车轮上原本清晰可辨的胎纹也早已经磨平…… 我相信，轿车的主人林忆，当时一定非常心痛。所以，即使我非常渴望一鼓作气冲过那个极其危险的路段，但是我却说不出口。 当时我也曾试图搭乘救援小分队的军用吉普车继续前行，不过那辆吉普车的车厢容积却只能装下5个人，因此这个想法只好瞬间作罢。就在我犹豫着怎么回答救援小分队负责人的询问时，林忆却抢着做出了表态：“那就快点儿往前冲啊，要不再待一会儿就冲不过去啦！” 事后我曾跟林忆聊起当时为什么那么不管不顾地往前冲，“不心疼车子吗？”她的回答是，心疼肯定是有的，但是“一想到已经距离汶川不远了，又怎么能轻易就回去呢，况且车子坏了以后可以再买，但是如果不去灾区尽一份力，很多灾民就会死掉，那样我将更不能原谅自己……” 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负责引路的军用吉普车率先启动了…… 上期回顾：一想到已经距离汶川不远了，又怎能轻易回去呢。 于是林忆催促我们赶紧上车出发。 负责引路的军用吉普车率先启动了。那辆吉普车的车底盘非常高，因此在行驶到前方沙石堆积的危险路段时，虽然两个后车轮曾一度打滑无法前行，但是当司机加大油门奋力一冲之后，吉普车仍旧是有惊无险地顺利通过了，并且在转过一个弯道后很快消失了踪影。 接下来轮到了我们的车子。林忆猛踩了一下脚底油门，轿车随即一个前冲，向着前方沙石堆积的路段疾速冲去。但是只一小会儿工夫，车厢就开始左右剧烈摇摆起来，同时伴随着车轮胎与沙石摩擦后发出的“吱吱”声，我们的轿车车速瞬间减弱下来。 林忆的脚仍旧紧踩在轿车油门上，不过无论她怎么继续用力，轿车车速却始终不见提高，甚至越来越慢。渐渐地，我们全都感觉到，轿车已经不再继续前行了。它的四个轮子，虽然仍在高速地转动着，但那却是轿车车底盘被沙石架起后悬浮在半空中的空转。我们已经深陷到了沙石堆积的道路中央。 就在大家不知所措时，曾经在半途中岩石翻滚路段听到过的那个无比熟悉、同时又极其可怕的声音突然响起：砰、砰、砰……原来，悬在道路旁边半山腰的那块松动岩石已经出现了坠落迹象，滑落下来的沙土、石块正越来越多，有一部分沙土和石块就洒落在了我们的车顶棚上面。 当时的情况非常危急，如果半山腰的那块大岩石坠落了，我们将连同“马自达”牌轿车一起砸扁在岩石底下，因为那块岩石就悬在我们的头顶，而且体积实在是过于巨大，目测估算，它的体积超过了5辆轿车的总和。 于是我和小刘，还有摄影记者赶忙推门下车，我们试图依靠人力，推动轿车继续前行。这实际上也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举动，因为当时在那块巨型岩石的旁边，正有数量众多的沙土、石块向下滑落。于是当我们刚刚把身体暴露在车外面时，每个人的头上、身上就不同程度地遭到了撞击。 不过这些滑落下来的沙石，毕竟在体积上要远逊于半山腰的那块巨型岩石，不至于瞬间致人死亡。于是我们一边用背包、采访本遮挡住头顶，一边迅速来到轿车尾部，开始配合仍旧脚踩着油门的林忆，奋力推动轿车前行。 我们的努力很快见到了成效，轿车渐渐有了前行的迹象。 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下期看点：头顶的那块大岩石随时都有可能坠落下来…… 上期回顾：推车时，山上滚落的沙石打在我们身上。 我们继续加大力气，甚至不顾滑落沙石打在脸上的疼痛，把另一只端着采访本遮挡沙石的手也派上了用场。 轿车终于前行了，但是前行的距离却非常有限。就在我们准备松劲儿换气的当口，轿车在向前顿了一下之后，随即陷入了另一个沙石形成的土坑中。我们只好重新憋足力气，手扶着轿车尾部继续向前推去，但是这一次无论使出多么大的力气，轿车却纹丝不动。 当时空气中弥漫着“哗啦哗啦”的沙石土块滑落声和“砰砰砰”的轿车顶棚撞击声，但最刺耳的声音，却是车轮深陷沙土里面空转时发动机发出的“哞哞”声，如同一头公牛在吼叫。 我们僵持在那个土坑中足足有5分钟时间，在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推动轿车，却仍不见起色之后，我示意林忆赶紧把车子倒回去。 我当时的想法是，僵持在土坑中实在是过于危险，因为头顶的那块大岩石随时都有可能坠落下来。但更重要的是，前方还有很长距离的类似路段，沙土与石块遍布，按照林忆的这辆轿车的底盘高度，即使我们冲过了这里，也仍旧会在前面深陷到另一个土坑中，到时候也许连退回轿车的可能都很渺茫。 于是我们三个人赶紧跑到轿车车头，配合林忆开始向后倒车。由于之前冲过来时就受阻到了土坑中，这造成我们并没有行驶出很长的距离，因此倒车回去就显得容易了许多。没有花费多长时间，我们就把车子退回了最初人群聚集的地点。 当我们终于可以为脱离那块高悬在头顶的大岩石而松一口气时，聚集在那里的人群已经把我们团团包围住了。其中有的人向我们送上了安全脱险后的祝福，但更多人所给予的却是最善意的忠告，他们忠告我还是别向前冒险了，理由就是林忆的那辆轿车底盘：它实在是太低了！ 其实我当初示意林忆倒车子回去时，确实也隐含着“再冲一次”的另一层想法。不过听到这句忠告以后，我却不得不犹豫起来。我回过头重新仔细审视林忆的“马自达”牌轿车，发现它由于在刚才深陷到了土坑中，车身的底部已经沾满了泥土。 当我把目光移到轿车底盘，并且与前路路面上堆积的滑落沙石进行高度对比时，我终于确定：这辆车子肯定是无法通过的！ 当这个判断作出来以后，失落感瞬间就包围了我。它无疑意味着，我在今天将无法进入汶川了。因为此时的时间已经接近傍晚6点，我想象不出还能有前往汶川其他救援的车辆会在这个时间赶来，所以在那一刻，我感到非常的不甘心。 我还记得当时不断冒出来的念头是：车子驶不进去，那我就徒步走进去！ 随后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林忆、小刘和摄影记者，她们听完之后并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建议我再考虑一下。实际上在当时我已经下定了决心：一定不能让千辛万苦来到这里的成果付之东流。 现在看来，当时的决心应该更近似于冲动。因为冲过这个危险路段并不代表已经进入汶川，在这个路段前面，距离汶川还尚有一段路程，我甚至都不知道前面的路程具体有多远。 最后还是林忆的告诫使我恢复了冷静。当我仔细察看她摊开的地图以后，我对之前的想法开始动摇了：从我当时身处的地点到达汶川，至少还有200公里路程…… 于是我只好听从她们的建议：暂时返回，再侍机进入！ 作出“暂时返回”的决定，我一共花费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这期间，我曾给之前帮助我的某军区司令员拨去电话，询问是否还会有前往汶川的救援小分队赶来，我寄希望于能够搭乘他们的车子继续前行，但是我得到的却是一个失望的消息。 于是在向现场几名居民索要联系方式之后，我们开始驾车沿着来路往回返。我之所以索要联系方式，是为了能够时刻监控半山腰那块大岩石滚落的动态。这个动态，确实在接下来的计划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在回返的路上，我仍旧心有不甘地暗想着：明天清晨我一定会重新来到这里，我一定不会轻易放弃！ 其实我的这个想法，全部是基于此前的震区采访经历：几天来，我一直是势如破竹、不断前行的，途中无论艰难险阻，我从没有胆怯得走过回头路。 现在之所以调头返回，实在是迫于大自然对道路造成的破坏，我别无选择。但我却宁愿把这次返回，当成是一次进入汶川之前的战略安排：我一定还会回来，穿越这个路段！ 当林忆驾车行驶出一段路程后，我突然想起，应该把自己的返回情况向之前带路的救援小分队负责人通报一下，但是拨过号码后，却一直无法打通电话，我推测一定是距离汶川越近，通讯信号就越不畅通的缘故。 半个小时后，我们行驶到了附近一个比较繁华的县区，于是作出决定，当晚就住在那里。在寻找到一个相对安全的住处后，我按照之前索要的联系方式，与仍驻足在我们受阻地点继续观望松动岩石的居民进行了通话，询问岩石滚落的情况。 我得到的情况是，那块松动的岩石并没有滚落下来，同时随着山上风速的减弱，它已经趋于平稳了。 这个信息反馈让我在当时有了一个基本判断：前往汶川还是存在可能的，只要那块大岩石还没有滚落下来，就意味着道路仍旧畅通。目前只是林忆的轿车底盘存在问题，我只需要在接下来寻找到底盘比较高的车子，我就能顺利通过那个路段。 于是当晚间8点半我们来到附近一家小饭馆吃饭时，我的心思就全部用到了寻找底盘比较高的车辆上面。但这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一直到9点半吃完饭，我也没能联系到愿意受雇前往汶川的车子。 我发现，司机们不愿意前往汶川的原因，主要在于道路太危险。最后我只好让林忆、小刘、摄影记者先去休息，我决定继续在县区里寻找车辆。 我笃信“重赏必有勇夫”的道理，于是把雇车的价格提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终于在半夜11点半，通过饭馆老板的介绍找了愿意前往汶川的车子。这是一辆载重量2吨的五十铃牌货车，车主在当地从事运输木材的生计，地震造成了他一直无生意可揽。 于是我与车主商定，5月16日清晨6点半出发，目的地是汶川。之后我就返回了住处。现在的时间已经是5月16日0时30分了，我打算用有限的时间好好休息一下，为接下来的采访养足精神。 但是回到住处后我却发现，林忆、小刘、摄影记者竟然都没有睡觉，他们除了等着我的雇车消息外，还有另一件更重要的事情需要我一起商量。 这件重要的事情是，林忆必须要在5月17日晚上返回成都。原来，就在我之前寻找车辆的时候，林忆的领导打来电话，内容是紧急派她在5月18日早晨出差北京，去参加单位的一个重要会议。 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此前从未提过要求的林忆，向我们提了一个要求…… 上期回顾：我终于联系到了愿意受雇前往汶川的车子。 当我把成功雇到车辆的消息告诉大家时，每个人除了高兴，更多的却是心情复杂。 因为此前在一路上从没提过要求的林忆，当时向我们表示，希望能有人陪伴她一起返回成都。对于两天来一直行走的“汶川西线”，林忆无比熟悉，因此她心生畏惧，担心自己一个人无法安全地走完归途。 这并不是一个过分的要求。我相信阅读过前面内容的读者，已经能够深切感觉到“汶川西线”的危险与艰难，林忆之所以在最初义无返顾地踏上这条路线，一个重要原因是她对于“汶川西线”不熟悉，所以她此时提出的“陪伴”要求，才更是一个女孩子切肤之痛后的深有所感。因此，我实在找不出可以拒绝的理由，更何况，眼前的这个女孩子还曾经帮助过我们许多。 但是林忆的“陪伴”要求，也无疑意味着在我、小刘和摄影记者三个人中间，肯定将有一个人无法前往汶川。而且“陪伴”她返回成都的出发时间，同样是在5月16日清晨，这是基于从成都到达这里后所花费的时间而计算出的。 因此每个人在当时都心情复杂。从商量的结果来看，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失去这次前往汶川的机会，每个人都把“进入汶川”看作是自己职业生涯中最难得的一次采访。“率先进入汶川”，是当时来到震区的所有记者的最高职业梦想。 不过我们还是必须要做出选择，在我们三个男人中间做出一个选择。得知林忆必须要返回成都的消息以后，我想的最多的，就是报社领导曾经叮嘱的那句话：新闻采访固然重要，但是人的生命更加重要！ “我们绝不能撇下林忆，让她独自回去，我们三个人中间必须要有一个人护送她安全回到成都！”这就是当时的初步商量结果。 其实林忆在那一刻也一直深感内疚，她表示，如果不是单位的强制性命令，她是坚决不会返回成都的，她也同样渴望能够进入汶川！于是，在发现自己提出的请求竟然使我们深感为难时，林忆决定收回请求，独自踏上归途。 但是她的想法很快就被我们否定了，我说服她的理由仍旧是报社领导的那句叮嘱，而且我也努力让她相信，她的请求并不过分，“如果我们撇下了你，才是最过分的！”我们边说，边开始了进一步的选择，决定到底由谁陪伴林忆回去。 当时的情景非常尴尬，我们每个人都慷慨激昂地表示愿意陪伴林忆返回成都，同时又掩饰不住自己骨子里想进汶川的渴望，所以我们迟迟无法做出最终选择。 至5月16日凌晨2点，当摄影记者在言辞中流露出“我已经成家，孩子尚小，进入汶川确实非常危险”的不坚定想法后，他终于做出了自愿陪伴林忆返回成都的决定。 至此，我们才计划出了天亮以后的行动安排：我和小刘乘坐刚刚雇来的货车，向汶川继续挺进；摄影记者陪伴林忆，沿着来时的路返回成都。我们把出发的时间统一在了清晨6点半。 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赶紧休息，为计划好的行动积蓄精神。就在我们回到各自房间准备就寝时，我突然心生了一个想法：是不是应该在做出最后行动之前留下几句话呢？ 当时之所以会冒出这样的想法，主要是基于一路上不断听到关于汶川、关于死亡的不祥消息，同时受阻在岩石翻滚路段的情景也不断刺激着我，这些记忆使我对接下来的行程毫无把握。虽然我满怀信心，憧憬着理想，但我也非常担心自己会在前往汶川的路上、或者进入汶川之后遭遇到不测。并且这也是极有可能发生的，因为我要去的将是余震不断的震中汶川。 就是这种“风潇潇兮易水寒”的想法袭上了心头，我才意识到必须要给沈阳的家人、朋友、同事留下几句遗言，以备我不能安然回沈之需。 于是，我找到了摄影记者，把一份需要带去“遗言”的人员名单交给了他，总计50余人，其中包括我的父母、亲属、朋友、同事、单位领导，同时我也把需要说的话写在了每个人名的后面，并叮嘱摄影记者：我们在天亮分手以后，如果三天之内没有我的一点儿消息，那么就证明我肯定在汶川遇难了，你一定要把“遗言”帮我送到…… 从摄影记者的房间出来以后，我又找到了林忆，一方面我要对几天来得到的帮助表示感谢，另一方面我也打算让林忆帮我带去一份“遗言”。因为林忆是见证了我在震区采访经过的惟一一个局外人，她的话相对来说更具有可信度。 接下来我把自己的真实姓名、笔名、家庭地址以及父母亲的住宅电话全部告诉了她，同时我还把最挂念的几名至亲朋友、一直心怀感激的领导的名字、电话，也告诉了她，我只想让林忆带给他们一句话：我爱你们，我是你们的骄傲！ 那一刻，我确实把天亮以后的分手当成了诀别！ 凌晨3点钟，当我终于把需要交代的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平静地等待清晨6点半的来临，等待又一个惊心动魄的开始。 不过我却并没有等到那一刻。在5点半的时候，我就在睡梦中被叫醒了。叫醒我的人是摄影记者，他当时的行为和话语让我吃惊无比，以至于所有的睡意在一瞬间就全部消失了。 摄影记者告诉我，他要立刻动身去汶川了，因为刚刚沟通好的搭乘车辆正在外面等着，时间很紧迫，必须马上出发。 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女志愿者林忆重新陷入独自返回成都的尴尬…… 上期回顾：我准备了遗言。 我看到，摄影记者此刻已经脱掉了从沈阳出发时身穿的普通衣服，换上了之前某军区司令员借给我们的草绿色军装。 原来在半个小时以前，摄影记者去上厕所的时候，突然发现外面正有前往汶川的军用救援车辆相继经过，这些车辆全部是从成都方向赶来的救援先头部队。于是摄影记者在换上军装之后，跑到马路中间拦截住了其中的一辆救援车，并博得救援车上面负责人的同意，得到了可以把他捎到汶川的批准。 摄影记者随后把自己的采访设备陆续搬到了救援车上面。 他的举动彻底打乱了我们在3个小时之前做出的全盘计划，女志愿者林忆将重新陷入独自返回成都的尴尬。于是就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摄影记者快步走出了房间。他最后留给我的话是：彼此珍重，保持联系！我还记得，在房门“砰”的一声被关上以后，我的脑袋“嗡”的一下，之后只能一点点踱到窗台边，透过房间的窗户玻璃望着他越来越小的身影逐渐消失。 我知道我无法继续前往汶川了。责任心告诉我，我绝对不能撇下林忆独自前行。一个小时之后，我做出了陪伴林忆返回成都的决定。 当我把事情经过告诉小刘，并且催促他赶紧动身乘坐五十铃牌货车前往汶川时，他的回答是，愿意跟随我一同返回成都，之后继续并肩前往其他震区寻找新闻。在责任和荣誉之间，小刘同样推崇前者。 7点钟，在向货车司机讲明情况并道歉之后，我们沿着来路走上了回返成都的归程。在出发前的那一刻，我又望了望前方通往汶川的崎岖山路，虽然我对自己不能继续前行充满了遗憾，但是我却坦然，而且自信。我自信在离开之前，已经有所收获，也自信在下一个采访目的地，我会终有所得。 其实事实正是如此。在摄影记者走出房间并消失在我的视野中时，新闻报道方向已经伴随着震区形势的变化而发生了巨大逆转——— 之前的震区4天，是交织着地震破坏、国人震惊、亲友悲痛的“震后第一阶段”，新闻报道内容也多数集中在惨痛与悲伤上。而我在都江堰、在“汶川西线”的经历，恰好是对这“第一阶段”作了最切肤的体验，这也就是我在前面内容中之所以详细记述的主要原因。我是想通过记述这些体验，再现“震后第一阶段”的震区原生状态。因为我的体验，包含了我作为一名记者，更作为一个普通人身临震区时的所思、所想，与所感，其中不乏犹豫、胆怯、执著、感动……这些经历与感受，是震区最初4天里每一个身在现场的人都肯定会遇到的，他们的反应与我并没有任何不同。 而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便展开了大规模的救援行动。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疗救援队、防疫救援队、水利救援队陆续云集四川震区。这些救援队，成为了支撑起震后四川的最强有力的脊梁。此时的四川震区，无疑已经进入“震后第二阶段”。在一定意义上，震中汶川的灾情已经不再是新闻报道的重点，新闻记者们的使命，是走近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救援人员，记录他们，并呼吁更多的人加入他们，这才是对当时震区的最有益的帮助。 但是这种变化，由于之前我一直把目光集中在汶川，从而在不知不觉中遗漏忽略，没有适时捕捉到。不过在回返归途中经历到的一幕幕，却使我突然有了敏感的发现，并且迅速做出调整。 虽然我仍旧不知道具体的采访目的地在哪里，但我已经明确了前面的方向，那就是找到震区救援人员，找到这个时代里最可爱的人！ 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3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马尔康的关卡…… 上期回顾：小刘愿意和我们一起返回成都。 汶川之痛 如果对这次长达23天的四川震区采访进行全面梳理，那么我会毫不迟疑地把没有进入汶川作为其中最大的遗憾。 因为那是我历尽千辛万苦、穿越了九死一生的西线道路后，在距离汶川咫尺之遥的地方，最后一刻功亏一篑的。于是当我和林忆、小刘沿着来路走上返回成都的归程时，心中的不快就写在了我的脸庞上，一路郁郁寡欢，我甚至不愿意主动说起一句话。 林忆和小刘很快就觉察到了，但是他们却并没有对我劝解。很长时间以后，当他们与我聊起当时的感受时，也都坦率地承认，他们在那一刻也非常不畅快，而且对我未能进入汶川非常惋惜，以至于根本想不出用什么语言来安慰我。 于是从5月16日清晨7点出发，一种压抑感就弥漫了整个车厢，弥漫在我们三个人中间。 不过出发后的道路却一直畅通着，更加之这条路正是我们曾经驾车前往汶川的来路，我们对于路况已经了然于胸，因此在最初的一段归途里并没有发生任何波澜。3个小时后，我们顺利抵达了曾经遇到拦截、并且拒绝放行的增设在马尔康出口处的关卡。 远远地，就能清楚望到曾经拦截住我们的那名解放军战士的坚毅脸庞，阳光照耀下，他正腰板笔直地守卫在关卡入口处。 我们的车子再一次朝着他越走越近，不过与曾经兴冲冲地到来形成反差的是，这一次是依依不舍地别离。 那名解放军战士照例扬起了他的手，示意停车，但是一看到车子里坐的是我们，他立刻面露出吃惊的表情，我还能够记起他当时问的第一句话：汶川的情况怎么样，你们怎么这么快就返回了？ 我一时无言以对。时间仿佛在那一刻凝固了，场面非常尴尬。林忆于是赶紧走下车，朝着那名战士摆了摆手，同时表示已经驾车行驶3个多小时了，询问是否可以把车子停在关卡旁边休息一下。林忆这一次得到了批准。 于是就在路边，那名战士了解到了我们受阻在“古尔沟”岩石翻滚路段的全部经过，同时也知道了我当时伤心不快的主要原因。 出乎意料的是，那名战士竟然在林忆介绍完之后笑出了声。他拍了拍林忆的肩头，随即扭身朝着仍旧端坐在车厢副驾驶位置的我走来。 他一边走着，一边招呼另一名战士去取几瓶矿泉水，之后就隔着已经摇下来的车窗向我说了一句话，一句令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的话：其实进没进去汶川并不重要，只要你来到了这里，就证明了你是勇敢的，证明了你是最优秀的记者！ 那名战士的年纪与我相仿，但是说出的话，却极富生活磨砺后的沧桑。于是，当他以军人特有的坚毅目光直视着我时，我一瞬间就被征服了。后来我总是能回忆这一幕，我猜测在当时，这种征服除了他的目光，一定也包括他刚刚对我作出了肯定的评价，于是在之前一直板着的脸终于松弛下来，我把头扭向车窗，准备倾听他接下来的一席话。 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这名战士的有感而发，让我对自己的想法感到汗颜…… 上期回顾：解放军战士过来安慰我。 他随后畅谈了地震之后获得的一些感受，这些感受全部是来自他受命守卫关卡期间的所见所闻：很多年以来，解放军一直被称做是“最可爱的人”，但是这次四川地震后，那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救援人员、志愿者们其实也完全无愧于“最可爱的人”这个称号，因为他们同样为震区做出了巨大贡献。 为了证实自己的说法，这名战士手指着道路旁边堆积如山的救援物资告诉我，这些物资全部是志愿者们留下的。原来在我们一天前跟随救援小分队顺利通过关卡之后，又相继有很多志愿者沿着“汶川西线”赶到了这里。这些志愿者显然不如我那么幸运，他们都没有获准通过关卡。不过这些志愿者却没有任何怨言，他们在了解到不允许通过的原因后，把一路带来的救援物资爽快地交给了守卫在关卡的战士们，同时表示这些物资都是送给汶川居民的，他们希望救援部队赶到后，能够把物资带进汶川，使之在救援中尽一份力。据这名战士说，当时的志愿者们都拒绝留下姓名。 这一段对志愿者行为的介绍，在那名解放军战士还没有全部说完时就已经震撼了我，因为它完全是出自一位旁观者之口，这无疑意味着：只要真诚地去做事，就必定会得到有心人的永远铭记！ 于是我也不免把目光投向了那些救援物资，同时想像着当时那些志愿者们风尘仆仆到来时的情景。但是这名战士的感受却还没有倾吐完，他随后把话题转移到了我的身上，表示在地震发生之后，来自全国各地的媒体和新闻记者，同样使他印象深刻。 他直言之前对于媒体和记者的印象，全部是来自电视和广播，直至我们一行人的到来，以及想方设法通过关卡时所表现出的坚决，这些品质都使他真真切切感受到了记者的崇高：你们是在用生命去做最真实的记录！这名战士最后表示，他认为记者无疑也是震区里最可爱的人！于是在递给我矿泉水时，他庄严地敬了一个军礼。我看到，他那张坚毅的脸庞上已经挂满了微笑。 这名战士的一大段有感而发，瞬间在我心底荡起了一圈圈波澜，以至于驾车从关卡出来后，我开始对自己先前的想法感到无比汗颜：我之所以要去汶川，应该是为了行使一名记者的记录职责、和悲悯情怀，这与理想无关，只应与责任相连，因为汶川之痛，是天灾之痛，更是全国人民的心痛。如果仅仅把率先进入汶川的虚荣心当成了理想实现，甚至把个人未能进入的遗憾凌驾在“汶川之痛”上面，那么无疑是亵渎了记者这一崇高职业，未免太过狂妄自大。 一想到这里，我仿佛通过镜子看到了一个渺小的自己正渐行渐远，于是迫不及待地给摄影记者拨去电话，我要彻底击碎镜子中的那个人。 10时45分，在几次拨打却无法接通之后，电话里面终于传来了摄影记者的声音。他对于我能向他询问安全情况感到非常高兴，便激动地介绍起清晨出发后的行进情况，我感觉到，他的言辞中不时流露出当初突然改变计划的愧疚之情，我们在那一刻彻底和解了。 摄影记者在清晨离开我之后，如愿地搭乘了一辆军用救援车辆，此时他仍旧处在前往汶川的途中，虽然前行的道路很难走，但幸运的是，他已经顺利通过了我们之前受阻的那个岩石翻滚路段。 就在我打算进一步了解摄影记者的沿途所见时，对方的电话突然断掉了，重新拨打后发现，摄影记者已经不在通讯信号覆盖区。我猜测，这一定是地震造成的通讯中断，于是我决定用反复拨打的方法来争取重新接通，阅读过前面内容的读者应该记得，这一招儿曾经在之前的都江堰震区成功使用过。 但是正当我反复拨打摄影记者的手机时，麻烦突然出现了。当时林忆通过油表发现，我们的车子存油，已经所剩无几。这个发现顿时使我们紧张起来，因为它无疑是宣告了我们正接近死亡的边缘。在这条往来车辆异常稀少的“汶川西线”上，车子没有机油，就意味着寸步难行。 其实我们上次给车子加油，还是在一天前行驶到“金川”时，之前我们的策略是，每次遇到加油站，都会把油箱加满，因为自从踏上“汶川西线”，我们就发现了机油的重要意义。当时恰好在“金川”发现了加油站，于是在油箱还存有半箱油的情况下，我们仍旧按照策略行事，事后证明这是正确的，因为离开“金川”之后，我们再没遇到过加油站。 于是我赶紧摊开地图，一边和小刘找到当前所处的位置，一边查看去“金川”的距离。我欣喜地发现，距离“金川”已经不远了，于是赶紧把这个发现告诉林忆。接近中午时，我们终于在耗尽油箱里的最后一滴机油后，到达了“金川”，并找到了上次停留过的加油站。 出乎意料的是，当我们提出需要加油时，却遭到了工作人员的拒绝，理由是张贴在加油站里面的一纸《公告》——— 5月12日14时28分，我州汶川县发生了里氏7.8级地震，受地震影响，我县汽油、柴油、液化气等能源物资运输供应困难，为优先保障抗震救灾物资需求，县人民政府决定对部分能源物资实行统一调配，现就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为保证抢险救灾需求，对汽油柴油实行限制供应，确需油料单位，必须报请县应急办批准。 二、考虑到液化气供应短缺，生活能源请使用电力。 我看到，这纸《公告》的发布单位是金川县人民政府，加油站工作人员的解释是：县政府刚刚接到上级指令，内容是抗震救援部队正在赶往汶川的途中，马上就会到达金川县，为了保障部队顺利行进，必须提供机油支持，所以紧急张贴了《公告》。 面对这纸《公告》，我只好向加油站工作人员表明身份，同时解释了此行的“抗震救灾”目的，以及中途遭遇到的艰难险阻，希望能够享受一次特例。但是在半个小时的恳切陈词后，我发现对方仍旧是毫无通融余地。她表示理解我们，但是还要按规定办事。 于是我不得不让林忆守在轿车里面，自己和小刘步行20分钟，来到了“金川县应急办”。“应急办”负责人同样对我们的处境深表同情，不过他还是坚称不能越章办事，他给我们指引的办法是：只有拿到了全国抗震指挥部的通行许可，才能够加油。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林忆把车挪到了一个过道，我们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上期回顾：车没油了。 “应急办”负责人的办法无异于是告诉我：你们先回成都办理一张通行许可证，然后再来加油站加油吧！ 于是我和小刘只好从“应急办”出来，回到了加油站，当时我们毫无办法，所以只能做出最坏打算：等到抗震救灾结束了，我们就可以加油了。之后林忆把车子挪到加油站旁边的一个过道，我们就在那里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但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等待很久。半个小时后，小刘突然手指着道路的远方让我看，原来那里正遮天蔽日地泛起一阵阵尘土，夹杂在尘土中间的，是“轰隆隆”的车辆行驶声音。伴随着响声越来越大，我看到，原来有一队军用卡车正朝着金川县方向疾驰而来，是卡车的滚滚车轮，漫卷着道路中央的沙土石块，遮蔽了阳光。 就在我思忖着这到底是不是前往汶川的救援部队时，加油站里面已是一片忙碌。“终于来啦、终于来啦！”如同突然发现了“救星”到来一样，惊叫声开始在加油站办公室里面此起彼伏。工作人员随后全部跑到了公路旁边，面朝着远处那支军用卡车队挥舞着手臂。 这队军用卡车正是来自成都方向的救援部队，它们已经在“汶川西线”上面疾驰了一天一夜，现在正距离汶川越来越近。 不一会儿工夫，最前面的那辆卡车就驶进了加油站。厚厚的灰土已经蒙住了整个车身，但是透过灰土，车身上面刺眼的草绿色仍旧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 卡车停在了加油机面前，但是卡车的发动机却并没有关闭，当那名身穿军装的解放军战士从司机位置跳下来之后，他做的惟一一件事情就是赶紧给卡车加油。我看到，那名战士先跟加油站工作人员说了几句话，在向她们出示通行证明之后，他马上帮助工作人员把加油枪插入了卡车油箱中。 在给卡车加油的当口，加油站工作人员给那名战士送来了几瓶矿泉水，但是那名战士却并没有喝，而是放到了加油机旁边。他实际上根本来不及喝水，因为加油完毕后，他就立刻回到了驾驶室，并启动发动机。 卡车随即驶出了加油站。当它驶上公路开始前行时，我看到，苫布蒙着的卡车车箱里面，两排同样身着军装的解放军战士正整齐端坐着。 第一辆卡车驶走了，第二辆卡车紧跟着驶入了加油站。驾驶室里面的解放军战士随后展开了与第一辆卡车相同的加油步骤：出示证件、立刻加油、驶上公路。于是加油站工作人员就开始了不间断的忙碌：直至第三辆卡车驶离、第四辆卡车驶离…… 此时接踵而至的卡车已经在加油站前面排起了长队，我当时的粗略统计是，这队卡车的数量超过了20辆，其中还夹杂着清障车、起重车等维护道路畅通的车辆。 就在我仔细观察这队救援解放军，并侍机准备采访时，小刘的一个提醒突然打断了我。他认为这些解放军也许能帮助我们加满车油，从而重新上路。这个提醒一下子使我恍然大悟，于是我们三个人一起向车队走去。 经过一番周折后，我们找到了这支救援解放军的带队负责人，他当时正端坐在其中一辆卡车的副驾驶位置，等待着加油。我首先向他表明了身份，并自我介绍了之前的行程、以及受阻返回情况，同时向他提出采访要求。但是我却遭到了拒绝，理由是：他现在正全力以赴赶往汶川，要不惜一切代价抢救汶川人民的生命和财产，时间非常紧张，所以不允许他停留接受采访。 对于这个理由，我没有办法反驳，只能平静地接受。不过在言谈间，这名负责人却表达了对我们一行的敬佩。他向我简单透露了震中汶川的情况，这是从已经率先进入汶川的先头部队那里反馈来的：情况非常惨，尤其是映秀镇，90%的房屋都塌掉了…… 这名负责人表示自己此行的压力巨大，“身负重任啊，我恨不得马上插上翅膀飞进去”———我在采访本上面记录下了他当时说的原话。 此时在这名负责人的前面，已经仅剩下一辆卡车在加油了。我深知在轮到他加油之后，他乘坐的卡车就会同样立刻驶离，兼程赶往汶川，于是在最后关头，我抛出了自己的请求：我的车子也没油了，所以现在困在这里，能不能帮我向加油站通融一下呢？ 提出这个要求时，我的心中一阵忐忑，同时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因为我深知机油在当时的重要意义。但是让我吃惊的是，这名负责人却并没有拒绝，不过他也没有立刻应承下来，沉吟半晌后，他向我重新索要了相关证件。 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在林忆的提醒下，我赶紧给司令员冒昧拨去电话…… 上期回顾：情况非常糟，尤其是映秀镇，大部分的房屋都塌掉了。 这名负责人处事非常谨慎，在核对完我的身份后，他又表达了另一个要求：希望我能提供出一个证实之前行程以及受阻经过的目击人。他的要求同样是基于机油的重要性，我还记得，当时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他随后又说了一句话：好钢要用在刀刃上！ 他之所以没有一口回绝我的请求，全部是来自之前在其他震区救援时对记者留下的美好印象，后来他告诉我，当他亲眼看到来自全国各地的记者们也在不顾危险地向震区里面冲锋时，他就喜欢上了这群人！但是在此刻，由于汶川形势的紧急，他却不能用感情取代理智，因此我必须提供出“我是记者”的有力说明。 面对这个要求，我一时也感到了为难，不过林忆却突然想起了某军区借给我们军装的那名司令员，“也许那名司令员可以帮忙！”于是在林忆的提醒下，我赶紧冒昧地给司令员拨去电话，简单陈述了当前的处境。 电话随后交到了这名负责人的手中，他们交谈几句之后，我看到这名负责人开始对着听筒不住点头。于是当这名负责人乘坐的卡车开始加油时，他向加油站工作人员进行了说明。自此，我们终于获得了宝贵的机油，得以继续沿着归途返回成都。 在救援车队全部加油完毕后，工作人员开始给我们的车子加油。此时，公路远处已经重新腾起了救援车队向汶川方向疾驰时卷起的尘土，而我的心情也因他们的离去而此起彼伏起来：汶川，一定要挺住！ 也许很多读者是通过电视画面，亲眼目睹了地震之后汶川的灾情。而我由于身在震区，根本不具备观看电视的条件，因此是在很长时间以后，通过电视回放才得以观看到的。其实在当时，我对于地震之后的汶川印象，全部是来自返回成都时沿途所见的一幕幕。汶川之痛，因为这一幕幕才在我心中越烙越深。 其中的第一幕，就是加油站机油短缺的情景，于是在加油完毕之后，我特意对金川县人民政府发布的《通告》进行拍照纪念，至今这张照片还保留在我的电脑里面。 而第二幕，是始于我们离开加油站20分钟以后。当时在狭窄的公路上，迎面又驶来了另一支车队。我看到，与之前在加油站碰到的军用卡车队不同的是，这是一队长长的大货车车队，而且每辆大货车后面，都承载着重重的货物。 由于道路比较狭窄，我们只好停在路边让货车车队先行通过。我看到，这些大货车车身上，全部悬挂着红色条幅，条幅标明了每辆货车的身份以及去向：“中国水电五局情系灾区人民”、“交通救灾运输”……原来这是一支向汶川运送救灾物资的货车车队。我现场的统计是，共计15辆。 这些大货车运送的救灾物资之多，超乎我的想象，恰在此时，摄影记者的电话打来了。 之前的电话断线，果然是他在半途通讯信号不畅通的缘故。摄影记者现在已经成功进入汶川，那里的通讯还能够基本维持，虽然时断时续，摄影记者仍旧是激动地介绍起目击到的震后汶川，“我前边的那一大片房子全塌了，但废墟里没有看到人……不对！抬出了两具尸体……救援的解放军早已经进来了，他们有的是空投进来的，有的是从我们走过的‘汶川西线’进来的……老百姓的情绪还比较稳定，不过能看出来，他们都很悲伤……我现在走到县政府了，政府大楼有一条大裂缝，很多人都聚集在附近……那边是军队宿营的帐篷，我现在要走过去看看……” 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货车司机表示：不睡觉也要把救援物资送进汶川…… 上期回顾：我对地震后的汶川印象，全部来自沿途所见的一幕幕。 就是在摄影记者稍显凌乱的描述中，我们送走了那一队运送物资的货车车队，于是重新启动车子，朝着成都方向继续驶去。大约又驶出了一个小时，在进入丹巴县以后，前面突然出现了几道警戒线，而且还有大批的警察、警车。 丹巴县就是我们在一天前曾经夜宿的那个县城，当时县城的大多数居民为了躲避余震，相继被政府安置到了一个安全、统一的地点，以至于我们在那一夜险些没有找到住处。不过县城在天亮后已经完全恢复了活力，位于丹巴县团结街的警戒线旁边，正聚拢着大批驻足观看的居民。 道路已经被警戒线戒严了，下车后通过这些驻足观看的居民，我了解到，原来就在半个小时前，丹巴县又发生了一次剧烈余震。余震致使前方一栋紧靠路边的楼房发生坍塌，现在警方正在疏通道路，同时察看废墟里面是否有伤亡人员。 但是疏通工作却进展得缓慢而吃力，即使警察从县政府调来了数辆清障车，仍旧效果甚微。就在警察们一筹莫展时，突然从前方的另一侧警戒线外跑来了几个人，他们全部身着军装，行动敏捷。 这几个人与为首的那名警察交谈几句后，废墟另一侧的警戒线被勒令摘除了。与此同时，警察开始跟随这几个人越过废墟，向废墟另一侧走去，他们同时还通过扩音器告诫围观的居民：请让开道路，请让开道路……不一会儿，废墟另一侧就迎面驶来了3辆军用清障车。 这3辆军用清障车的加入，极大地提高了道路疏通工作的效率。半个小时以后，道路终于被打通了。但是警察们仍旧用扩音器告诫着：请让开道路，请让开道路……同时拦截住其他的遭到废墟堵塞的车辆，禁止前行。 警察们的行为是要保障一支前往汶川的救援车队能够顺利通过这一拥堵路段。很快，这支救援车队就从对面呼啸而至，并越过废墟，从我们面前擦身而过了。我看到，这支救援车队的长度远胜于之前在加油站遇到的那支车队，但是每辆卡车承载的解放军战士数量，却并没有减少的迹象。 在救援车队后面，紧跟着的是另一支运送救援物资的庞大车队，它的长度，同样远远超过我们之前遇到的那支运送物资车队。通过货车上面悬挂的条幅，我辨认出这些正运往汶川的救援物资，分别是来自多个省份、多家企业。 其中一名货车司机在等候通行时接受了我的采访。他是从山西日夜兼程赶来的，所驾驶的货车上面，装满了山西几家企业捐助的救援物资，这名司机对于自己肩负的责任深感重大，他表示：宁愿不睡觉，也要把救援物资尽快送进汶川！ 这名司机的想法，其实代表着当时在现场的所有司机的心声。因此我看到，即使他们额头上正流着汗，但每个人却都全神贯注，目视前方，随时准备挂挡加速，向汶川进发。这些司机们正是在四川震区参与救援的众多人员的一个缩影。 救援四川震区———已经深深嵌入当时各个阶层、不同年龄的中国人心中，成为了义不容辞的事情。 在两个小时后，我遇到了另一群正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默默参与救援的人。 从丹巴县出来后，我们到达的下一个人迹聚集的地点是泸定县，70多年前中国红军“飞夺泸定桥”的发生地就是这里。但是在此刻，泸定县县内最让人瞩目的场景却并不是承载着无限历史记忆的泸定桥以及桥下滚滚东去的大渡河。 一进县城，率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条条高悬在半空的红色条幅，以及条幅旁边在微风中冉冉飘扬的五星红旗。我看到，每一条条幅的名头虽然不同，但是在上面却全部粘贴有相同的几个字：×××向支援灾区的同志们致敬！ 泸定县是“西线道路”上前往汶川的必经之路，当发现救援车队正源源不断地从县城经过，并继续驶往汶川时，城内的居民们开始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向汶川进行着支援，那全部是他们力所能及的方式。其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学生们。 当时在康定民族师专的校门口，数十名学生正在一个临时搭建起的凉棚下忙碌着。凉棚前一块近2米高的指示牌，显示了这些学生们忙碌的内容，因为指示牌上面写着7个字：抗震救灾服务站。 我看到，每当有救灾车辆从学校门前经过时，凉棚里面总会有几名学生跑进跑出，他们有的手持地图，有的怀抱矿泉水，两手空空的学生则挥舞手臂，示意正在驾驶救灾车辆的司机减速或者暂停。 学生们是要把地图、矿泉水送给司机们。康定民族师专的团委老师陈刚是服务站现场负责人，他告诉我，设立服务站的目的就是为了给路经此地前去救灾的司机们提供帮助。 据了解，通过设立服务站为灾区提供帮助，完全是学校师生们在地震之后自己摸索出来的救援方式。 当地震发生时，康定民族师专也出现了明显的震感，所幸的是，学校疏散措施到位，因此并没有人员在地震中伤亡。惊魂未定的师生们随后通过电视、广播，了解到地震已经致使多人遇难，同时也知晓了距离学校并不遥远的汶川就是震中，于是便自发展开了救援行动。 当时学校迅速成立了一支近百人的志愿者队伍，准备立即赶赴汶川参与救援，但苦于车辆不便、路径不熟等因素，最后只好作罢。但是师生们并不愿意冷眼旁观，于是想到了自发筹款。仅5月13日8时到12时，师生们就筹款1.8万元，之后在第一时间把现金送到了县政府。就在他们继续展开更大范围的筹款行动时，5月14日开始，不断有前往汶川的救援车辆陆续从县城里穿行通过。 这些救援车辆存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通过县城时总会做出时长不一的停留，耽搁一段时间之后才急匆匆地重新赶路。经过观察，师生们终于发现了救援车辆在县城停滞不前的原因：司机们对前往汶川的“西线道路”普遍不熟，他们希望能够在县城内打听到详细的前行路线。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下期看点：校园服务站最初的目的是给救援司机指路…… 上期回顾：师生们发现了救援车辆在县城停滞不前的原因。 于是校园服务站应运而生，它最初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前往汶川救援的司机们指路。不过这种办法在实行一天后，却被发现作用不大，因为司机们在前行出一段路程后，往往会对师生们的口头指引记忆不清，甚至遗忘，很多司机还曾打来电话重新问路。为了弥补口头指引的不足，“服务站”的师生们于是按照地图，连夜手绘了百余张前往汶川的路线图。 在分发手绘地图的同时，师生们又用筹款购买了大量矿泉水，并同时送到司机们手中，以缓解炎炎烈日下的疲惫。这种与众不同的救援方式，在当时就深深感染了我，于是我一边不住拍照，一边详细记录。我当时就决定了要在未来把这一幕叙写出来，它们是对此次地震救援的另一种纪念。 当我记录完毕并准备离开时，凉棚下的学生们突然跑上前，我也获赠了一份地图和一瓶矿泉水，老师陈刚的说法是：记者也是救援队伍中的一员，因此理应得到“服务站”的相同服务！ “康定民族师专”的师生们就是以这种力所能及的方式对震区给予着支援，他们也许不是最直接的，但同样是非常有效的。因此当我们的车子重新上路之后，这些师生留在我记忆中的，就是那一张张虽然幼稚、却异常真诚的笑脸，还有校门口高高悬挂的红色条幅：康定师专师生向支援灾区的同志们致敬！ 我们的车子重新驶上了回返成都的归途，时间已经到了18时30分，天色正渐渐暗下去。于是我一边回想着途中曾经遇到的不同救援场景，一边叮嘱着林忆驾车时要多加小心。但出乎意料的是，我们驶出泸定县以后，前面的道路竟然异常畅通。 这种“畅通”并不是等同于“平坦”，因为在“汶川西线”上面，绝对的“平坦”根本就不存在，我发现的“畅通”就是指：在我们前往汶川时曾经遭遇到的岩石翻滚和山崩地裂路段，危险在此时已经不复存在，代之的是那些翻滚到路面上的岩石、以及遗留在路面上的巨大裂缝，或者被移走、或者被填平，车子再一次行驶在上面，已经不再颠簸，道路完全畅通了。 我当时就毫不犹豫地推断出，对道路作出清理的一定是那些正朝着汶川方向疾驰的解放军战士，他们刚刚与我擦身而过，因此也必定遭遇到了我曾经遭遇过的危险，为了赶路，他们才有必要把这些危险一一扫除。于是在这里我要以自己穿越“汶川西线”的亲身经历证实：那些电视画面中在汶川实施救援的解放军战士，全部是克服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才得以进驻汶川的，他们用生命践行了军人的职责！ 就是在这样的感动中，我们的车子驶过了来时曾经遭遇危险的弯道路段、地裂路段、岩石翻滚路段，我感受着道路疏通后带来的行车便利 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上期回顾：返回成都的路异常畅通。 于是林忆、小刘、和我止不住地发出了唏嘘，同时我们也暗自庆幸，庆幸能够安全返回。夜里10点半，我们驶达了雅安市，这里距离成都已经不再遥远，因此我们作出了留宿的决定。 夜幕下的雅安市其实并不平静。在我们到达的时候，市内主要交通干道上全部响彻着机车的轰鸣声。数量众多的救援部队正在这里集结，一辆辆运送解放军的卡车、一辆辆疏通道路的清障车、还有一辆辆满载着救援物资的大货车，正分列道路两侧，车灯闪烁，马达震耳。这些整装待发、即将开赴汶川的大部队，构成了当时雅安市在夜幕下的最大风景。 点缀在这幅风景中的，是雅安市市政府、市民们对救援部队的支持，我在几个地点分别感受到了他们的热情——— 在雅安市雨城区，多个路口设立有“抗震救灾党员服务点”； 在雅安市多营镇，市民们在镇政府的组织下，为救援部队提供着行进中的便利，一块指示牌上写道：尊敬的救援队员们，辛苦了！我们在此为你们准备了茶水、解暑药，祝你们一路顺风，安抵灾区！多营镇党委政府 宣 “华峰宾馆”是雅安市抗震指挥部所在地，雅安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关键在那里接受我的采访时表示，地震并没有在雅安市造成过大的伤亡，但由于雅安市是“汶川西线”的必经之路，所以当得知救援大部队要从“西线道路”挺进汶川后，雅安市就做好了准备，尽一切力量向汶川提供支援，“向救援部队提供便利，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关键说。 实际上，关键的说法正好暗合了当时震区支援的全国形势：各个省份，都已经为支援四川震区做好了最充足的准备，甚至在一些省份，支援已经有序展开，这其中就包括千里之外的遥远的我的家乡———辽宁省有一支精干的队伍，已经受命进驻灾区，他们即将展开对四川震区的最有力支援…… 寻找辽宁防疫队 作为一名特派记者，我在这次四川地震中之所以能够坚持采访23天，并成功刊发数十篇新闻报道，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得益于报社后方的有效指挥。我还记得回到沈阳后报社领导曾说过的一句话：从信息掌握而言，当时派到四川的记者并不比震区现场的人具有任何优势…… 正是因为在派出记者时就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从我到达震区的第一刻开始，报社在后方就与我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第一时间布置采访方向，及时向我传达最新的震区形势。于是当“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赴四川抗震救灾防疫队”进驻灾区时，报社领导赶紧把获知的消息通知了我。 当时我正在“华峰宾馆”对雅安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关键进行采访，腰间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听筒中随后传来了一名报社领导的急速口音，他打来电话的目的，就是为了告诉我“‘辽宁防疫队’已经到达四川了！” 这实际上是一个事先约定好的电话。那还是我与摄影记者分手不久，当我刚刚踏上回返成都的归途时，我就把已经作出的“护送林忆回成都”的选择，向报社领导进行了汇报。那时候我的沮丧之情正渐渐萌生，但是报社领导在电话中及时给予了制止。 报社领导充分肯定了我当时的选择，他们认为我护送女志愿者回成都的意义，要远远大于进入汶川采访的意义，“这体现的是责任，在采访面前，责任更重要！”报社领导说。 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上期回顾：我得到了“辽宁防疫队”已到四川的消息。 之后他传达的消息，直接促成了我的沮丧心情开始向跃跃欲试发生转变。 这个消息就是“辽宁省派出了一支最新的抗震救灾队伍，已经到达四川”。报社领导告诉我，接下来的采访方向就是这支救援队。于是在之后的归程中，找到这支救援队就成为了我暗藏在心底的最强烈期待。不过碍于信息的不畅，报社总部当时对于救援队的派出地、救援队的类型还并不知晓，所以只好与我约定：有了消息再另行通知。 此时，这些疑问终于明确了，报社领导向我传达了已经掌握的信息：救援队的类型是防疫，进驻的灾区是什邡。 于是，在结束对雅安市民政局党委书记关键的采访后，我赶紧制定前往什邡的计划。夜里11点半，我们在一个住处摊开了地图。我发现，什邡是隶属于四川省德阳市的一个县级市，恰好可以沿着雅安至成都的路线继续前行，越过成都后，北行百余公里即可到达。 基于之前4天建立下的深厚友谊，我当时毫不隐讳地向林忆表达了搭车前往什邡市的想法，她没有拒绝我的请求。之后我们各自休息准备，并相约第二天清晨立即出发。 5月17日7时30分，我们如约踏上了离开雅安的道路，开始向着什邡市前进。 之前在“汶川西线”上的生死经历，使得我们的什邡之行变得异常轻松和容易，因为这条道路的危险程度远不及“汶川西线”的十分之一。于是6个小时之后，我们平安而且顺利地抵达了目的地。 但是越向什邡市市内深入，我的心情就越发沉重。其中原因除了满眼的房屋倒塌，触目的废墟遍地之外，还有就是还不知道“辽宁防疫队”进驻什邡市的确切办公地点。之前的报社通知只是告诉了我“辽宁防疫队”已经进驻什邡市，但却没有提供任何联系方式和路线指引。 当此刻我站在充斥着紧张救援气息的什邡市街头，一个发现就是，想要在这座已经被地震彻底毁坏的城市中找到一群来自辽宁的卫生防疫人员，其艰难程度并不小于冒险进入汶川的举动：瓦砾遍地的街道上，帐篷连天的马路边，随处都可以看到身穿白大褂的医务工作者，但他们或者是医治伤员的大夫，或者是紧急包扎的护士，其中就是没有卫生防疫人员。 我曾经与路遇的每一名“白大褂”询问攀谈，却发现虽然同为医务工作者，他们竟然也不曾在什邡市市内接触过防疫人员，甚至都没有看到过这群人，因此无法提供有效的指引。 于是我赶紧给报社总部拨去电话，希望得到帮助。实际上报社总部对这一问题早已经有所察觉，之前报社领导在把“辽宁防疫队”进驻灾区的消息告诉我时，就意识到了寻找的艰难，所以一直通过各种渠道打听“辽宁防疫队”带队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只是此时还仍旧没有收获。 报社领导在当时作出的布置是，我仍旧继续在什邡市各个街路上寻找，报社也会积极联系，一旦有了结果，会马上通知我。此时的时间已是5月17日14时整，我们随即驾着车开始了走街串巷的艰难寻找，目标就是“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赴四川抗震救灾防疫队”。 我在当时遵行的寻找原则主要是：防疫人员肯定会出现在人员伤亡比较聚集的地点，也就是地震最严重的区域，这实际上也正是“白大褂”们在什邡市市内没有接触过防疫人员的根本原因———城郊、农村受到地震的影响更为显著，伤亡程度更为严重。 事后看来，当时的这个判断完全正确，因为我联系到“辽宁防疫队”带队负责人时，他确实就是在什邡市受灾最严重的一个郊区，不过这却是4个小时以后的事情了。 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上期回顾：开始寻找“辽宁防疫队”。 在当时，我只能按照报社指令进行漫无目的的寻找。 我们的寻找过程紧张而且细致，但却收效甚微，不过路遇的几处场景，却使我发现了一个迥异于5天前到达都江堰时看到的震区，这种目睹与感受从我们驾车行驶出什邡市市区时就相继开始了——— 场景一：灾区群众已经得到集中安置 在八角中学、在杉木林村一些宽阔地带，已经临时搭建起了成片成片的帐篷区。 这是5天以来震区发生的最大变化，我还记得当初进入都江堰震区时，很多灾区群众还处在居无定所的状态，他们只能把身体暴露在当时的狂风暴雨中，无处躲藏。但是此时，什邡市八角镇杉木林村的灾区群众已经可以告别地震中彻底倒塌掉的住房，进而拥有一顶能够遮风挡雨的帐篷了。 在八角中学安置点里，很多有孩子的家庭被集中在了条件最好的安置点，日常生活必备的锅碗瓢盆也得到了供应。也就是在这里，林忆留下了准备送给汶川灾区群众的救灾物资，那正是我们前往汶川之前在超市自费购买的大量生活用品。 安置点的灾区群众向我们表示了感谢，有的灾区群众甚至涕泪横流，同时还有另一部分灾区群众只肯收下部分生活用品，他们希望剩余的部分可以帮助其他人，这部分灾区群众说，政府送来的救灾物资已经够他们生活了。 场景二：救援物资的发放很有序 灾区群众已经得到了救灾物资的接济，这是5天来震区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我了解到，所有救灾物资全部是来自各个省份的支援，而灾区对救灾物资的发放，也极富规律性。 我看到在一个安置点门前的告示上清楚写着救灾物资的发放时间：下午4点~5点30分领取。由于时间还没到，于是我步行来到了不远处的“八角镇杉木林村救灾物资发放点”。在那里正堆积着数量众多的矿泉水、压缩饼干、方便面。 “发放点”负责人告诉我，这些物资已经足够全村居民吃上几个月了。我发现这名负责人的手里拿着一个笔记本，上面详细记录着村中每名受灾群众领取救灾物资的时间和数量，每一笔账都有据可查。 实际上这正是代表了灾区发放救灾物资的状况：规范，有序！ 就在我对“发放点”进行拍照时，一卡车救灾大白菜的到来，真实再现了这种“规范、有序”。我看到，当那辆满载着大白菜的红色卡车停在“发放点”前面后，负责人先与司机核对了白菜的数量，之后现场宣布：为了保持大白菜的新鲜，这车白菜不在“发放点”存留，而是直接发放至灾区群众手中。 之后“发放点”工作人员开始用大喇叭进行广播，受灾群众很快便聚拢至“发放点”。但是现场却并未出现哄抢白菜的场面。我看到，受灾群众排成了一个长队，之后把白菜从卡车上面依次传递至地面，然后由工作人员进行着现场分发…… 场景三：来自全国多个地区的救援人员已经进驻灾区 从八角镇杉木林村出来，我们继续前行寻找“辽宁防疫队”，在途中我发现来自多个省份的很多方面的救援人员已经进驻灾区。 我们首先遇到的是来自深圳市的救援人员，他们主要在灾区负责治安工作。深圳市公安局特警支队七大队的女警察李杨接受了我的采访，她是一天前随队来到什邡的，她所在的这支警察队伍一共有200余人，其中包括7名女警察，“主要是担心男警察在处理一些棘手事情上不方便……” 我见到李杨时，已经是下午3点了，但是她却刚刚吃完午饭。原来她一直在外面巡逻。李杨告诉我，他们的任务很繁重，主要是防止窃贼在坍塌房屋里偷盗，因此必须不停地巡逻。但是李杨却发现，其实在震区，窃贼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所以他们更多的是担负起了帮助灾区群众建设安置点的工作，“我们必须有求必应，因为被派来就是做支援的嘛！” 挥别了李杨，我们继续前行，突然又在前面跑来了一队面戴口罩、手持铁锹、身穿迷彩服的军人队伍。他们是来自河南的某军区解放军，此时正紧急奔向前方一个废墟，进行废墟的善后处理，包括排除仍旧存在的危险，杜绝二次倒塌等。 随着这队解放军的脚步，我也向前方走去，途中又先后遇到了河北军区某部、中国解放军空降兵某部的救援人员，来自四面八方，数量众多的救援人员正聚集在什邡市震区。 场景四：营救地震生者的工作已经基本结束 此时距离地震已经过了100多个小时，废墟中生者余生的机会非常渺茫，因此出现在都江堰震区的大规模营救行为已经基本停止。我在震区看到，救援人员集中在震区所做的工作，全部是排除危险、安置点建设、杜绝隐患等。 随着之前遇到的解放军队伍走出一段路之后，我发现，他们是来到了一处化工厂。后来我才知道，什邡市受灾最严重的就是几处化工厂所在地，这队解放军就是为了防止化工厂倒塌后原料泄漏。 同时还有一些救援队，正使用着重型挖掘设备，将摇摇欲坠的房屋彻底推倒，以杜绝再次发生危险。 上述场景在我寻找“辽宁防疫队”的前行途中一一划过。有的场景留给了我足够深的印象，于是描写得相对细致，这是因为当时在那里驻足的时间更长一些。而另一些场景的记忆则相对模糊，呈现在纸面上的文字就显得很概括、很笼统。 其实，造成后一种情况的原因主要在于我当时的寻找仍旧毫无进展，以至于我越是漫无目标地前行，我的焦虑感和紧迫感也就越加强烈，因为时间已经不知不觉地接近傍晚了。 16时，当我跟随那队解放军来到附近一个化工厂观看废墟的善后处理时，我仍旧没有发现“辽宁防疫队”的身影。于是在了解到这队解放军来此的目的后，我赶紧急匆匆奔赴下一个地点。作为报社的特派记者，我必须按照报社指令找到“辽宁防疫队”，完成采访任务。 林忆的车子重新启动了，我们开始绕过化工厂，向下一个地点驶去。 但是就当我坐在车厢中努力思索着前面又会遭遇到什么场景时，我的电话又有来电了。 这是一个引起了一系列转折的重要电话，此后，陆续又有多个电话不断打进打出，我受到这些电话的指派，开始往返奔波于多个采访地点进行目击、记录，最后终于促成了我在什邡市的不平凡的一夜。 一句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话，在我穿梭于什邡市的街头寻找“辽宁防疫队”时，感触竟然来得格外的深。 这句话就是“机会总留给有准备的人！”我之所以突然对这句话顿生了感触，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我们绕过化工厂，驾车向下一个地点驶去时，报社领导的电话突然打来了。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上期回顾：目睹和感受了震区发生的几个变化。 报社后方经过一整天的沟通，已经询问到“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赴四川抗震救灾防疫队”带队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并且刚刚进行了通话。 原来这名带队负责人当时正在什邡市蓥华镇参与救援。报社领导随后对我作出的指示就是，立即赶往蓥华镇找到这名负责人。 实际上，蓥华镇在当时距离我们并不遥远。我们刚刚驾车离开的那家化工厂，正是蓥华镇的所在地。 于是我们赶紧调转车头向回返，我一边在电话中告诉报社领导“蓥华镇就是我刚刚离开的镇子”，一边心生感触地回想起出发寻找“辽宁防疫队”之前作出那个推断：防疫人员肯定会出现在伤亡比较聚集的地点，也就是地震最严重的区域！ “我之所以现在距离蓥华镇如此的近，全是因为我在出发寻找之前进行了充分的预测和准备工作，所以才能节约大量的赶路时间，才能在接到通知后第一时间到达指定地点……” 就在我沉浸在“艰难寻找对象原来近在咫尺”的心理愉悦中时，我们的车子已经接近了刚刚离开的化工厂，进入了蓥华镇。 于是我赶紧把行踪向报社领导进行汇报，同时准备接收下一步行动指派：如何在镇子里找到防疫队带队负责人？ 报社领导直接把这名带队负责人的名字和联系方式告诉了我：队长，王树诚；联系方式，138×××××698。之后让我立即与对方取得联系，他们刚刚就采访事宜沟通完毕。 我迫不及待地按照号码拨去电话，电话那端传来“你好！”说话的正是王树诚队长。他果然身在蓥华镇。对于我的采访要求，王树诚没有拒绝，但他表示自己正忙碌于当地的疫情防治工作，无法抽身，所以只能是我去找他。 这当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我此刻也同样身在蓥华镇，于是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王树诚队长，同时询问他的具体所在地。 出乎意料的是，王树诚队长竟然将信将疑。他在5分钟之前刚刚与我的报社领导通话完毕，得到的说法是，我正在什邡市市内寻找“辽宁防疫队”，因此他不相信我这么快就到达了蓥华镇。以至于我不得不按照他的要求，把身边的建筑物情况描述清楚。 我同时还把如何来到蓥华镇的分析、判断对他进行了说明。后来在我终于可以面对面采访王树诚队长时，他告诉我，正是我当时在电话中所作的“‘辽宁防疫队’会在哪里的分析”折服了他，使他对《华商晨报》记者充满了敬意，因此才愿意把防疫队的工作情况和盘托出。 不过在此时，王树诚队长却无法抽身来见我，于是在我描述完身边的建筑物情况后，他也把自己身处的地点进行了描述，之后让我赶紧去找他。 本来这是一种正常情况下的非常普通的见面方式，但是我俩却全都忘记了，蓥华镇是震区，而且是受到地震破坏非常严重的震区。 在这里随时都会有意外情况发生，随时都会出现紧急的救援，因此这种见面方式非但不可取，甚至还相当误事。 在当时，这种见面方式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我与王树诚队长在蓥华镇根本没有见到面，虽然他曾在意外情况发生之后，四次打来电话重新设定见面地点，但无奈的是，意外却接连发生。 不过这种见面方式却同时让我拥有了一个偏得：我得以在第一现场了解到“辽宁防疫队”支援震区的不同工作侧面，从而在脑海里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们因此成为了我稍后向报社发回新闻报道的主要内容。 以下就是四次见面的整个过程，虽然在事后看来颇具戏剧性，但在当时却真真切切发生过，而且全部原原本本记录到了我的采访本上面————— 第一次见面过程 时间：16时25分 王树诚队长的见面地点描述：我正在化工厂的南边，这里有一大片坍塌的废墟，我所处地点的标志性建筑物就是一栋3层小楼，小楼前面有一根折断的电线杆子…… 赶到见面地点后留下的印象：按照王树诚队长的地点描述，我们驾车是根本不可能找到的。 于是我只好让林忆和小刘在车子里面等着，我独自向那栋3层小楼走去。 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上期回顾：我终于联系上了“辽宁防疫队”的负责人。 华商晨报记者赴四川大地震前线采访纪实 道路上面布满了瓦砾和砖头，现场的情景与我在都江堰震区时看到的基本一样，到处都是急匆匆救援的解放军。15分钟之后，我在拐过几个路口后望见了那栋小楼，随后我跨过折断了的电线杆子，来到小楼的近前。 出现在眼前的是一大片生活垃圾以及距离并不远的两座简易“旱厕”，同时解放军正手持铁锹在上面忙碌，他们在把这一大片垃圾装车运走。 其中一名解放军负责人告诉我，他们是在按照防疫人员的要求清除生活垃圾，打扫旱厕，“这个地点以前是蓥华镇的主要生活区，卫生防疫人员之前通过检测发现，这片生活区遗留的垃圾、旱厕已经成为了蚊蝇滋生的主要地点，极容易造成传染病传播……” 对于给予工作指导的那名卫生防疫人员，解放军负责人表示，刚刚还在这里，但是突然接了个电话，就急匆匆跑开了。我于是赶紧给王树诚队长拨去电话询问。 第二次见面过程 时间：16时45分 王树诚队长的见面地点描述：我刚才正在小楼的旁边等你，但是这里突然在废墟下面挖出了几具尸体，需要紧急处理，所以我接到命令后就过来了。我现在是在你的北面，大约有2000米距离吧，你沿着道路一直走，走过“空降兵师抗震救灾指挥部”就可以了，我身穿着白大褂呢。 赶到见面地点后留下的印象：15分钟后，我来到了那片废墟，果然远远地就能看到几名身穿白大褂的人。 我于是走上前，向其中一名“白大褂”询问“哪位是王树诚队长？”出乎意料的是，这名“白大褂”竟然摇起头来。之后另外几名“白大褂”也都相继表示不认识王树诚。 原来这群人全部是搬运工，我于是再次给王树诚队长拨去电话。 第三次见面过程 时间：17时15分 王树诚队长的见面地点描述：不好意思，又没有见到面。主要是这边也发生了紧急情况，所以必须得马上赶过来。我现在仍旧是在你的北边，大约5000米吧，这里有一片宽阔地带，刚才老百姓提出要在这里建设新的安置点，我正在现场进行检测呢。 赶到见面地点后留下的印象：20分钟后，我赶到了王树诚队长所说的那片宽阔地带。但是我仍旧没有发现“白大褂”的身影。当我在现场进行打听时，居民崔景富知道了我的记者身份，随即拉住我表示：你要好好写篇报道感谢辽宁的防疫人员，多亏了他们的到来。 关于王树诚此时的去向，崔景富告诉我，他被老百姓拉着去下一个村子检测饮用水了。我只好又一次给王树诚队长拨去电话。 第四次见面过程 时间：17时35分 王树诚队长的见面地点描述：我现在正在北面800米的一个村子里给饮用水消毒，你知道饮用水是大问题，一刻也不能等的，所以我听说这个村子的水还没消毒，就赶紧过来了，我们距离不远，你也过来吧。 赶到见面地点后留下的印象：当我来到王树诚队长所说的村子时，却仍旧没有找到他。原因在于，王树诚队长到达之后，就开始深入每一家进行饮用水消毒，与此同时，他还帮助每一家进行餐具消毒，很多居民就是在消毒过程中，学习到了具体的防疫知识。 当我到达村里时，王树诚已经对13个家庭完成了消毒，通过他的现场讲解，防疫预防已经深入人心。但是我了解到，他在不久前又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之后就匆匆地离开了村子。 于是我只好继续给王树诚队长拨去电话。 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上期回顾：和王队长约了几次都没能见到面。 我是打算询问王树诚队长目前的所在地，试图继续追赶他的脚步。这次我被告知，他正在返回什邡市市内的半途中。原来是辽宁省卫生厅工作人员给他拨来电话，要求他迅速整理出一份当日在什邡市的防疫情况总结。 据了解，这份总结需要经省卫生部门上报至国家抗震指挥部，所以王树诚必须抓紧时间进行整理。他在电话中再一次对我表示了歉意，之后他把自己在什邡市市内的休息地点明确告诉了我：什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王树诚表示，在“疾控中心”一定可以找到他，因为全体辽宁防疫队队员在每天晚间都会回到这里，一方面是休息，另一方面是进行当日的工作情况汇报。 王树诚同时在电话中向我提供了前往“疾控中心”的行走路线。我随后找到林忆和小刘，开始按照这条路线向什邡市市内返回。但是就在我们驾车行驶出一段距离后，报社领导的电话又突然打来了。 我被告知，目前在网络上流传着一条重要的救援动态，地点正好发生在什邡市蓥华镇：一名化工厂女工在被埋100多个小时后已经被找到，救援人员发现她还有强烈的生命迹象，目前得到解救的可能性非常大。 报社领导希望我能对这件事进行现场采访，“这简直就是奇迹！”他在电话里评价说。于是我再次向林忆解释，希望她能把我重新送回蓥华镇，以节约采访的时间。 我的判断是，一旦那名女工得到了解救，会立即送往医疗部门给予治疗，所以我如果打算采访，就必须尽快赶到现场。 林忆同意了我的请求。在挂断电话之后，我们调转车头，沿着来路开始向蓥华镇返回。经过一番周折，我在半个小时后终于找到了救援现场，从而目击到一场奇迹的发生。 这确实是一场奇迹，是一件非常不平凡的事情，它充分体现了这次地震救援中所有参与者不放弃、不抛弃的执著精神，我随后把这次目击形成了新闻稿件，刊发在5月18日的《华商晨报》A4版，题目是《被埋124小时，奇迹仍旧存在》。 后来我了解到，这是震区里第一个被营救出来的被埋超过100个小时的生者，就在当时搜寻生还者工作已经基本结束的情况下，救援部队重新开始了更大规模的搜寻工作，于是相继有更多的被埋超过100个小时的生者得到解救。 因此我要在这里对这场营救重新记录，它是我亲身经历到的不平凡，人类的不平凡。以下是我在5月18日刊发的新闻稿件摘录 昨日18时18分，什邡市蓥华镇化工厂废墟中31岁的女工卞刚芬(音)被救出，此时距离她被埋已经达到124小时…… 什邡市蓥华镇化工厂也是在5月12日遭遇了地震，全厂1600名职工，200多人当场就被掩埋了……当大地慢慢停下了震颤后，工人们随即在董事长刘太村的带领下开始了寻找工友的行动……寻找的结果渐渐让大家开始失望，“废墟下一点声音也没有，坍塌的楼房静得可怕”……就在大家准备放弃的当口，突然在北面的楼板下传来了轻微的呼叫声，这个人就是卞刚芬，她当时的身体上压着一根房梁……就在大家一筹莫展时，解放军发现了卞刚芬……营救工作持续了2天，消防官兵先后使用了重型吊车开始营救……至昨日18时18分，压在卞刚芬身体上面的数百块石板、房梁终于被一块块、一根根移走了……解放军和消防官兵一拥而上。卞刚芬被抬到了担架上。 接近19时，我才在现场完成全部采访，在向报社汇报情况之后，我又赶紧向“什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赶去。当时的时间非常紧张，我还需要对“辽宁防疫队”进行采访，之后写出新闻稿件，并发回沈阳。报社已经通过电话明确告知我，《华商晨报》将在明天采用我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19时30分，我按照王树诚队长提供的路线，来到了什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天色已经彻底黑下来了，但是在夜幕笼罩下，仍旧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条地震形成的裂缝。 它已经蜿蜒曲折地从“疾控中心”楼基延伸到了楼顶，从而让我顿生出一种茫然不祥的预兆。果然，从车窗望去，整栋银白色的“疾控中心”大楼漆黑一片，昔日的入口保卫处，空荡荡地竟然没有一个人。 我下车后穿过洞开的楼房大门，进入到一楼大厅，这里原本是“疾控中心”对外接待咨询的办公区，但是在此刻，面对着明晃晃大玻璃下的一个个咨询窗口，我却仿佛进入到一个刚刚遭遇完抢劫的世界：窗口里面整齐排放的办公桌，空落落的抽屉毫无规律敞开着，有的抽出了二分之一，有的抽出了五分之四，抽屉里面的物什显然是在匆忙下被掏空的，因为这些物什已经散落了一地，其中有圆珠笔，有笔记本，还有成堆成堆的文件。 办公桌上面的液晶电脑全部没有关闭，有一台电脑因为主人离开的匆忙，显示器竟然扣翻在桌子上，蜘蛛网似的VGA数据线黑压压地裸露在外面…… 我转过身，把目光投向大厅里另一侧通往二楼的楼梯口，但是最先出现在眼前的却是灰白色地砖上凌乱散落的一张张报纸，还有白大褂、护士帽，甚至还有一只带小跟儿的女式瓢鞋。 我于是走上前，冲着楼梯口用力喊了两声，“有人吗有人吗”我发现，空旷的楼梯里除了传回来两句同样的声音外，由上至下仍旧是让人毛骨悚然的寂静。 “疾控中心”大楼里显然没有一个人。于是我赶紧回身跑出大楼，重新找到林忆和小刘，他俩此时正坐在车子里等我。听我讲述完大楼里面的情况后，他们的分析是：“辽宁防疫队”应该会在附近，否则就不会让我们到这里来了。他们让我给王树诚队长再拨去一个电话问问。 电话很快接通了。得知我已经到达什邡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前，王树诚队长显得很激动，他让我稍等片刻，之后就见他小跑着从“疾控中心”大楼后出来。原来“辽宁防疫队”的休息地点是在“疾控中心”大楼后面一墙之隔的菜地里面，什邡市抗震指挥部特意在其中开辟出了一块空地。 与我寒暄的过程中，王树诚队长对之前在蓥华镇的失约不断表示歉意，之后提出当夜让我在这里休息。实际上在当时我确实无处可去，而且还需要向报社发回新闻稿，更重要的是我还没有对“辽宁防疫队”进行采访，于是我满口应承下来。 当时我得知，“辽宁防疫队”全体人员正在大楼后面的休息地里召开当天的工作总结会，对“辽宁防疫队”的采访随后就可以开始，同时我还可以旁听总结会的内容。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下期看点：在我准备跟随王队长前往休息地时，林忆拽住了我……
上期回顾：我终于见到了王树诚队长。 对此我非常兴奋，随后开始整理起采访设备，准备跟随王树诚队长前往休息地。 但是就在王树诚队长帮我向楼后面休息地搬运采访设备的当口，林忆却把我拉到了旁边，她表示要立即返回成都，为18日的出差北京做些准备。 这实际上是一个酝酿了很久的分别，从受阻在马尔康，同时林忆得到单位召唤开始，我就知道这一刻迟早会到来，因此在回返成都、转道什邡的一路上，我都在心里不住地告诫自己，不要伤感，要坚强，我甚至为这一刻事先准备好了问候语。但是当分别终于来临的时候，我所有的准备却都抵不住那一声“我要走了”，内心的波澜起伏，刹那间让我一时无语。 无论如何，我都无法忘却曾在“汶川西线”上面一起出生入死的5天，从一定意义上说，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绝对要比5年，甚至10年的平淡生活让人记忆深刻。因为它是一次理想、勇气、执著与对人性感悟的集中凝结，更是一次人生的冒险，是九死一生之后的不断咀嚼与回味，而林忆恰好成为了我这一段经历的载体，正是她的车子，让我得以开始汶川之行。 “我要走了！”她又说了一遍，眼神中依旧是我们相遇时的坚定与淡然。之后她开始和小刘一起整理车子后备箱中的采访设备。 望着林忆的背影，我的呼吸稍稍得到了缓解。我意识到，只有用最隆重的方式向林忆道别，才能抚慰我此刻的悲伤，而我当时能想到的最隆重的道别方式，就是来自千里之外的报社的声音。 我给报社领导拨去电话，简单介绍了一下当时的情况。报社领导是知道志愿者林忆的存在的，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 电话随后交到了林忆的手上，在与报社领导的通话中，我看到林忆的脸颊上绽放着甜美的微笑与青春的光彩。她时而点头，时而对着话筒说道：“这没什么，这是应该的……” “这是应该的！”极其简单普通的一句话，正代表了所有来到震区的志愿者的心声：甘于奉献，不求回报！ 也许很多人不理解这些志愿者的行为，就像我当初也搞不明白林忆为什么要冒险去都江堰、去汶川一样。但是经过四川震区采访，很多原先无法理解的事情，我渐渐明白了，昨日本报A3版曾刊发《沈阳简朴老人捐400万资助学生》的报道，讲述一位匿名老人的义举，其实四川震区志愿者的所为与这位老人的初衷是一样的，他们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也正是这千颗、万颗金子般的心会聚在一起，四川才没有被这次天灾压垮，中国才没有在被这次劫难吓倒，我们团结友爱，我们坚强如钢，因此我们要感谢这些志愿者，全震区的人民要感谢这些志愿者。 实际上，本报也在感谢这些志愿者。后来我从四川回来后，报社领导告诉我，当时他与林忆通话时，主要是对林忆送我去汶川的行为表示感谢，同时对她的志愿者身份表示钦佩，并祝福她、欢迎她来沈阳做客。 也许只能等到林忆将来到沈阳做客时，我们才能再相聚了。在与报社领导的通话结束后，她又重新进入了驾驶室。驾驶室的车窗摇了下来，她冲着我又说了句：“我走了，接下来的采访注意安全！”随后从腰间解下一个多功能钥匙链，扔给了我。 这是一路上我曾用过多次的钥匙链，上面除了指甲刀、剪刀外，还有水果刀等很多功能。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当手提电脑打开后，我却发现了两个致命难题…… 上期回顾：林忆要返回成都。 它在我们途中吃香肠、吃压缩饼干时，提供了很大的便利。当时我曾开玩笑地说，“以后再出差也买一个类似的钥匙链”，没想到林忆竟然记在了心里。 我接过钥匙链的同时，林忆的车窗已经摇上了。之后“嘟”的一声，渐渐消失在了什邡市的夜色中。 我随后开始跟随王树诚队长向休息地走去。在转过“疾控中心”大楼之后，前面出现了一堵半人高的砖墙，跨过砖墙上凿开的豁口，几顶搭在野地中间的帐篷出现在眼前，这些帐篷就是“辽宁防疫队”队员夜里休息的地方。 当时，队员们正围拢在一起，露天召开当日的工作总结会。王树诚队长先把我介绍给大家，之后总结会继续召开。我旁听并记录了会议的主要内容，之后根据会议记录，同时揉进了我在蓥华镇4次寻找王树诚队长的所见所闻，形成了标题为《喝水时，我们先尝一口》的新闻稿件，刊发在5月18日的《华商晨报》A6版上面。 这是我以通讯员身份，以第一人称形式写作的新闻稿件，也是辽宁省第一篇从四川发回沈阳的关于辽宁省卫生部门支援灾区的新闻报道。 这篇报道得到了极大的关注，它的写作形式和关注方向得到了各方面的认可，因此成为了我接下来在四川继续采访、继续报道的“钥匙”。但是这篇报道也存在部分遗憾，主要在于称谓一直是第一人称，以至于只让人记住了“辽宁防疫队”这个整体，而忽略了同样为震区做出极大贡献的个人。 其实派到灾区支援的每一名辽宁防疫人员，都是极其优秀、极其务实的，他们完全有资格在历史的记忆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当之无愧。因此我要在这篇追述文字中试图弥补这个遗憾，这些派往震区什邡市的10名辽宁防疫队员分别是：王树诚、崔仲明、李绥晶、李志、李英伟、乔宝军、曹忠波、贾兴真、张麓曾、任旭。 21时30分，直到“辽宁防疫队”的工作总结会结束时，我在什邡市的采访才全部完毕，我于是开始准备写新闻稿件，并向报社传送稿件。但是当手提电脑打开以后，我却发现了两个影响正常工作的致命难题：休息地既没有电源、又没有网线。 这是让所有出差在外地的记者们十分苦恼的两个难题，因为它无疑是意味着当日的采访将毫无意义。于是我赶紧找到王树诚队长说明情况，试图得到帮助。 值得庆幸的是，王树诚队长提供了其中一个难题的解决办法。他告诉我，那栋“疾控中心”大楼里是有电源的，可以去大楼里面写稿。但是他又提醒我说，地震已经使大楼成为了危楼，进入后要多加小心。 实际上，危楼正是“辽宁防疫队”集体搬到菜地帐篷中休息的主要原因。“疾控中心”大楼里面原本是为工作人员设有休息场所的，但是地震致使楼体出现了巨大裂缝之后，工作人员中就再没有人胆敢进入大楼内的休息室了。 不过当时的时间正越来越紧，报社的截稿压力已经容不得我再去多想，于是我抱起电脑向着“疾控中心”大楼跑去。 与此同时，小刘也自告奋勇地表示要去寻找能够连接网络的网线。他已经接到通知，河北省由于种种原因，暂时无法刊发派出记者采写的震区新闻稿件，因此他愿意帮助我。 几分钟后，我在一楼大厅里，终于找到了一个电源。但是我发现，大厅里的电灯却因为地震全部毁坏了，于是我只好在漆黑一片中，借着仅有的一丝电脑微光，完成了当日两篇新闻报道的写作。 23时30分，小刘也回来了。他在“疾控中心”附近成功找到了一根有效网线，我正是依靠着小刘的帮助，终于在截稿之前向报社发回了两篇新闻报道。 自此，报社指派的什邡市的采访任务全部完成。当我和小刘从那间可以上网的某企业办公室走出来时，腕上手表的表针已经指向5月18日0时30分了。站在路灯全部毁坏的什邡市街头，我在漆黑夜色中再一次感觉到茫然，“天亮以后还应该去哪里采访呢？”前方目标的丧失瞬间影响到了心中的感受。 我不再兴致勃勃，之前在采访、写作、发稿过程中那种必须完成报社任务的责任感很快被新的感受取代了。 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什邡市的这一夜一点也不平静…… 上期回顾：在危楼里完成两篇报道。 当时占据心灵的是神经突然松弛下来的失落感与空虚感，我感觉到饥饿、寒冷、疲惫，我已经又是一天没有正经吃饭了，而且浑身的酸痛越来越强烈。 当时我急于找到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于是和小刘相互搀扶着，开始向“疾控中心”大楼后面的休息地走去。“辽宁防疫队”的队员们正在那里，那里是我在这个深夜中的惟一归宿。 惨白的月光下，我们跨过一片片断壁残垣，蹒跚着来到了那堵凿开了豁口的砖墙。我看到，防疫队队员们已经全部进入帐篷里休息了，四周除了漆黑一片，就是鼾声连连。 但是我很快发现了点缀在漆黑中的惟一颜色飘扬在半空中的一抹白色。这抹白色在月光映射下分外刺眼，于是我越过砖墙开始向着这抹白色走去，原来那是一面插在帐篷顶端的正高高飘扬的旗帜，旗帜上面印着几个字：辽宁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这里就是我即将休息的地方。之前在我向沈阳发稿时，王树诚队长已经给我预留出了一顶空帐篷，他通过短信告诉我，预留帐篷的标志就是这面旗。 进入帐篷后，我和小刘分别吃了两块压缩饼干充饥，之后准备休息。这还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夜宿帐篷，我发现帐篷里面果然比较温暖，将帐篷口的帘子悬挂下来之后，来自四面八方的冷风全部被阻挡在外面。但同时我也发现了这顶帐篷的一个不足：帐篷中没有任何被褥，如果要睡觉，只能躺在沙土地面上。 后来我才知道，正常的帐篷是全部备有被褥的，这顶帐篷之所以存在着这个不足，主要是因为“辽宁防疫队”从沈阳出发时比较匆忙，以至于几乎没有队员自带被褥，当时他们还以为会有床铺和房间进行休息，但是到达什邡市以后，却发现“疾控中心”大楼已经成为了危楼，什邡市抗震指挥部只好临时安排“辽宁防疫队”夜宿帐篷，我在的那一夜，好几名队员也是睡在沙土地面或者折叠椅子上面。 我和小刘开始四下寻找能够作为铺垫的东西。最后我们在菜地发现了一块废弃塑料布，于是把塑料布抱回了帐篷，之后铺在沙地中央，并合衣躺在上面，准备熬过这一夜。 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我将要入睡时，大地开始摇晃起来…… 上期回顾：准备休息时，发现帐篷里没有被褥。 不过什邡市的这一夜却一点也不平静。就在我昏沉沉将要入睡时，突然大地开始剧烈地摇晃起来，伴随着摇晃的，是我夜宿的帐篷也渐渐有了摆动，而且摆动幅度越来越厉害。我感觉到一阵眩晕，于是赶紧在黑暗中坐了起来。我发现，小刘此时也已经坐了起来。 我们俩在当时有了相同的判断：地震了！ 这是我第一次，同时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感受地震，因为地震发生时，我就紧贴在地面上趴着睡觉。因此时至今日，我仍旧能回忆起当时的惟一感受：大地在咆哮！这种咆哮瞬间使我产生了恐惧，于是我撩起帐篷帘子，和小刘跑到了外面。 在月光下面，我看到几名“辽宁防疫队”队员正站在远处，他们也是被地震惊醒后从帐篷里跑出来的。就在大家都不知所措时，一名什邡市抗震指挥部的工作人员从“疾控中心”大楼前面转了过来。 这名工作人员就是“辽宁防疫队”在什邡市的接待人，他证实了“发生地震”的猜测。但他同时也表示，这是余震，事先已经有过预报，因此不会造成危险。他示意我们可以继续安心睡觉，之后就把每一个人重新劝回了帐篷。 再一次躺到地面上之后，我之前的蒙睡意已经荡然无存。我睁着双眼望着帐篷里面空旷的黑暗，竭力思忖着之前几天的经历以及天亮后的方向，一时竟也没有头绪。于是我侧过身，希图换个睡姿重新盘算，这时，大地突然又开始震颤了。由于已经知晓这只是不会造成危险的余震，因此我也没有多加在意，就是在一阵阵颤动中，我想起了寻找“辽宁防疫队”的艰难过程，想起了与林忆的分别情景，同时也想起了见到王树诚队长之后聊起的一个话题。 “王树诚队长告诉我的那件事，一定就是我在天亮之后的采访方向！”我突然在黑暗中有了顿悟，于是面带笑容，伴着大地的上下起伏渐渐合上了双眼。 绵阳市的伤员 当我在什邡市的那个深夜成功向沈阳传送完新闻稿件，并得到可以刊发的通知后，我终于彻底回归到特派记者的行列：我既写作出了符合本报见报标准的新闻稿件，又及时、准确反映了震区在当时的状况。 这实际上正是本报对特派四川记者的两个坚定要求，以至于我在发稿之后不得不彻夜难眠，继续为接下来的进一步采访绞尽脑汁思索。 我在当时的思索过程中曾暗自划定了一个基本原则：必须每天向沈阳传发符合上述标准的新闻报道。我之所以给自己制定了如此苛刻的原则，主要是因为我担当着报社首位派往四川记者的重任！ 制定下这个基本原则后，我也随之明晰了接下来的全部工作重心：寻找选题前去采访写作稿件传送报道。只有这种四位一体的高强度工作，才是“每天都能传送稿件”的有力保证。而像之前几天所进行的事无巨细地记录、采访，以及时时而生的人生感悟也将不复存在，因为那只是新闻稿件一直无法刊发情况下，为未来形成追述文字时所进行的必要积累。 现在我已经寻找到可以刊发稿件的“金钥匙”，我已经回归到记者的行列，因此原有的工作方式必须转变，工作内容必须调整，我必须有针对性地前去采访，才能履行好一名特派四川记者的职责。一想到这里，我躺在那顶四周暗黑的帐篷中侧过了身，想换个睡姿继续盘算。 我的思考渐渐地有了眉目：我要以在什邡市采访到的余生者、辽宁防疫队两方面内容为契机，继续采写震区里面来自辽宁的救援人员，进而形成一幅整个“震区救援英雄谱”！ 脑子里突然冒出这个想法之后，我意识到，在接下来的采访中，我的脚步必须要横跨多个县市，而不是停留在一个地区，否则“整个震区”的概念将无从谈起。在当时，我已经想好了天亮以后即将前往的第一个地区：绵阳市。 之所以选择绵阳市，是因为见到王树诚队长之后，他在工作总结会期间聊起辽宁省卫生系统派往四川的首批支援人员时曾告诉我，“辽宁医疗工作者最先到达的地区并不是什邡市，而是绵阳市！” 于是在5月18日清晨我一睁开眼睛，就赶紧摊开地图，寻找绵阳市的方位。之前在夜里想起王树诚队长的那句话之后，我就已经作出决定，继续在“震区救援英雄谱”里面添加进“辽宁省支援震区首批医疗工作者”的身影。 地图上面关于绵阳市的方位明确而且清晰，它在什邡市的东北方向，距离近200公里。清晨6点钟，在吃过几片压缩饼干之后，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小刘，询问他的意见。我得到的回答是，他由于没有得到所在报社的具体指示，因此愿意继续陪同我前往绵阳市。 6时30分，我们与王树诚队长以及“辽宁防疫队”其他队员挥手告别，之后开始雇车出发。在当时的震区，雇车一直是艰难且繁琐的事情，而对于我来说，这种艰难繁琐的程度尤其严重。 这是因为，我只能对司机说出将去的是绵阳市方向，却说不出想抵达的具体地点。在从什邡市出发之前，我对于“辽宁省支援震区首批医疗工作者”在绵阳市的工作地点还一无所知，王树诚队长对此也无法提供帮助。 于是我们遭到了多名出租车司机的婉拒。花费了近一个小时，我们在询问过10名司机后，终于有一名司机与我达成了一致：愿意把我送至绵阳市内。7时30分，我们终于出发了。 前往绵阳市的道路虽有颠簸，却并无危险。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已经接近了绵阳市。在距离绵阳市区尚有一小段距离时，我发现有越来越多的急救车突然呼啸着从我身边疾驰而过，追赶上其中一辆急救车之后，我询问得知，他们的目的地原来与我相同，也是绵阳市。 这些急救车上面运送的伤员全部是重伤号，分别来自附近地震最严重的几个地区：北川县、安县、平武县。之前的几天，由于绵阳市医务人员数量不足，因此很多伤员只能待在各自震区的临时医疗所里接受简单包扎。于是当辽宁省专业医务人员开始支援绵阳市之后，伤员们“闻风而动”，陆续被送到了绵阳市内接受支援的几所医院。 经过与急救车上面一名负责人协商，我得以跟随这辆急救车前往有辽宁医务人员支援的一所医院绵阳市中医院。途中，我把自己的行程以及采访安排向报社进行了汇报，并最终得到了报社领导的批准。 与此同时，小刘也与河北的报社总部进行了沟通，他得到指示，到达绵阳市以后立即与正在当地的另一名同事会合，之后跟随那名同事开始新的采访。这无疑意味着，随着我和小刘距离绵阳市中医院越来越近，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少。 9时30分，我和小刘的几天相聚终于走到了尽头。当我们的出租车紧跟那辆急救车进入绵阳市中医院院门时，小刘与我挥手告别，他要去完成自己所在报社刚刚布置下的采访任务。 又是一次伤感的分别。 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红色条幅指引了我的方向…… 上期回顾：我决定去绵阳市，采访来自辽宁的救援人员。 小刘也曾与我一起在“汶川西线”上面共同出生入死，而且在几次关键时刻，都是小刘的帮助，使我坚持走到今天，他是我在震区的战友，也是私下里的朋友，更是志同道合的同行。希望我们能够再次合作，也希望彼此在震区都会平安。 男人间的分别总是一如既往的缺少诗意。我默默向小刘送上祝福后，一边抚着他的肩，一边把他送出了绵阳市中医院院门。互致一个微笑后，我们完成了最后的告别。之后沿着不同的方向，我们开始为各自的工作重新投入到紧张忙碌中。 我回身朝着绵阳市中医院院楼走去。在楼体上面，有一条红色条幅显示着支援该院的辽宁救援队名称：热烈欢迎“辽宁省人民医院医疗救援队”光临我院参与抗震救灾工作。 原来是辽宁省人民医院的医务工作者在这里进行抗震支援。我来到一楼大厅，从导诊小姐那里了解到，来自辽宁的医务人员正在医院10楼参与救援，于是我打算乘坐电梯前往8楼。但实际上，我却没能够进入电梯。 在当时，医院电梯已经全部分派给震区伤员们专门使用，普通人员只能通过另一侧的楼梯跑上跑下。这是因为，自从辽宁省专业医务人员开始支援绵阳市以后，从震区送来的伤员们就开始不断增加，伤员们在地震中普遍伤及的是腿脚，无法正常行走，于是导致医院的一楼大厅里已经人满为患，医院不得不把电梯作为伤员们专用，以缓解医院一楼正常通道的拥塞。 我沿着楼梯从1楼来到10楼的过程中，曾在各个楼层稍作停留。我发现，每一层楼的病房里、走廊上、过道间以及凡是可以驻足的地方，无一例外全部躺着来自震区的伤员。他们中先期到达的，多数有医院的病床可以休息；而稍后送来的，往往只能躺在医院临时找来的舢板、折叠床上面；到了后来，折叠床也已经入不敷出，我看到，很多伤员就躺在被褥做铺垫的走廊地面上。 当时医院安置新伤员的主要办法，就是抓紧治疗每一名老伤员，在治愈后迅速让他们出院，以给新伤员腾出位置。 5楼的一名护士告诉我，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这么大的地震面前，医院不可能撇下任何一名伤员不管，“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职责！”正是因为牢记着自己肩负的职责，医院的医生、护士们在地震之后就投入了忘我的工作中。但是这种办法在无形中却增加了医生、护士的工作量，我看到，医院的病房间不断有“白大褂”跑进跑出，他们一刻也不能停留。 于是当我来到10楼时，竟然在办公室里没有看到一名医生和护士。“辽宁省人民医院医疗救援队”的队员们全部忙碌在各个病房中。我放下采访设备后，准备进入病房寻找他们。就在这时，突然有一名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气喘吁吁跑了进来，他是来查阅一份病情记录的。 这名医生正是“辽宁省人民医院医疗救援队”队长邹建军。得知我是来自辽宁《华商晨报》的记者时，邹建军非常惊喜，但是他此刻却没有时间跟我交谈，有一名伤员正等待着他的救治。于是在嘱咐我先坐一小会儿之后，邹建军又回身跑向了病房。 此后开始不断有“辽宁省人民医院医疗救援队”的医务人员从病房跑回办公室，他们有的是来查阅病情记录，有的是来提取治疗设备，就是在这些医务人员一进一出中，我熟悉了他们在绵阳市中医院的工作情况，并跟随他们目击了救治患者的过程。 这次辽宁省人民医院向四川震区支援了13名医务人员，他们是邹建军、王振元、张佩斯、邓淑红、蒋阅、丁思悦、杨莉、廖志杰、张志强、王玫宣、张宇光、王燕庆、张艳艳。其中既有医生，也不乏护士。 5月14日晚间，这支“辽宁省人民医院医疗救援队”按照国家卫生部的派遣，抵达了成都，因此成为了辽宁省最早一批抵达震区支援的辽宁医务人员。 他们到达成都之后并没有停留，而是立即转乘大巴，并且在5月15日凌晨1时30分抵达了绵阳市。王振元告诉我，本来到达的时候已经很疲倦了，但是看到伤员们那么多，睡意立刻就消失了。 “辽宁省人民医院医疗救援队”在5月15日如凌晨2时整展开了救治工作，在一个表皮已经破旧的“患者病情记录本”上面，我看到了3天来他们的救治伤员数量 5月15日，救治伤员380人，清创、缝合、包扎50人，进行大手术3台； 5月16日，进行手术25个，换药20人； 5月17日，治疗病人78人，进行手术40个。 就是在这些频繁的手术中，救援队的医务人员逐渐从原来的专科医生变成了“多面手”。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我记下了医务人员介绍的数据，开始了采访…… 上期回顾：我看到了辽宁医务人员这几天工作的记录。 廖志杰原来擅长骨外科，但是当胸部手术需要他时，廖志杰也不得不开始充当下手。在我到达绵阳市中医院的时候，廖志杰单独进行胸科手术已经没有问题了。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擅长胸外科的张宇光，当时也已经逐渐精通神经科；擅长神经科的张佩斯对骨科也很在行…… 丁思悦还向我介绍了邹建军医生创造当时一项纪录的数据：从5月16日13时30分到5月17日21时，邹建军在32个小时里，实施了12个跨专业手术，其中神经外科手术9个，骨外科手术2个、胸外科手术1个。 从这些医务人员向我介绍的数据、事例中，我对“辽宁省人民医院医疗救援队”崇敬之情越来越强烈。 于是我一边仔细记录，一边试图寻找到一个个例，来印证这些介绍的可信度。我的寻找是单独进行的，但是没想到这个个例竟然进一步增强了我对“辽宁省人民医院医疗救援队”崇敬之情，这份崇敬主要是来自医疗队队员的精湛医术。 当时我记录下医务人员介绍的数据后，称想去别的楼层继续采访，随后独自开始在10楼各病房穿梭，当我在一间病房看到11岁的女孩儿赵千秋时，我决定用她来印证刚才医务人员的介绍。 选择赵千秋的一个原因是她来自地震重灾区北川县，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我说话时的东北口音引起了她的注意，以至于赵千秋竟然主动跟我搭话，“你也是辽宁的医生叔叔吗？”她的询问让我产生了好奇，于是我开始了对她的采访——— 赵千秋是北川县曲山小学6年级的学生，地震发生时，她的右腿被坍塌楼板压住了，当39岁的父亲赵光荣将她送到附近的临时医疗所救治时，当地医生给出的诊断是：“腿都黑了，没办法了，赶快截肢吧，要不整个人都保不住！”赵光荣曾一度犹豫不决，就在他下决心为女儿截肢时，“辽宁省人民医院医疗救援队”来到了绵阳市。赵千秋随后被送至绵阳市中医院，护士长丁思悦在摸查情况时，发现了赵千秋。通过紧急会诊，以及两次手术，医疗队骨外科医生廖志杰保住了赵千秋的右腿。 这次手术，让女孩儿赵千秋记住了“辽宁的医生叔叔”，也记住了辽宁医生叔叔们说话的东北口音，我在采访结束时，发现她的枕头下有一个本子，上面写着几个字———感谢辽宁的医生叔叔和阿姨！ 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寥寥数百字稿件素材，竟然会花费6个多小时采访…… 上期回顾：辽宁的医务人员保住了北川女孩赵千秋的右腿。 基于前一天在什邡市写稿、发稿的艰难经历，我在采访完女孩赵千秋之后，就立即作出决定：抓紧时间完成稿件并传回沈阳。 经验告诉我，在绵阳市中医院掌握的采访素材，已经足够我写出符合本报要求的新闻稿件了。与此同时，还有另一个更加重要的原因促使我必须立即写稿。 这个原因就是时间！从女孩赵千秋的病房里出来时，时间已经过了下午4点。也许会有人感到难以置信，上面叙述的寥寥数百字的稿件素材，竟然会花费6个多小时的采访时间。关于这一点，我在当时也惊讶不已：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我采访了将近一天，收获竟然如此之小！ 其实这正是震区所有记者们面临的相同现实：采访难度巨大。 这里的所谓难度包括两方面：每名记者在采访时都有可能突然遭遇余震，以至行动受阻，甚至生命都可能受到威胁。每名记者都需要在数量众多的震区目睹、震区感受中梳理出最需报道的新闻事件。虽然普通人对于震区的很多事情都是闻所未闻，但并不意味着记者在现场目睹到的每一件事情都符合新闻报道的要求。 我在绵阳市中医院的采访经历是一次脑力劳动的凝结。 到达医院后，除了与来自辽宁的医生、护士进行接触，我也曾倾听其他医生的声音，目睹了其他患者的状况，但是他们的很多讲述都让我无法形成新闻稿件。 上述的稿件素材，是我一次次往返于不同楼层的不同病房，一次次见缝插针地找到正在紧张忙碌的医生后，一点点记在本子上面的。 在当时的医院伤员中间，不可能有采访对象平静地端坐在我的面前，自我讲述有关地震的遭遇，他们或者在痛苦呻吟，或者神情凝重地紧张救援，所以我到达医院后的全部时间，都花费在了“一次次采访”、“一点点记录”上面。 同时作为记者，我还必须对每个人的讲述进行梳理，对已经结束的采访给予取舍。 于是当我发现时间已经过了下午4点时，我赶紧找到“辽宁省人民医院医疗救援队”队长邹建军，让他帮忙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开始写稿。 邹建军当时刚刚成功实施完一个大型手术，面对我的要求，他把我领到了自己休息的地方。就是在这个地方，我顺利并且保质地向沈阳发回了关于“辽宁省人民医院医疗救援队”在震区的新闻报道，不过也同样是在这个地方，一出惊险的悲喜剧开始上演。 从动笔写稿到第二天天亮，在度过了一个漫长且难忘的不眠之夜后，我的震区认识与感受得到进一步加强，我不仅是一个报社记者，更是一个身处现场的普通人。 我觉得自己已经深深融入到震区的气氛中，融入进救援者的行列中。 安县惊情 5月23日，国家民政部下发紧急通知部署，确定北京等21个省、市、自治区分别对口支持四川省的一个重灾地区。其中辽宁省的对口支援地区是四川安县。 自此，安县开始成为记者们“集结”的地方，他们中既有辽宁的本地记者，也不乏省外、甚至境外的记者，浩浩荡荡的队伍中，也包括我。 当天我前往安县时的感受，并不等同于其他媒体同行，与多数记者突然发现一个新的采访地，不同的是，我的此行是心怀另一番滋味的再次踏足。 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下期看点：早在5天前的5月18日，我就已经来过安县…… 上期回顾：求助邹建军帮找个安静的地方写稿。 早在5天前的5月18日，我就已经来过安县，并且遭遇到进入震区以来的最大危险。我因此熟悉安县的很多条街路，可以闭上眼睛从南走到北。就是在这里，我结识了另一名在接下来采访中给予我巨大帮助的朋友，也是在这里，安县县委书记王黎最先接受我的独家专访。可以很负责任地说，我是第一个关注安县并且诉诸文字的新闻记者。《华商晨报》是辽宁省第一份正式报道安县受灾情况的媒体！但是这些“第一”，竟然全部缘于巧合，我开始写稿后的一系列巧合。 5月18日16时30分，在求得“辽宁省人民医院医疗救援队”队长邹建军的帮助后，我得以在邹建军以及其他医疗队队员们日常休息的地方开始写稿。 出乎意料的是，他们日常的休息地方竟然是一家档次不低的宾馆———绵洲宾馆。我发现，宾馆里面除了网线、热水、空调等设施外，舒适的睡床、便捷的外线电话也一应俱全。在这种宾馆里休息，无疑与大多数人对震区的救援印象格格不入，包括我在内，很多人固有观念中的震区救援就应该是睡帐篷、啃面包、躺路边……类似在高档宾馆里的休息行为根本不应该发生。 其实这种观点并不完全正确。在当时的震区，“睡帐篷式”的救援确实比比皆是，但是“宾馆休息式”的救援也并不少见。实际上，上述两种救援人员的休息方式都有着各自不同的内在道理：前者往往发生在地震之后的农村、山区，这些地方很少具备舒适的休息场所，既然不能远赴他地前往有空调、有热水的地方缓解疲劳，那么，为了更便捷地实施震区救援，所有参与者只好就近搭起帐篷，夜宿路边；后者却多发生在城市中，那些条件设施优良的大小宾馆，只要没有遭到彻底毁坏，便往往会迅速开门纳客，踊跃接待来到震区的救援人员们，宾馆负责人是在用这种方式自觉参与着救援，他们自信宾馆里面舒适的休息设施能够起到一个关键作用：缓解紧张救援之余的疲惫身心，以利于接下来的继续救援。 绵洲宾馆就是绵阳市市内缓解救援人员疲惫身心的休息场所之一。当“辽宁医疗救援队”来到绵阳市以后，绵阳市卫生部门出于“持续救援”的考虑，把所有人员都安排进了绵洲宾馆。但是到了后来我才知道，在这种安排中，实际上还夹杂着很多特定要求和行为约束，夜间不许在宾馆里面睡觉就是其中之一。绵洲宾馆的“宾馆休息式”救援，所谓的“宾馆休息”仅仅是表象，它的背后，有着更令人动容和感动的其他安排，也正是这些特定安排，对我在绵阳市的夜间休息造成了极大不便，只不过最初我并不了解内情罢了。 于是当我跟随邹建军进入宾馆6楼的房间后，里面舒适的休息设施竟然使我陡生喜悦之感，几天来的长途奔袭采访早已经使我身心俱疲，进入宾馆后我终于看到了缓解放松的希望。于是我立即打开了手提电脑开始写稿，宾馆里面网线、电源以及电话的便捷，竟然使写稿的过程顺利而且充满巧合。我不仅向沈阳发回了新闻稿件，而且还发现了另一个可以采访的地点。 18时30分，我写作完成了当天的新闻稿件：《辽宁医生保住女孩腿》、《睡凉地面，我的心里却是热的》。这些稿件如期发表在5月19日的华商晨报A7版上。就在我传送完新闻稿件并准备外出吃饭的当口，第一个巧合发生了：宾馆茶几上面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由于邹建军当时正在睡觉，所以我代替他接了这个电话：有一名安县的重伤员刚刚送到医院，需要紧急治疗……这无疑是一个十万火急的救人电话，我赶紧叫醒邹建军，向他转达了电话内容。 作为一名肩负救人职责的医生，邹建军赶紧起床穿衣，揉着蒙眬的睡眼准备前往医院。临出发前，他询问我“电话里有没有说明这名伤员的具体伤势”。他得到了我的否定回答。于是他拿起电话，并回拨过去询问伤员的伤势。邹建军是想在前往医院的路上确定手术方案。但是他没想到，这却成为了我遭遇的第二个巧合，以至于直接改变了我的外出吃饭决定。 邹建军在回拨电话中，明确询问安县的这名伤员是不是被房梁砸伤的，他很快得到了肯定答复。我当时非常纳闷邹建军何以会作出如此准确的判断，于是好奇地询问，我得到的解答是：邹建军从以往救治好的安县伤员那里了解到，安县在地震之后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那就是安县房屋虽然毁坏严重，但却全部是开裂或者是倾斜，彻底倒塌的并不多，于是一些胆大的灾民相继回家搬取财产，进而导致被砸、受伤的情况相当普遍…… 邹建军的解答顿时使我产生了好奇，随后我又了解到，安县实际上是距离绵阳市市内最近的灾区，同时也是此次四川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这些信息迅速使我产生了前往安县看个究竟的冲动：既然距离不远，那么我就要在当天的剩余时间里再采集几条新闻，之后回到绵洲宾馆舒适的房间里好好休息一夜，为接下来的接续采访做准备。打定主意以后，我遵循着前往汶川之前林忆购买救援物资的惯例，我也购买了一些矿泉水、饼干、香肠，准备带到安县分发给灾民。之后我拦住一辆出租车，开始向安县出发。但是这辆出租车在刚刚走出10分钟后，突然发生故障，于是我不得不重新搭车出发，没想到这却成为了我当天的第三个巧合。 我重新搭乘的那辆车牌为川B64×××的草绿色出租车，司机恰好是安县人，当天他已经完成既定工作量，正准备收车回家。后来之所以会载上我再跑一程，完全是出于顺路回家之余再赚上一笔外快的考虑。但是当半途中得知我是来自辽宁的新闻记者后，这名司机改变了初衷，他不仅载着我在安县跑出了很远，而且还在最后把我安全送回了绵洲宾馆，彻底牺牲了自己的休息时间。 这名司机就是我在巧合之下偶然结识的新朋友———韩开林。此后我又多次搭乘韩开林的出租车“转战”不同震区，甚至在徒步翻越唐家山时，也承蒙韩开林的大力帮助，因此我们结下了深厚友谊，直至今天一直联系不断。 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我们在安县共同经历了一次生死…… 上期回顾：我经历了一连串的巧合。 不过说起我们之间的友谊，那些在后来继续载着我四处采访以及帮助我翻越唐家山的举动，仅仅是起到了增进彼此了解的作用。我们的友谊，早在5月18日傍晚前往安县过程中就已经建立，牢不可分，因为我们在安县共同经历了一次生死，一次我进入震区以来遇到的最大危险。 这个危险也完全是巧合下的偶然。当时前往安县的过程本来是波澜不惊的，安县隶属于绵阳市，位于西北方向，距离市区约50公里，作为安县本地人，韩开林熟悉那里的道路，于是我提出的采访要求，在最开始一一得到了满足。他不仅载着我亲眼目睹了安县县里房屋毁坏严重却并没有倒塌的现实，还讲述了这些房屋在地震后危而不倒的原因：大多数房屋的质量都非常好，只不过这次地震实在是太严重了…… 韩开林所住的房屋也位居开裂倾斜之列，因此他对于造成这种情况的具体原因非常了解。当向我讲述起安县在地震中遭受的破坏时，韩开林声音迟缓，语调伤感，他告诉我，由于很多居民的房屋已经不能继续居住了，政府只好建立临时安置点给予解决。于是我开始跟随韩开林，前往政府建立的临时安置点。 在当天的驱车行进中，我们相继路经安县县内商埠林立的谊昌路、安县的文化广场、安县的步行商业街、安县的五路口市场、安县平安大道上的县政府大楼等多处标志性建筑物。 划窗而过的，满是地震之后的萧条破败，因此这些地点在当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当5月23日报社要求我前往安县进行“辽宁省对口支援地区”报道时，我正是重走了上述已经熟悉的安县标志性建筑物，形成了稿件《安县，我们的牵挂》。 也是在当天的行进中，我在县政府大楼外偶遇安县外宣部主任周保全，他当时正在县政府外面临时搭建起的帐篷中忙碌工作，进行救援安排。从周保全那里，我得以了解知道安县的县委书记是王黎。 虽然我当时提出的采访没有得到批准，因为“王黎书记已经下到基层组织具体工作去了”，不过这次偶遇却为我几天后的再次采访成功埋了伏笔。5月25日，《华商晨报》A5版刊发我对安县县委书记王黎的专访《见到辽宁官员热泪盈眶》，这是王黎首次接受记者的专访，其中原因，正是得益于周保全的引见。当我于5月24日第三次来到安县后，首先找到的人就是周保全，5月18日的偶遇使我们彼此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于是他主动把我带到了正在县政府指挥救援工作的王黎面前，并介绍说“这名记者曾在5月18日来到过安县一次……”，王黎书记因此才欣然接受了我的独家专访。 5月18日的安县之行确实充满了太多的巧合和偶然，它在我此后数日的采访中意义重大，不过在当时，我却没有意识到。于是离开周保全主任之后，我乘坐韩开林的出租车继续向政府临时安置点驶去。 其实在当时的安县，这种政府临时安置点并非只有一处。在行进途中，我先后在安县的花垓镇、黄土镇、安昌镇、桑枣镇等乡镇，见到面积虽不同、风格却异常相近的多个安置点。它们全部建立在平坦宽阔地区，主要由蓝颜色的救灾帐篷组成，安置点里面做饭、烧水的日常生活设施一应俱全。 于是在一些安置点，我向部分灾民分发了出发前购买的矿泉水、饼干、香肠等生活慰问品。我的行为得到灾民们的交口赞扬，一种欣慰感顿时在我心中油然而生，虽然在到达安县后并没有采集到任何重要的新闻，但是我仍旧不虚此行，因为我尽到了一个身处地震现场的普通人的本分：尽一切力量帮助他们！ 20时30分，我在安县安昌镇把购买的生活慰问品全部分发完了，于是决定返回绵洲宾馆休息，为接下来的继续采访做准备。但是就在这个时候，突然有一名男子拽着一个男孩儿跑了过来，并且双双跪在了我的面前。 原来这名男子是北面100公里外的茶坪镇居民王友松，他在地震之后逃生到了安昌镇，并在政府的安排下携妻儿进入当地临时安置点继续生活，但是在此刻，王友松却面临着人生的最大痛苦——— 5月12日大地震发生时，王友松一家三口侥幸得以逃生，但是72岁的老母亲赵莹碧却受困震区，自此母子失散。来到安昌镇以后，关于母亲赵莹碧的消息仍旧音信全无，王友松于是确信母亲已经遇难，一直悲伤不已。不过就在两个小时前，一名经解放军刚刚解救出的隔壁邻居也来到了安昌镇，他曾亲眼看到王友松的母亲仍旧健在。 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在这条道路上，出现了比“汶川西线”更危险的情况…… 华商晨报记者赴四川大地震前线采访纪实 上期回顾：给受灾的群众发放慰问品。 由于搜救部队已经结束搜救，王友松的老母亲只能从100公里外的茶坪镇独自向外逃生。 当时让王友松着急的是，电台刚刚播放了夜里会发生余震的消息，“我的老妈妈已经72岁了，如果不找到她，这次余震就……”于是王友松跪在我的面前，央求搭乘车子前去寻找母亲。 其实关于母亲仍旧健在的情况，王友松在之前已经向驻扎在附近的解放军进行了报告，并得到了给予搜救的回复，不过在几支搜救小分队出发以后，却迟迟没有消息，焦急之下，王友松作出了自己寻找的决定，但是过于遥远的道路却成了寻找的最大阻碍，这时候恰好我来到安昌镇分发生活慰问品，我乘坐的出租车让王友松看到了希望。 面对王友松的央求，司机韩开林和我秉持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韩开林坚决不同意前往，他承认这样做有悖于传统的道德，但却能讲出自己的充足理由：“我是安县的出租车司机，我了解前面的道路路况，非常难走，非常危险，而且晚上还有余震，我们很可能救人不成，却有去无回！” 我的意见与韩开林完全相反：我坚持救人要放在第一位，因为当初在都江堰震区救人不成功的经历曾给了我太过深刻的记忆，以至于离开都江堰之后，那名大姐向我作揖求救的情景仍旧历历在目，时常出现在梦中，成为了挥之不去的梦魇，因此我深知时间在救人过程中的重要性。 我和韩开林在出租车内激辩了10分钟，最后是我的经历说服了他的经验，20时30分，我让王友松父子立即上车，之后按照他的指点，向茶坪镇方向驶去。 前面的路况果然正如韩开林所料：越来越难走，越来越崎岖。行驶出一段距离之后，柏油路面逐渐变成了灰土路面，原本可以容纳几辆车并驾齐驱的路宽，也越来越窄，直至窄到仅容得下一辆车在上面穿行。 在几个转弯处，“注意行驶，此处是危险区域”的指示牌清晰可见，路两边同样是高山和深涧，四周漆黑一片，一些路段上堆积的滚落山石、滞留的被砸扁汽车，所有情景都让我想起了曾经命悬一线的“汶川西线”。 但是在这条道路上，却出现了比“汶川西线”更危险的情况：我们驶出半个小时以后，半空中突然飘下了雨点，而且雨点越下越大。 震后的山区，最危险的情况莫过于下雨，因为雨水极易引发再次地震甚至泥石流。于是当发现下雨之后，出租车内的所有人都感到了惊恐，王友松开始不住地道歉，表示：“都是我不好，把大家带到了这里！”韩开林则减缓车速，并询问我是否继续向前。 其实我在当时也没有了主意，于是吞吞吐吐地表示：“不如先停下车等等看……”但实际上我们已经没有停车的时间了，就在我思忖着该怎么办时，山上已经开始滚落起石块来，“砰砰砰”的声音立即响彻出租车车顶，与此同时，我坐在出租车内还感觉到，大地剧烈地摇晃起来了。 很显然是地震发生了，于是我赶紧告诉韩开林，调转车头向回返。不过韩开林这次却没有采纳我的意见，他猛踩了一脚油门，驾驶着出租车继续向前方疾速冲去。韩开林的举动瞬间让我想起了林忆在“汶川西线”上面的选择，于是我闭上了嘴巴。 就这样，我们的出租车顶着滚落石块砸在车篷上面的“砰砰”声，疾驰出了一段距离，渐渐地当“砰砰”声开始小下来时，我们的身后突然传了“轰隆隆”的一阵巨大声响，原来我们刚刚经过的地方出现了塌方，半个山体扑了下来，覆盖了整条道路。 这就是我在此次四川采访中经历到的最危险一幕，如果不是出租车司机韩开林的正确选择，我很有可能命丧安县。后来与韩开林聊起这一幕时，他说，当时的选择完全是出于本能，挽救自己的本能，“其实我根本没时间去想你，我只想救自己！”不过事实却是：他挽救了自己，也挽救了我。 其实韩开林还挽救了另一个人，那就是王友松的母亲赵莹碧，不过这一次却是有意为之的。当时塌方发生之后，雨点渐渐小了下来，大地重新归于平稳，山上也不再滚落石块了。但是我们仍旧不敢掉以轻心，第一次地震之后，紧接着很可能发生第二次地震，所以我们必须立刻离开这个危险之地。 由于回返道路已经被塌方的沙石彻底掩埋了，于是我们只能硬着头皮继续向前行驶。当时的情况下，救人已经成为了我们力所能及之外的事情，我们的最大心愿就是安全地抽身返回。 韩开林作为安县本地的出租车司机，对当地的道路非常熟悉，他很快便选定了一条回返安昌镇的道路。其实当时的回返之路曾有很多种选择，但韩开林所选定的却是一条绕行好几个村庄的比较远的一条路，后来他解释说，之所以选择这条道路，其实还是有兼顾救人的目的，“越是村庄聚集的地方，才越可能有人员出没……” 接下来的事情发展证明了韩开林的判断。当我们又前行出1个小时后，在安县晓坝镇长青桥村，路边突然出现了两个移动的黑影。驱车靠到近前后，王友松发现，其中一个黑影正是母亲赵莹碧，另一个黑影是嫂子张小芳。 原来这娘俩开始向外逃生后，为了能在沿途碰到救援人员，以及随时找到能吃的食物，于是尽量选择有村庄的地方小心行走。娘俩的选择与韩开林的估计竟然不谋而合。 这是历经死亡考验之后的亲人再次相逢，王友松把它看成了生命的重新开始，于是见面后竟然与母亲抱头痛哭。哽咽的哭泣中除了侥幸逃生的后怕外，全部是喜极而泣的泪水。这幕交织着偶然与惊险的相见奇迹，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我更是深感欣慰，从此在我的记忆中，将不仅仅是都江堰震区那名大姐作揖求救的创痛苦涩情景，现在还多了一幅母子相见言欢的喜悦温情画卷。 不过此时我们仍旧身处险地，因此还不是叙旧的最佳时机，于是我赶紧分隔开母子，并把她们分别让进出租车，我们必须赶在第二次地震到来前返回安昌镇，只有那里才是最安全的。 司机韩开林载着我们重新上了路。再次出发后我们每个人都备感轻松，于是车速很快，我们再无必要继续绕路而行，半个多小时后，我们安全驶回了安县安昌镇。当出租车遇到一辆“民兵抗震救灾突击队”驾驶的大客车时，我告诉王友松，由于我还要急着返回绵阳市市内，“所以只能把你们送到这里，随后你可以乘坐大客车回到政府安置点……” 王友松母子对我深表感谢。从出租车下来后，他们要求与我合影，但由于相机使用方法的问题，最后只能由我给王友松母子以及他的儿子、嫂子拍下了一张“全家福”。之后我重新登上出租车，请求司机韩开林把我送回绵洲宾馆。 打算把这幕救人成功的悲喜剧赶紧写作出来并发回沈阳，我还想在稿件中夹杂进安县灾情的所见所闻，因为这是我亲历的又一个灾区，而且是一个深刻难忘的重灾区。 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当半个小时后我回到宾馆时，一切都出乎预料…… 上期回顾：进入震区以来遇到的最大一次危险。 我当时自信地认为，绵洲宾馆里便捷的网线、电源可以帮助完成所有预想，同时那里还有舒适的睡床等待我去休息，从而开始第二天的继续采访。 但实际现实却绝非如此。当半个小时后我回到宾馆时，一切都出乎预料。 宾馆休息的约束与限制 之前从绵洲宾馆出发前往安县时，我曾经一路满怀喜悦，对未来充满期待。一方面是我已经按时向报社传回了符合要求的新闻稿件。另一方面是绵洲宾馆里舒适的休息设施让我意外，它使我看到了缓解疲劳的希望。 没错！在连续数天疲于奔命的采访之后，我最缺少的就是休息与放松，以至于现在反应迟钝、精神紧张。好好地休息一夜，对于我接下来的采访成败至关重要。 因此我是满怀着一片轻松开始安县之行的。虽然遭遇地震的巨大危险使我担惊害怕，但是当一切都成为了“过去式”的时候，当我已经安然脱险并且成功救人之后，我曾一度泛起波澜的心就又恢复了平静与轻松：起码还有绵洲宾馆的舒适休息设施等着我，起码在回去之后还可以睡个安稳觉！ 半夜10点半，在与王友松母子告别之后，我请求司机韩开林把我送回绵洲宾馆，我还要抓紧时间写下在安县的见闻并传回沈阳，我自信可以顺利完成。 韩开林没有拒绝我，在安县的生死历险已经使我们成为了兄弟与战友，更何况在当时的时间段，附近根本找不到可以返回绵阳市市区的其他车辆。于是他载着我出发了。 回返的全程花费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当出租车安全抵达绵洲宾馆的大门以后，我们互致珍重，并相约在日后的采访中继续配合，随即我朝着位于6楼邹建军休息的房间跑去。 已经是夜里11点钟了，如果再不抓紧写稿，我将赶不上第二天的报纸出版，截稿时间就要到了。但是当我气喘吁吁跑到6楼时发现，我曾经写过稿子的房间房门已经紧锁。用力敲打门板之后，我没有得到任何回应，房间里面原来没有人。 此时我才察觉出整个宾馆的反常与不对劲儿：一直开放的直通6楼的电梯，现在已经关闭了，所以我才从安全通道跑了上来；原本在白天里灯火通明的走廊墙灯，此刻竟然有三分之二熄灭着，长长的走廊里漆黑一团；嘈杂忙碌的服务员休息室里，此刻看不见一个身影…… “莫非发生了什么特别的事情？”一想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个冷战，但随后又恢复了常态：邹建军医生一定还在医院里忙于救援，所以赶不回来，应该是我过于神经质了！ 于是我掏出钥匙，打开了房门。我看到，我的笔记本电脑依旧安静平稳地躺在房间桌子上，我的采访设备也整齐有致地码放在墙角一隅，丝毫看不出被人动过的迹象。直到此时，我终于相信刚才是过于神经质了，随即打开电脑开始按计划写稿。 我的稿件内容就是刚刚在安县的灾区见闻与救人过程，写作过程顺利而且通畅，到了23时30分，我已经完成了全部内容的四分之三。但是就在我准备一鼓作气写下最后一点儿经历时，耳畔突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音。 原来是宾馆服务员在逐层楼的查房，目的是要求所有住宿人员在0时以前撤出宾馆大楼。其实我之前察觉的宾馆反常现象并不是过于神经质，那正是宾馆在当时的现实：所有住宿人员已经按照要求全部撤离了宾馆大楼。 服务员随后向我讲述了要求撤离的原因：地震随时都会发生，普通人往往在后半夜睡得比较沉，以至于警惕性不足，地震来临了很容易浑然不知，为了保障安全，所以自从宾馆在地震后开始开放，就作出了所有人员必须在0时以后撤离大楼的要求。服务员告诉我，撤离后的休息地点就是楼外的帐篷区。 直到此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在白天看到了“宾馆休息式”救援具有着严格的特定要求和行为约束…… 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我的承诺得到了服务员的通融…… 上期回顾：服务员随后向我讲述了要求撤离的原因。 所谓的“宾馆休息”只局限在白天，到了夜里，休息的地点仍旧是在帐篷。随后我向服务员的了解果然印证了我的发现———包括邹建军在内的所有“辽宁省人民医院医疗救援队”成员，此刻已经全部撤离到了楼外的帐篷中…… “辽宁省人民医院医疗救援队”成员在绵阳市住宿休息的处境，使我真切地看到了震区救援的现实，从而对他们更加敬佩：无论是农村、山区的“睡帐篷式”救援，还是城市中“宾馆休息式”的救援，都需要所有参与者付出极大代价，安全的代价，休息的代价，对很多事情无法预知的精神紧张代价！ 当时服务员也勒令我立即撤离出大楼，他表示宾馆必须为每一名住宿人员负责，但是我却没有立即照办。我表明了自己的记者身份，并把电脑上的文档指给他看，以显示我正在写作新闻稿件，需要立即向沈阳传送。不过我却作出了承诺：半小时之内肯定能完成稿件写作，一定按照要求在零时以前撤离大楼。 我的承诺得到了服务员的通融，他表示会在半小时以后进行最后一次查房，希望我遵守承诺。但实际上我却并没有遵守这个承诺，因为到了零时的时候，我仍旧没有彻底完成工作。当时服务员离开后，我又用10分钟时间写作出了稿件最后一点内容，但是在向沈阳的报社编辑传送时，却因为照片的文件字节过大，导致了传送速度异常缓慢。 5月19日0时，服务员开始了最后的查房。当发现我还没有彻底完成工作时，他显示出不满。服务员一边讲述让所有人员撤离大楼是他的本职工作，否则就会遭到经理的处罚；一边以立即断电相威胁，勒令我必须马上撤离。这期间，我只能露出笑脸地与他周旋，尽量延缓时间，等待照片传送完毕。 零时30分，那张照片终于成功传送回了沈阳，自此，稿件《安县送水遇余震》彻底完成，它如期刊发在5月19日的《华商晨报》A7版上面。这是辽宁省第一篇现场采写的记述安县受灾情况的新闻报道。 我立即关闭电脑，按照要求撤离出大楼。服务员随后把帐篷休息区的具体地点指给了我，并表示帐篷里已经安排好了被褥，他示意我一个人过去就可以。 撤离的过程中，我发现宾馆大楼里早已经没有一个人了，原来在我之前写稿时，整栋大楼100多个房间里仅有我一个人。 当我下到一楼刚刚走出宾馆大堂，我看到整栋大楼的仅有的一点灯光也熄灭了，服务员拉下了宾馆的最后一个电闸。 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短信发出时，我正身在安县遭遇地震…… 上期回顾：我走出宾馆，服务员拉下了最后一个电闸。 按照服务员的指点，我步行来到了帐篷休息区。这时候我突然接收到一条短信，原来是邹建军医生在很早以前就发给我的短信，内容是提醒我从安县回来后需要去帐篷区休息，他还表示，由于帐篷区的帐篷数量比较紧张，因此他会给我预留出位置，“回来之后可以联系我”。 我之所以直到现在才接收到短信，是因为这个短信发出时，我正身在安县遭遇地震，那个路段一直没有通讯信号。不过在接到短信之后，我却没有按照邹建军医生的要求拨去电话。我的考虑是：时间已经将近凌晨1时，我不能再打扰邹建军医生的休息了，他已经忙碌救援了一整天……于是我决定自己在帐篷区里面寻找可以休息的帐篷。 沿着帐篷区的30多个帐篷由东走到西，我发现，帐篷的入住情况果然正如邹建军医生在短信中提醒的那样：很紧张！每一个帐篷里都睡满了人，有的帐篷里放着白大褂，显然在其中的休息者就是医疗救援人员；有的帐篷里则充满了刺鼻的药品味道，而且休息者的胳膊上、腿上大多缠绑着绷带，这些人正是在医院里无处落脚、只好临时安排到这里的震区伤员。 看着他们疲惫的样子，我实在不忍心叫醒他们给我腾出一个睡觉的地方，实际上在当时的帐篷里，也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腾出，于是我只好再次沿着帐篷区由西走回东。连续往来两趟后，我仍旧没有找到一个可以栖身的睡觉之地。 凌晨2点，我发现自己正面临着比在什邡市更严酷的境遇：虽然在什邡市是躺在地面上睡觉，但起码有帐篷可以挡风，不过在绵阳市，我却根本找不到可以睡进去的帐篷。 就在我准备整夜坐在街头时，帐篷区的一个角落里突然有人发出喊声，“又冒水了，又冒水了！”之后从帐篷里跑出两个男人来，他们每人都抱着一个枕头。 我好奇地走了过去，发现这个帐篷原来紧挨下水道，此时下水道里正向上涌水，以至于淹没帐篷，惊醒了睡在里面的这两个人。我看到，帐篷里面的大多数地方原本已经蓄积了一些水，所以这个帐篷里仅住着两个人，他们是把被褥铺在了仅有的一块干燥地点后才躺进去的，但是没想到这块干燥之地现在也开始遭到“侵袭”。 其中一名男子气呼呼地把枕头甩到了路边，“这个帐篷没法儿住了”，发出这句抱怨后，他开始向着大街走去，消失在前往医院的夜色里。而另一名男子则恋恋不舍地继续站在帐篷外面，有些不知所措。我走近他并且捡起了路边的那个被丢弃的枕头，之后看了看帐篷里水淹的情形，我发现，如果重新打扫一下帐篷，也许在里面还可以继续住人。 于是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那名男子，他也表示赞同。2点半，我们俩从附近找来了扫帚，在把帐篷里的积水清扫过一遍之后，我得以钻进了那名刚刚离开的男子曾经睡过的被窝。虽然里面湿漉漉的，但起码这是一个可以休息的栖身之地，我准备睡在里面熬过剩余的几个小时，直到天亮。 但实际上，我却根本无法入睡，因为那个向上涌水的下水道仍旧在继续涌着水，我必须每隔20分钟就站起来打扫一遍地面。与我一样，那名男子在当时也同样没有入睡，涌水的意外彻底打消了他的睡意。于是在黑暗中，我俩开始攀谈起来。 其实我在当时已经困倦无比，所以在攀谈过程中一直是那名男子在讲述。不过随着他开始讲述起自己在家乡的遭遇，我的困倦却一点点消失了，因为他的遭遇在那个深夜彻底震撼了我，以至于我突然发现，这名男子的家乡竟然是此次震区采访中所有记者必须到达的一个地点，那就是北川！ 在前面的记述中，我曾经多次提到一个相同的问题，那就是在震区前线采访的所有记者们都面临着信息不畅通的困扰。之所以会出现信息不畅通的现象，主要是基于记者们在紧张采访之余，无暇顾及网络、电视、报刊等信息流通渠道造成的。 在这个问题上面，一个突出表现就是记者们对于各灾区灾情状况的掌握。连续数天的采访中，我在接触到的多名记者同行身上发现了一个共同特点：每一个人都自诩采访过的震区是受灾最严重的震区。 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下期看点：在信息不畅通的情况下，大多记者的“自诩”都是凭感觉…… 上期回顾：我发现自己正面临着比在什邡市更严酷的境遇。 这其中也包括我。我曾经自认为已经去过的都江堰震区、“汶川西线”沿途震区、什邡震区等就是此次四川地震中受灾最严重的震区，那里的震后景象在我到达之前根本未曾听说过，也未曾看到过，于是我据此认为再不会有其他震区比这更惨烈、更揪心，我深以采访过这些震区为职业的最大荣誉。 其实我的想法正代表了大多数记者的初衷：奔赴最危险的震区第一线，采访它，并记录它！但是在信息不畅通的情况下，大多数记者的“自诩”却都是凭借感觉，我们往往是在用自己的人生经历作为“受灾最严重震区”的判断标准，以至于出现偏差。 实际上，在当时的四川确实存在着一个“受灾最严重的震区”，而且并不难于寻找。在我从四川回到沈阳以后曾系统检索当时的报刊、网站等主要媒介，发现自从5月12日地震发生以来，只有惟一一个震区是在每一天里都得到媒体重点关注的，这个震区就是北川。以下摘录就是来自当时发布地震信息的两个最主要门户网站，这些关于北川的地震信息全部位列网站首页的最显著位置——— 5月12日： 距离四川北川羌族自治县县城约10公里的道路已经中断，目前两边山体垮塌不断，响声隆隆……据知绵阳市北川县死亡人数达到7000多人…… 5月13日： 北川县境，沿途不时可见山体垮塌滚下来压在公路上的巨石，公路两旁的居民住房基本上被震塌或被巨石砸毁……北川老县城被塌方的巨大山体全部掩埋，新县城大部分被毁，伤亡惨重…… （当天另一个门户网站发布的另一条北川地震信息）：北川道路因山体滑坡完全中断，县城受损非常严重，通讯中断，具体灾情尚不能完全确定…… 5月14日：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总工程师刘瑞丰研究员13日介绍说，四川汶川大地震整个地下断层长度300多公里，断层为单侧破裂，并从起始点的震中汶川开始向东北方向延伸，汶川、北川两地破坏严重…… （当天另一个门户网站发布的另一条北川地震信息）：位于四川省北部山区的北川县，被称为“大禹故里”，在5月12日下午一场突然降临的罕见大地震中，被夷为平地，城区1万余人，仅4000多人脱险，其余人员或死亡或下落不明…… 5月15日： 横穿北川县城的湔江上游因山体滑坡形成围堰湖泊，到昨天中午为止，湖泊已经满溢并往外渗水，脆弱的围堰随时可能决堤。面对突发情况，进入县城的几千名搜救人员紧急在半小时内全部撤出了北川县城…… （当天另一个门户网站发布的另一条北川地震信息）：北川县境内发现大面积山体滑坡。最大一处滑坡达几万平方米。地震引起公路两边房屋大片倒塌，大型机械设备无法进入灾区，路面大部分被破坏…… 5月16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心系重灾区群众。16日到四川后，他就驱车赶赴受灾严重的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看望慰问受灾群众，指导抗震救灾工作…… 5月17日： 在汶川此次大地震中，北川县已成为整个四川受灾最严重的县。县城大部分被埋。北川县长经大中家中的6个亲人，3人遇难，3人下落不明…… （当天另一个门户网站发布的另一条北川地震信息）：17日，北川救援人员突然接到紧急撤退命令，命令中称天上直升飞机发现北川县城后侧山顶上的茶坪水库出现裂缝，可能引发决堤，瞬间，上万人的救援大军急速撤离，队伍迅速撤向高地……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北川一定是我此次震区采访必须到达的地方…… 上期回顾：我们往往是在用自己的人生经历作为“受灾最严重震区”的判断标准。 5月18日： 原来的北川县城将不会原址重建，而可能保留现状，作为地震教育的基地；至于北川县城的重建，可能另择他址…… …… 从这些内容摘录可以看出，北川确实是当时四川受灾最严重的震区，否则它不可能每天都同时出现在两个门户网站的首页上。我发现，类似的情况，在其他震区绝无仅有，甚至包括震中汶川。 不过在当时，关于北川的信息发布规律却并不为大多数记者所觉察，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就是信息不畅通，震区的多数记者没有时间、也没有条件去浏览网站，于是很多记者错过了第一时间前往北川采访的最佳时机。 消息的闭塞还造成一些人在震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没有听说过北川，这其中就包括我。进入震区以来，我确实对北川知之甚少，虽然曾在绵阳市中医院采访过北川县的11岁女孩儿赵千秋，但是她的关于北川灾情的讲述毕竟是出自一个孩子之口，难以给我形成深刻印象。 最终使北川这个名字深深刻在我脑海里的，就是5月19日凌晨时分的那次帐篷长谈，以至于天亮后我立即作出了前去采访的决定。因为那名男子的讲述，突然让我意识到，北川一定是我此次震区采访必须到达的地方，否则我作为一名记者的地震记录将不足以反映出震区的真实状况。我还记得，他的讲述是从自己在北川县的地震遭遇开始的——— 这名男子叫吴振生，35岁，是北川县擂鼓镇人。在这次地震中，他的父亲、母亲、妻子、女儿、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全都不幸遇难，他是被救援人员从废墟下面解救出来才侥幸余生的。这就是吴振生的地震遭遇。 但是这一遭遇在吴振生语调悲伤地向我讲述时，却并没有一下子引起我的特别注意，因为在当时的其他震区，也有数量众多的失去了亲人的伤员，这实在是一个普遍现象。不过当吴振生接下来继续讲到北川县的震后见闻时，我却突然产生了好奇。 当时吴振生被救起后，需要紧急送往临时治疗所接受治疗。不过临时治疗所由于距离吴振生被救起的地点比较远，而且北川县的道路毁损情况非常严重，于是他只好躺在担架上被解放军战士抬着横跨了大半个北川县，最后才得以到达临时治疗所。 就是在横跨大半个北川县的过程中，吴振生亲眼目睹到地震之后家乡彻底倾覆的惨状。于是在当夜的帐篷长谈中，他给我讲述了一直难忘的几个震后地点，这些地点发生的巨变在当时深深震撼了我——— 地点1：北川中学。按照吴振生的介绍，北川中学曾经是绵阳市首批重点中学，也是北川羌族自治县惟一的完全中学。但是当他躺在担架上面经过时，却看到北川中学的整栋教学楼全部坍塌了，成批的解放军正在废墟上面紧张救援着。在废墟前面，有几名刚刚解救出来的学生站正满脸泪水地痛哭着，通过这几名学生，吴振生得知，北川中学全校2800余名学生中，逾千人罹难。 地点2：大禹雕像和仿碉楼造型。吴振生告诉我，这个两个建筑物都是北川县的标志性建筑物。北川县一直被称作大禹的故乡，但是地震之后，吴振生却看到政府大楼前面的大禹雕像侧横在路边，上面出现了严重的毁损。而仿碉楼也已经明显倾斜，局部的坍塌很厉害。 地点3：北川县建设局、北川县公安局、北川县劳动保障服务大厅、北川县医院、北川县邮政局、北川县司法局、北川县检察院、北川县国税局……当吴振生躺在担架上被送往临时治疗所时，由于这些政府部门彼此距离不远，因此他得以一路目睹这些政府部门在地震发生之后的样子。吴振生说，这些政府部门以前都是帮助别人的地方，但是地震之后却都成了最需要帮助的地方，因为它们全都坍塌了、全都不存在了。 地点4：北川吊桥、石蓑衣大桥、夏禹大桥。正是这些桥梁的垮断，才导致解放军战士护送吴振生前往临时治疗所时走出了很多弯路。吴振生告诉我，这些桥梁全部是建设在群山绿水之间，曾经是北川县风光最旖旎美丽的地方。但是当解放军抬着他走到这些桥梁近前时，他看到的景象却是山体开裂，水流阻塞，曾经的美好记忆已经彻底不复存在，北川县最富于地方特色的自然风光遭到了毁灭性破坏。 地点5：××镇××村。同样是在前往临时治疗所的道路上，吴振生曾在高处发现了一个骇人听闻的景象，那就是位于低洼之处的××镇××村已经彻底在地震后消失了。他看到，在这个村镇的所在地，远远地只能望到地震后滚落下来的堆积如山的沙土和石块，村镇里曾经的房屋俨然、炊烟袅袅景象顷刻间消失了…… 吴振生的讲述，实际上是呈现了一个地震时“一瞬倾城”的景象：北川县整座县城在地震中彻底毁掉了！ 这样的情景是我在其他震区里不曾感受到的，也不曾发现过的。虽然在其他震区同样有房屋倒塌的现象，同样有人员死亡的现象，但是地震还不至于使一座数万人的县城彻底毁掉，不至于使县城的全部政府部门完全瘫痪，更不至于在一瞬间彻底掩埋掉一个乡村…… 我想象不出还能有比这更严重的受灾震区存在，“也许在北川县面前，我此前走过的其他震区都是小巫见大巫，也许北川就是受灾最严重的震区！”出于新闻记者的职业敏感性，我产生了前往北川采访的冲动。 5月19日7时30分，在向邹建军医生提出辞别后，我准备向北川出发。我要去弥补之前因信息不畅通而导致的报道遗憾，从而对整个震区做出一次完整记录。在出发之初，我受到了“进北川要小心”的提醒。 这个提醒是来自邹建军医生，他从救治过的多名北川伤员那里了解到，当时去北川的道路已经非常“难走”，虽然邹建军医生并不明白“难走”是意味着什么，不过他还是给了我这个善意的忠告。 其实在得到这个提醒之后，我一时也搞不明白“难走”是意味着什么，但是我却做好了相应的心理准备。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也要进入北川，否则我的这次四川采访就将是一次不完整的震区采访。 离开绵洲宾馆的帐篷区之后，我准备雇车前往北川县。查阅地图后我发现，北川县紧邻安县，它们在行政划分上同样是隶属于绵阳市，只不过北川县距离绵阳市市区却更为遥远。从绵阳市前往北川县，需要横穿整个安县，并且继续向西北方向行进，才能够最终到达。 当时我在雇车过程中，偶然结识了两名正乘车前往北川采访的其他媒体记者，由于是同行的原因，我很快征得了他们的同意，把我顺路捎到北川。但是在搭车行驶出半个小时后，却发生了一个意外，这个意外终于使我了解到“进北川很难走”的全部含义。 我上车之后发现，这两名记者同行原来在两天前已经成功进入过北川，今天是他们第二次前往北川采访。不过在此刻他们却因为某些事情正进行着激烈的争吵，由于两个人使用的语言都巴蜀方言，在多数情况下我都无法听懂，因此我也一时不知怎么劝解。 当时的意外是随着争吵逐步升级突然发生的，我还记得，在行进一段路程后，他们中的一个人突然喝令司机立即停车，之后两个人下车并开始发生肢体冲突。面对这个意外，我竟然一时呆住了，我实在是搞不清楚同在一个单位工作的两名同事何以会如此，于是便向司机询问。 我得到的说法是：北川县从昨天开始已经彻底封城了，据说进北川必须要通过一个关卡，但是关卡盘查得却特别严格，只要没有国家抗震指挥部统一通行证的人，将全部不得进入。所以很多人、尤其是记者就面临着只有一次进入北川的机会：或者是成功通过关卡，或者是在关卡被拦截住，以至于登记造册，从而再没有机会进入……这两个人就是在为如何通过关卡争执不下，其中一个人坚持步行过去，另一个人则坚持驾车过去，由于两个人的脾气都比较暴躁，所以争执逐步升级…… 原来这就是“进北川很难走”的含义，但是司机却并不清楚北川县封城的具体原因。面对发生争执的两名同行，我在那一刻猛地想起了穿越“汶川西线”时在马尔康关卡遭遇拦截的情景。我深知，硬闯是肯定无法通过关卡的，于是在当时就抱定了以其他方式进入北川的想法。为了节约时间，我下车分隔开那两名仍旧争持不止的同行，并且就地辞别，开始雇车独自前往北川。 在重新雇到一辆出租车以后，我对司机提出了惟一一个要求：把我送到距离关卡最近的地点。2个小时后，我到达了北川县擂鼓镇任家坪收费口，关卡就设在前面不远的地方。 通过拦截住几名从北川县县里向外返的救援人员，我得知，北川县设卡封城的主要原因是：北川县已经成为了此次地震中伤亡最惨重的地区，现在县内已经没有居民，全部是救援人员，为了防止外来人员进入后发生偷盗现象、也为了防止疫情蔓延、同时更为了救援清理工作顺利进行，所以开始封城！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我成为了当天第一个没有通行证却顺利通过关卡的都市报记者…… 上期回顾：震撼我的几个地点。 其中一名救援人员还告诉我，如果没有通行证，进入北川将非常困难，因为在这道关卡前面，还设有另外两道关卡，“盘查都非常严格！” 得到这些信息后，我坚定了“不能硬闯”的想法，于是一直守在关卡外面，等待进入的机会。从10时到12时，能够进入北川的机会一直没有出现。不过在这2个小时里，我却看到了许多批因为无法出示通行证而遭到拦截的记者，他们最后都受阻在关卡外面，直至无奈离开。 12时30分，当我为“是否继续等待机会”开始左右摇摆时，道路上突然出现了一个可以通过关卡的机会：在远处，缓缓地正朝着关卡驶来一队运送救援物资（起重机、挖掘机等）的卡车，于是我快步迎了上去，并拦截住其中一辆卡车，钻进了驾驶室。 我当时对卡车司机表明了身份，之后老实讲述了正面临着的困境，希望能够得到帮助。出乎意料的是，那名卡车司机的妻子却是辽宁人，于是他没有拒绝我，而是载着我驶过了关卡。自此，我成为了当天第一个没有通行证却顺利通过关卡的都市报记者。 卡车前行出一段距离后，那名司机即将到达救援物资的卸落地点，于是把我从驾驶室里放了下来。此时我看到，道路两侧遍布着大大小小的数百个帐篷，这些帐篷结成了连绵很长的军营。但是走近军营后，我却没有在帐篷里面发现任何人。与此同时，我在附近也没有看到解放军战士以及救援人员的身影。 很显然，此地并不是吴振生所说的北川县地震发生地，于是我继续徒步向前走去。大约走出了一个小时，我终于远远地又发现了一个关卡。后来我才知道，这个关卡的所在地叫“凉风垭”，关卡里面才是北川县县里，也就是吴振生讲述的地震发生地。我看到，关卡前面仍旧有解放军战士在守卫，因此我没敢贸然上前。 继续等待的做法很快就被证明是正确的。不一会，从路旁边并不高的山上跑下来两个人，他们也是某报社的记者，当时在遭到第一个关卡拦截后，他们想出了翻山绕过关卡的办法，最后终于到达了第二个关卡。但是当这两名记者兴冲冲走到解放军战士前面时，却又一次遭到拦截。我远远地看到，无论这两名记者如何解释，守卫关卡的解放军战士却都没有给予通融，反而还对他们进行了“不守规定”的批评，最后，关卡出动一辆吉普车，直接把这两名记者送回了第一道关卡。 这次亲眼目睹两名记者被“遣送”，使我深切感受到了解放军战士的尽职，同时也对自己是否能够进入北川震区开始怀疑。不过我却并没有放弃，也没有贸然硬闯。 于是我在关卡前面又守候了近一个小时，并终于守候到了我期待出现的机会。当时有一辆急救车飞驰着从震区里面突然驶出，我发现，它的目的地就是那片帐篷连成的军营，原来在其中一个帐篷里，存放着这辆急救车需要拉进震区的医疗设备。 当急救车上的两名医务人员开始搬运设备时，我走近了他们。出于试试看的心理，我表明了身份。这两名医务人员一开始并没有答应我的搭乘请求，但是当我发现他们并不是军方背景时，我拨通了辽宁医疗队一名队员的电话，并让其帮助通融。 同为医务工作者的原因，使得他们的交流非常畅通，于是当这两名医务人员搬运完设备后，我如愿登上了进入北川县县城的急救车。 5月19日13时30分，我终于进入了北川县城，也终于看到了吴振生讲述的北川震区。很多读者大概通过电视画面已经不止一次地观看过震后北川的样子，因此我在这里也就不再赘述。不过需要说明的是，中央电视台日前播放的地震纪实系列剧《震撼世界的七日》，其中一些让人深深震撼的震后画面，就是在北川县实地拍摄的。另外我还通过亲眼所见确定，吴振生之前讲述的那些震后发生巨变的地点，其情景正如他所说。 在县城里的街路往来几趟之后，我突然发现其中一个路口竟然也设立了关卡，从而导致无法继续前行。我当时非常纳闷：为什么要在震区里继续设立关卡呢？ 由于已经进入了北川县县内，所以我大胆走近了这个关卡，靠近关卡之后我看到，此处的关卡竟然也拦截包括解放军在内的很多救援人员，按照一名关卡守卫者的说法，关卡里面的救援人员都是在执行比较危险的任务，所以不能让无关人员随意进入。 他的这个说法进一步增强了我的好奇：是什么样的危险任务需要设立关卡把北川县一分为二呢？里面的震区和外面的震区又存在什么不同呢？ 于是我产生了通过第三个关卡、进入里面看个究竟的想法，不过这个想法在当时却毫无实现的希望，因为通过这个关卡只有惟一一个方法：出示国家抗震指挥部颁发的另一种通行证。 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杨智把我带进了当时北川救援的最核心区域…… 上期回顾：我一连通过两道关卡。 在现场，只有我知道自己是如何通过前两个关卡的，但是在这里，第三个关卡的守卫者已经熟悉我的样子，所以企图蒙混过关将不可能了。我只能寄希望于奇迹出现，出乎意料的是，这个奇迹竟然真的出现了。 当时，我正在关卡前面不住地从一侧踱到另一侧，伺机寻找通过关卡的可能，但是往来几趟之后，却一直没有任何进展。这时，其中一名关卡守卫者的对讲机突然响了起来，对讲机里随后传来了上级布置的任务安排：有一队辽宁消防救援官兵正接近你的关卡，他们是外出执行完其他任务后准备返回的，不过由于匆忙，临出发时忘记带通行证了，一会可以让他们通过关卡…… 这个消息瞬间让我大喜过望，之前我根本不知道有辽宁消防官兵在北川实施救援，更不知道他们执行的原来是最危险的任务，于是我赶紧朝着他们的来路迎了上去。 我跑出没多远，果然看到了一支身穿橘红色制服、头戴白色钢盔、面罩双层口罩的队伍，他们正是沈阳市消防局来到北川的救援人员，因为他们的钢盔上、制服上全部印着四个字：沈阳消防。 在现场我找到了这支队伍的带队负责人———辽宁省消防局审计处处长杨智，并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及通过关卡的想法。杨智对于我能够只身进入北川采访表示赞赏，于是答应了我的请求。他主动找到关卡守卫者进行交涉，成功把我带进了当时北川救援的最核心区域———县政府所在地。 跟随着杨智一行向前走去，不一会儿，我就看到街路上来来往往的全部是面罩防毒面具的救援人员，杨智告诉我，这里是北川县的核心地带，地震前居住的居民比较多，因此伤亡也非常大，这些头戴防毒面具的人都是寻找余生者、或者挖掘残骸的救援人员…… 随后，杨智递给我两个大口罩，并让我同时戴上，他说，沈阳消防救援人员现在的任务是清理废墟现场，所以就不需要防毒面具了，“不过口罩还是必须戴的，这也是为了自我保护！” 我跟随杨智走了一个小时的路，最后到达的地点是北川县县政府。我看到，县政府大楼已经在地震中彻底坍塌成了废墟，几辆挖掘机正在废墟上面隆隆作响，它们是在清理废墟现场。 就是在废墟前面的一个帐篷中，杨智把我介绍给了此次在北川县实施救援的沈阳消防局带队负责人———沈阳市消防局特勤大队大队长李忠海。这原来是一个老朋友，我们曾在2003年的一次在沈阳发生的抢救轻生女跳楼事件中默契配合，当时李忠海负责救人，我负责报道。 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李忠海把几日来在北川县的救援经过讲述给我…… 华商晨报记者赴四川大地震前线采访纪实 上期回顾：我见到带队负责人李忠海。 见面之后，李忠海一边把几日来沈阳消防局在北川县的救援经过直接讲述给我，一边还向我出示了记录这些救援经过的文字材料、图象资料。由于身在震区信息不畅的原因，我直至见到李忠海之后才了解到，“沈阳市消防局特勤大队”原来是全国首个冲进北川县实施救援的救援队——— 早在5月12日地震刚刚发生不久，李忠海所在的“沈阳市消防局特勤大队”就接到了国家公安部的调令，内容是从124名特勤消防官兵中精选出30人，组成救援小组，立即开赴北川县。 在救援小组出发前，通往北川县的营救之路还没有打通。5月13日12时50分，救援小组到达成都，晚上直接来到绵阳市消防支队，19时30分抵达北川。 当时进入县城的道路非常难走。他们先是在北川中学扎下营盘，然后开始向四周扩展。多数时候，救援小组都是在坡度达75度的山坡上行进。 5月14日，救援小组把救援区域开进到了北川县县委所在地，这是北川县的中心地带，李忠海发现，县委的5层办公大楼由于山体滑坡，几乎被掩埋。但是从中仍旧可以听到呼救声音。于是立即展开救援。花费了一天时间，救援小组从废墟中救出了2个人，他们是北川县政法委书记张周凯，北川县综合治理办主任崔代全。 从5月14日到5月17日，李忠海带领的救援小组就是以救人为主。这期间一共救出了12名生还者，找到的遇难者超过百人。 李忠海率领的“沈阳市消防局特勤大队”的进入，打通了通往北川县的救生之路，于是成为了全国首个冲进北川县的救援队。这之后，才陆续有多支救援队伍进入北川。 14时整，当我正在记录“沈阳市消防局特勤大队”在北川县救援的详细细节时，李忠海突然表示，介绍就先到这里吧。原来按照国务院的规定，5月19日14时28分，全国各界将同时为地震遇难同胞默哀3分钟。 此时我看到，包括李忠海在内的200余名沈阳消防救援人员在北川县县政府大楼坍塌的废墟前站成了一排，集体脱帽默哀。14时28分，空中传来了悲怆的警笛声。来自辽宁沈阳的消防救援人员，把抗击灾情的决心全部融入进了这3分钟默哀里…… 默哀结束后，我开始目睹沈阳消防救援人员在政府大楼废墟现场的清理工作。当时，有46名消防人员正站成一长排，以接力形式把在废墟中清理出的档案传递到一个安全的地点。原来北川县县政府大楼里原本保藏着8万多卷珍贵档案，其中有8801卷还是民国时期档案，但是地震使这些珍贵档案全部埋入了废墟下，因此沈阳消防救援人员在结束救人工作之后，工作重点就转移到拯救珍贵档案上面。连续两天，李忠海率领沈阳消防救援人员一直忙碌于此。 在清理档案过程中，我看到，消防人员还发现了一个保险柜，并从中找出现金11244.45元，现场清点之后，这部分现金直接交到了北川县县委组织部机关档案科科长王良波和档案科工作人员朱莎手里。 16时许，在档案清理工作已经接尾声时，李忠海突然接到一个上级的电话，之后他立即安排一支8人组成的小分队出外巡查。我当时提出跟随这支巡查小分队同往，得到批准。于是从当日16时到17时，我往来北川县县中心，继续对北川县的震后景象进行着记录。 我发现，县城内果然已经找不到一名居民，道路上留下匆匆身影的全部是救援人员，这其中除了有来自沈阳的，同时还包括其他多个省份的救援人员。人们所过之处，全部是开裂的马路、倒塌的房屋。 其中一处是已经彻底倒塌的楼房，我透过1楼的一扇窗户发现，楼房中有一个房间竟然是新房，房门上的大红喜子格外引人注目，房间的墙壁上，挂着一对年轻新人的婚纱照片，但是这张婚纱照已经随着墙壁的开裂发生倾斜，婚纱照的对面，家具毁损、玻璃破碎…… 另一处是在一个道口，山上滚落下来的岩石正好砸中一辆行驶的汽车，当即造成了司机死亡。此后这辆汽车开始不断遭到滚落岩石的持续撞击，车身完全扭曲，汽车的前方和后方，堆积着数块几人高的巨石，这些巨石使得道路的护栏也已经扭曲、甚至折断…… 就在我准备继续前行开始拍照时，巡查小分队负责人突然接到李忠海队长通过对讲机发出的返回命令。17时30分，我跟随小分队返回了县政府所在地。 本报记者 穆云平
下期看点：所有消防人员正集结成队，准备离开北川…… 华商晨报记者赴四川大地震前线采访纪实 上期回顾：我目睹了救援人员的清理工作。 此时我发现，档案清理工作已经完毕，所有消防人员正集结成队，准备离开北川。 原来李忠海队长之前接到的那个上级电话，全部内容就是“沈阳市消防救援官兵立即撤出北川，准备前往其他震区展开救援”！于是李忠海才派出了小分队做最后的巡查。17时45分，撤离行动开始。 由于是紧急撤离，所以当时李忠海选择的道路并不是我进入北川时跟随杨智所走的那条路，这是一条山路，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它就是“沈阳市消防局特勤大队”在5月13日打通北川时所走过的路。 当天我们一共走了40分钟，我发现，这条山路的坡度全部超过75度，以至于在走到一半时，我就再没力气继续攀山了。最后是李忠海队长和其他消防官兵帮助我背负采访设备，我才最终走出北川，到达了曾经遭遇拦截的第三个关卡。 实际上这次在北川县攀山撤离的经历，为我后来徒步翻越唐家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只是当时我还根本不曾想到。18时30分，在关卡前面，消防人员重新集结清点人数，我于是与李忠海队长挥手告别，准备返回绵阳市市内写作新闻稿件。 当我步行通过关卡时，关卡守卫人员为我进行了全身消毒，之后我开始沿着来路疾步走去，半个多小时以后，我顺利通过了第二个关卡、第一个关卡。但是当我来到第一个关卡外准备雇车时，我却发现关卡外面此时竟然聚集着很多人，而且每一个人的脸庞都凝固着焦急、期待的神情，这是我在上午进入北川时根本不曾见到过的。 那么，这些人是谁？他们又来自哪里？我于是走上前向其中几个人进行了询问，没想到他们的解答，竟然开启了我在此后5天的一组连续采访，因为这些人向我讲起了一个地震中的特殊群体，这个群体正吸引着当时所有国人关注的目光。 孩子的笑脸、孩子的希望 如果这纷乱的世界让我沮丧， 我就去看看她们眼中的光芒。 她们是我的希望，让我有继续的力量。 她们是未来的希望，所有的孩子都一样。 她们是未来的希望！ 但愿我能给她一个最像天堂的地方，依稀记得她们出生时的模样！ ———李宗盛 《希望》 当著名音乐制作人李宗盛在15年前创作并演唱歌曲《希望》时，他大概不会料想到，伴随着岁月车轮的滚滚向前，其中的这几句歌词会在不同年代、不同事件里被赋予不同的想象空间。 四川地震之后，这几句歌词实际上正代表着所有心系震区的国人的心声：山河破碎了，房屋倒塌了，亲人失去了，但是只要孩子存在，未来就会有继续的力量！于是政府行动起来了，组织力量妥善安置受灾的孩子们；同时父母亲也忙碌起来了，他们擦干眼泪，开始为孩子的未来发展往来奔波。 这些悲伤的父母亲们深知，自己的孩子此时正面临着人生道路上的一个关键节点：期末考试。即将开始的这次考试，有一部分孩子参加的将是中考、高考，这直接决定着他们的人生命运，其成功与否，也势必影响着未来的震后家乡发展。 于是为了不耽误功课，很多家长纷纷回到已经坍塌的家中，他们试图找回地震中遗失掉的课本，为孩子争取复习的时间。 5月19日傍晚，我在关卡外遇到的就正是这样一群家长，他们全部是北川人，当时正与关卡守卫者交涉“回家寻找课本”的事情，但是始终没有得到允许。与他们的交谈中，我得知，当时的震区孩子们主要是被政府安置在两个集中地点：九洲体育馆；长虹培训中心。 于是我便就地做下了翌日前去两个地点采访的决定，作为一名来到震区的记者，我没有理由遗落下这个最需要关注、最需要记录的群体。但是我没想到，这一去竟然持续采访了5天，从5月20日至5月24日，期间的情景，我至今仍印象深刻，难以忘怀。 小结说明： 接下来的内容，将详细记述我在绵阳市九洲体育馆、绵阳市长虹培训中心的所见所闻，而那里的孩子，尤其成为了我关注的焦点。我甚至与其中的几个孩子，至今仍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还记得其中一名高三同学，曾在2个月前的高考结束后，第一个给我打来报喜电话，向我汇报自己的考试情况，后来他如愿考取了南京一所心仪的大学。 这就是我在震区采访时结下的又一段真挚友谊，虽然那名高三学生的年龄与我相差甚大。 连续5天在震区关注孩子之后，我受到报社派遣，开始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对唐家山堰塞湖的威胁上面，并且终于依靠着自己的双脚，和同事一起步行10小时翻越了唐家山，见证到了武警水利官兵抢修堰塞湖、撤离堰塞湖的最后一刻。 至此，我在四川震区的报道工作全部完成，前后历时23天。 关于翻越唐家山的内容曾发表在本报上，在当时引起了广泛关注，不过即使如此，它仍旧会成为我连载记述文字中的主要内容，因此它给予我的是过于深刻的记忆与感动，我永远不会忘怀。 对于之前曾发表的那些文字，需要说的是，当初在动笔开始写作连载文字之初，我就给自己定下了两个基本原则——— 接受读者对文章内容的真实性的考量； 接受读者对纪实文学的可读性、文字观赏性的考量。 但由于是以“日”为单位每天供应连载稿件，因此我在第2项考量上也许还并不达标，不过关于第一项考量，我却自信是可以通过，因为那是我用全部诚意写就的倾心之作，其实在写给大家看的同时，我也是在写给自己听。 不过更重要的，还是那些在四川的见闻与感受太过于浓烈，太让人难忘。以至于每次写到忘情处，我都会重新回到过往的场景中，难以自拔。这大概也是我能写出这么多内容却仍旧没有全部结束的原因吧。 本报记者 穆云平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上期回顾：很多家长回到家中，试图找回遗失掉的课本。 8天8夜 5月12日14时28分，四川汶川发生8级地震，举国震惊，从灾区传出的伤亡数字不断增加，早一分进入灾区就能多救一个生命…… 5月13日开始，全国的军队、武警等专业的救援力量急援灾区。 5月13日凌晨3时，作为全国消防力量最强的辽宁省消防总队第一个接到公安部命令：立即派应急救援队，用最短的时间，赶赴四川省参加地震灾害救援。 当日，早晨7时30分，来自沈阳、大连的51名官兵、10条搜救犬乘坐飞机飞往地震灾区。 5月14日凌晨，公安部下发第二道命令，辽宁再派救援力量赶赴灾区。 我因此有幸，跟随我省第二批消防应急救援队伍赶赴灾区。 作为我省惟一一名随军赴川的记者，我穿上迷彩服，拿起相机和笔，经历了一生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次采访。 我因跟消防救援队伍在一起，领导、同事们、家人和朋友都替我担心，因为救援队伍是要冲到最前线、最危险的地方，去救那些被埋在废墟下、被困在危楼中的受困群众，作为随军的记者，我必须跟随他们采访，所以就更加危险。 在灾区跟随消防救援人员一起战斗8天8夜，经历了多次余震，危险无时无刻不伴随身边，即使睡觉都不安全。可几天后，你会发现，危险已经变得不可怕，因为已经习以为常…… 从灾区回来，他们都问我，灾区都什么样？看到尸体了吗？ 我只是轻描淡写说几句：“和电视上播报的一样！”不是我不愿意说，只是我不想再重新提起，想将那份内心深处的悲伤和震撼深埋。 可越是这样，我的心却越是难受，难受来自灾区的那些映像：山顶滚下的山石、流泪的人群、塑料布搭建的简易帐篷、嚼着方便面的孩子…… 从灾区回来后持续多天，我每天都在噩梦中惊醒，后来一位心理专家给我做了测试，我的测试值很高，他说，把心理的话都说出来，这叫倾诉疗法，你会慢慢变好。 还好，今天报社给了我这个机会，再一次向读者们倾诉，说出那份伤感之外，我还要告诉大家，在灾区、在废墟之上，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感动、更多的力量和勇敢，从而看到更多的是希望。 穿上迷彩服飞赴青川 我的战斗日记，要从14日开始说起，因为那天我穿上了迷彩服，作为我省消防应急救援队的一员飞赴四川。 哪怕不是作为记者，就是做一名志愿者也想去灾区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本报记者 岳巍
上期回顾：从灾区回来后，一位心理专家给我做了测试。 5月13日6时，赴川抗震救灾第一批救援队伍出发了。我前去采访，并为救援队的人送行。当时我也跟省、市消防部门的领导提出了申请，希望一同前去，但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他们拒绝了我的申请。 当时我一直在遗憾，这样的队伍到灾区救援，应该有个记者跟随，要不然这些英雄的事迹很可能石沉大海。 5月14日凌晨3时，第二批赴川抗震应急队伍出发了，我又去采访、送行，这次出发的救援人员有200多人。 为什么没有记者跟随，我省的救援事迹应该让家乡人知道！这就是我的初衷，也是我的责任。赶赴机场前，我第二次向省消防总队的领导申请，同样的原因———安全，领导们还是没同意。 万一能让我去呢，我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凌晨4时我到了机场，下车后，省消防总队宣传处的张璎处长找到我，说我可以跟着去灾区，但必须作为消防队的通讯员。 那时，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得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们说的所有要求我一概同意，“行，没问题！” 随后，我立即给报社的夜班老总打电话，处于新闻职业的本能，老总听完，就同意了：“去，肯定要去嘛！注意安全！” 单位派我去，消防队带我去，我很高兴，可高兴过后，我慌了…… 因为凌晨离家时，没想到能去灾区采访，我只带了本、笔和相机，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没带，没有笔记本电脑，我写稿咋办？没有手机充电器，手机没电怎么和后方联系，到时候我岂不是成了失踪人员？没带换洗的衣服、牙具、刮胡刀……等我从灾区回来的时候，还不成野人？ 为了和消防救援人员整齐划一，消防总队给了我一身迷彩服、一个迷彩帽，我正式成为省消防救援应急指挥部的成员之一。 “其余到灾区再解决吧！” “到灾区解决？灾区还能有啥？”另外，即使有东西卖，我身上也只带了几十元的打车费，可以说我是一无所有。 不管了，其余的再说，先上飞机。 在飞机没起飞之前，我拨通了妻子的电话。我告诉她，我要去灾区，已经上飞机了。 和妻子通话的时间很短，挂电话前，电话那头的声音已经哽咽。 清晨5时，专机从桃仙机场起飞，飞赴四川…… 危险从进入青川的路开始 8时多，我被乘务员的声音叫醒，再有十几分钟将到达绵阳机场，要做好准备。通过窗户，绵阳上空阴云密布，当地正下着雨。 8时20分飞机降落在绵阳机场，同在机场的是北京的消防部队，他们和我们一样在等待分配任务，具体到哪个地区进行救援还不清楚。 负责调度指挥的是公安部消防局政委陈家强少将，下飞机后，我省赴川抗震救灾应急队总指挥、省消防总队政委徐福军前去报到。 10分钟后，我省的救援队伍接到任务，前往最严重的灾区之一：广元市青川县。绵阳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青川县刚刚打通道路，但通信还没有恢复，水、电等还处于瘫痪状态。从灾区里面传出消息，目前青川县县城有60%的房屋坍塌，仍有许多被埋压人员。 雨一直在下，9时30分乘坐第一班飞机的200多名官兵赶赴青川。 绵阳街道两侧房屋受损的情况并不明显，居民都用塑料布在街道两侧搭建了简易的帐篷。当看见我们的大巴经过，他们都向我们挥手示意，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他们盼望救援人员早日到来的心情。 从绵阳到青川190公里，其中112公里是高速公路。这段高速公路还算畅通，但下高速后还有78公里的盘山路。 “前面的路上有坍塌下来的山石，请小心！”进入青川的盘山路之前，负责接待的警察提醒我们。 正如民警所说，车队刚刚前行了20分钟，路上的滚石就开始出现，每隔200米就能看到，最大的山石比大巴车还要高，几乎堵住了狭窄的马路。 “从现在开始地震迹象就浓了。”同车的消防战友把目光放在窗外，不断地发出叹息声。在我们经过的路段左侧的山坡上，一股股的尘土飞扬，显然是山上正在往下滚落山石。那位警察告诉我们，当地余震不断，但是小的余震感觉不到，只有3级以上的余震才能感觉得到，想必刚刚发生了级别小的余震，将山石震落了。 我们不知道山石能不能砸在我们的车上，我们无法控制，只能前进，在前进中祈祷…… 接下来的情况，我们的心情更难平静，甚至害怕，一辆蓝色的面包车被一块巨石砸中，车体严重变形，里面没有人员，但血迹斑斑，汽车被砸的情况我先后遇见了5起，车毁严重，里面都没人，但都血迹斑斑。 想想此时的处境，我们只能继续祈祷。 本报记者 岳巍 上期回顾：我争取到了去灾区的机会。 通往青川的路是盘山路，在这个盘山路的山顶那段，一名女交警正在上面指挥交通，山顶上有交警指挥，可想其危险。 我将头伸出窗外看了看，差点尖叫出来，我心跟着猛跳，不由得把目光收了回来。 那段路刚刚打通，4米的宽度，只能允许一辆车经过，右手边是万丈悬崖，左手边是山体滑坡滚下的1层、2层楼高的巨石，就在滚落的山石边上，是两辆被砸扁的汽车。 在我将头伸出的那一刻，我看见前面的车轮紧挨着悬崖边上通过，危险的景象加重着心理压力，我承受不住，强制自己把视线转回车内。 当我把视线转向车内时，窗边年轻的战士额头上已经渗出密密的汗珠，起初，他闭上眼睛不敢向窗外看，后来干脆跟同伴换了座位。 从绵阳到青川190公里的路程，就因为这样的盘山路，车队足足行进了6个小时。 路尚且如此，那么青川县又会是什么样？我们又将面对一个怎样的境况？没有人想象得到…… 那时 哭也是一种坚强 15时08分，我们进入青川县城。很多房子倒塌，留下残垣断壁；没有倒塌的建筑也都东倒西歪，还有不同程度的裂缝。 当地居民都把简易帐篷搭在广场、郊区和旷野，因为路刚刚疏通，帐篷还没有运到青川，路边都是那些用塑料布临时搭建的简易帐篷。 因为道路刚刚打通，辽宁的消防救援队伍是第一批赶到青川县城内的救援人员。当救援的车队刚刚进入县城的那一刻，车后面就跟着当地的居民，他们都流着眼泪，眼神中流露出恳求，他们的亲人被困在废墟下，生死未卜。 “帮帮我们，把他们找出来……”那些居民的恳求声是那样低沉。 青川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向勇向许福军政委介绍，青川县主要有9个坍塌现场，埋人较多，但被埋压人数不清楚。 因为第一批救援人员有限，救援人员选择了5个可能还有人员存活的坍塌现场实施救援。我跟随救援队伍，跑步赶到蚕丝厂家属楼救援现场，因为房屋倒塌，车辆无法正常通行。 看到救援人员出现，当地的居民有的都哭了，像看到了亲人般。“里面埋了5个人。”当地居民看见我们就说出了被埋人员情况。 现场原来是个5层高的家属楼，地震后家属楼完全倒塌，在废墟的最上面压了5个大的水泥板，没有倒塌的部分的边缘挂着摇摇欲坠的水泥板。 “必须需要机械力量的帮助，大的、重的用机械，小块的我们拿手搬。”为了救人，即使看到危险，他们也要上。 与此同时，另一名指挥员带领15人和3条搜救犬在该废墟另一侧展开救援。救援人员用双手慢慢地将砖块和较小的水泥板搬走，大家搬了10多分钟，一名战士在废墟下看见了一名30多岁的女子。 “快，把她上面的水泥板搬走，别碰着她……”正当大家清除女子身上水泥板的时候，我们发现女子的怀里紧紧地抱着一个小女孩。 小孩也就四五岁，可我们随后发现两人都已经停止了呼吸。从母亲的姿势看，地震发生后，她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想用自己的身体尽力去抵挡掉下来水泥板…… 那一刻我的眼睛湿润了，有的战士落下了眼泪。 亲人赶来后，看着两人的尸体，又抱着那个孩子，他们只有眼泪，没有哭声，即使是哭，他们也很坚强，他们知道在大灾面前，亲人死亡，他们毫无办法。可他们还是满嘴的感谢，他们说，亲人能够被搜寻出来，能够入土为安就已经很满足了。 在机器和人手的共同努力下，半个小时后，一个人的手臂出现在救援人员眼前，随后的工作全都用双手来完成，从一只手臂开始，当挖到这个人的头部的时候，救援人员发现人已经死亡。 遇难者是一名老人，当老人的头部露出后，周围的围观群众中就有一名女子开始哭泣，那位老人是她的母亲…… 生命，多么珍贵，可是生命，又是多么脆弱！ 那一刻，我们都没有说话，能做的就是尽快把废墟下的人救出来，哪怕是个遇难者…… 在救援人员紧张救援的时候，水泥块从楼上滑落下来，掉在了一名消防员2米外的地方。 这块水泥块也让我回想了我刚进入青川下车时的情景。 原来余震的感觉是这样的：大地突然间颤抖起来，伴随着轻轻的轰隆声，左右摇晃几下后大地恢复平静，可就在这几秒的过程中，要是你站立时身旁没有支撑物，就会立即倒在地上。 5月14日下午，到达青川县下车后，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了灾区的余震，我倒在了青川的路边。本报记者 岳巍 上期回顾：能做的就是尽快把废墟下的人救出来。 “余震时在安全的地方坐着是最安全的。”带领我们赶到救援地点的小伙儿搀起我说，“这次余震肯定4级以上。” 小伙儿说在灾区确保安全得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得有个安全的地方，第二是得坐着，要不然很可能跟我一样，一屁股坐地上。 小伙儿脸色黝黑，声音沙哑，他是当地的一名民兵，从地震开始他就没睡过觉，在四处找人、救人，嗓子就是找人时喊哑的。 “能救出来的，我们都拽出来了，但压在下面的……”小伙儿显得很无奈，他说自己没用，作为一名民兵能帮助百姓的却很少。 其实他完全不用自责，这样的灾难面前，他做的已经相当出色了，可是每发现一个废墟下的人那微弱的求生呼唤，让所有人都会重新振作，努力救人。 小伙儿的步伐明显加快，我想他是想尽快把消防救援人员带到有人被困的地方，尽快救人，来弥补自己的“罪过”。 “尽量走马路的中间，尽量快走，不要到楼房的下面走，危险！”走的过程中，小伙儿突然想起了这句需要警告大家的话。 这时我才注意到路边两侧的楼房上都有手指粗的裂缝，感觉晃两下马上就要倒的样子，楼两侧下面也没有一个当地居民，他们全在马路中间快速走动着。 那时我才理解了那小伙儿的话，“余震时在安全的地方坐着是最安全的。”同时我也知道，我们是在死亡线上前进。 是的，我们就是在死亡线上前进，因为余震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降临，更可怕地是，余震发生的时候我们会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中。 虽然消防官兵们嘴上说，“余震并不可怕！”但谁的心里都清楚，这一群人不光在死亡线上前进，更要在死亡线上救援，他们只不过是在自己安慰自己罢了。 “有这些消防官兵保护，我肯定是安全的！”而我也只能这样安慰自己。 蚕丝厂家属楼救援现场正在紧张地救援，当所有的战士在下面清理杂物的时候，在废墟的上方又有一块砖头掉了下来，而紧接着，一些松动的碎石开始掉落…… 从砖头掉地的那一刻，现场所有的人都知道，余震又来了…… 可就在这时，西北角的废墟内还有救援人员…… 救援人员叫魏超，沈阳消防支队铁西中队中队长，他到了现场后，立即命令两人组成侦查小组、两人组成警戒小组、四人组成搜救组，两人组成瞭望组。 现场的这栋6层楼房已大部坍塌，还有部分的钢筋水泥板悬挂在空中，悬挂的水泥板随时有坠落危险，施救的危险系数很大。可就在这样的环境下，魏超还是带领战士王欣冒险深入楼内侦查。 因为工作关系，我和魏超已经认识多年了，已经是朋友了，看到他进入现场内部时，我的手心开始出汗，那一刻我忘记了采访，双眼紧盯着魏超进入的地方，和我一样紧张的还有现场的十几名他的兄弟。 我知道这是他的职责，进入现场内部侦查很危险，他不能让年轻的战士冒险，他必须自己先进去。 本报记者 岳巍 上期回顾：从砖头掉地的那一刻，现场所有的人都知道，余震又来了。 5分钟后，魏超出来了，我攥紧的手才松开少许。 根据自己多年丰富的救援经验，魏超最终确定了三处被困人员的位置，分别位于危楼东南方、西南方和东北方的1至3米距离。 可这三处被困人员位置距空中悬挂物大概有10米左右，其中有两处因靠近危楼悬吊的楼板而最具危险性和最难施救。 我们没有打扰他，静静地看着他指挥。 了解了情况后，魏超迅速要求两名观察员站在5米处观察东西两侧危楼，如发现有余震或坠落危险，及时通知，做好撤离准备，并将其他六名同志分为两个攻坚组，两组轮流进入。 魏超则带领第一搜救小组开始救助被埋在东南角废墟中的一对母女。最终，被困母女被救出，然而母女已经相拥死去，看到那位母亲将小女儿护在身下的一刻，所有人都没有说话，只能眼含泪花继续救人…… 在这样的灾难面前，人的生命是那样的脆弱，可母亲将小女孩护在身下的动作，却又是那样的伟大。消防官兵们没有脆弱，延续了母亲的伟大。 因现场坍塌面积太大，魏超找来挖掘机协助搜救小组进入西北角现场展开救援搜寻。可当他们进入现场施救10分钟时，突然听见观察员发出危险信号，一块砖头掉下来了…… 在现场外面的人员和被困人员家属能很快撤离，在现场内的魏超他们听到信号后赶忙躲闪，“动作快点儿，快！”就在他们转身向外撤离的时候，从空中坠落一台电视机，正好砸在了他们刚刚救援的地方。 这次余震很小，危险很快过去了，可当继续搜救时，挖掘机的司机不敢向前了，他说，往往这种情况后会有一次强烈的余震。 “家属都没有说话，只是看他们那种急切的眼神，我就知道就是有余震也得再进去。”事后魏超接受我采访的时候这样说。 为了让挖掘司机能够继续工作，魏超同司机一起在驾驶室操作，继续进行救援。可司机的话还真是说对了，周围群众和瞭望员的警告声再次响起，而且这次的声音明显急促，“魏队长，快撤！”声音近乎嘶吼。 这一次明显是强烈的余震（后据测定这次余震达到5.4级），在现场采访的我听到瞭望员的喊声，下意识地扶住了身旁的大树，同时也把目光迅速转移向现场内部。 魏超也听到了瞭望员的喊声，迅速从现场内撤了出来，就在他刚撤到安全地带的时候，楼上悬挂的水泥板哗啦一声塌落下来，刚清理出来的通道又再次堵塞了。 因为惊吓，现场的一名女性家属哭了，她哭是在为消防队员担心，因为他们是在救她的亲人。 同时，她哭也是在担心自己的亲人，刚刚打通的路又再一次堵塞了。现场所有的人的心中都存在着一丝希望就这样破灭了。 这样的余震也没能挡住消防官兵，魏超再次带领官兵走了进去。 挖掘机司机接受采访时说：“刚才如果那个当兵的不和我在一起，我说什么也不能开进去，现场实在太危险了，可他们为了救我们灾区人们都不怕死，咳！我怂了！” 司机还骂了自己一句，随后转身走向了自己的挖掘机。 本报记者 岳巍
下期看点：显然这个孩子不知道大人的痛苦，他天真的眼神里，我们看不到一丝灾难中的悲伤…… 上期回顾：继续搜救时，挖掘机的司机不敢向前了。 在接下来的13个小时的救援中，挖掘机一直在救援的最前面，在他的帮助下，消防救援人员搜救出5名被困群众。 因为救援的紧张，我们都忽略了时间的推移，5月14日18时，太阳在不知不觉中开始向山那边移动，虽然还没有黑天，但一丝凉意已经笼罩了这座山脚下的县城。 青川县城不大，除了县城内的楼房外，在城郊大部分都是平房，可本应该在这个炊烟袅袅的时候，却看不到炊烟升起，地震毁了他们的房屋，粮食压在废墟下，也做不成可口的饭菜。 在废墟现场围观的居民没有回去吃饭的意思，希望通过每一次消防人员从废墟内带来的消息来冲淡自己的饥饿。 5月14日，是地震的第3天，那时的粮食就是方便面和饼干、面包，可因为路刚刚打通，大量物资还没运进来，每个家庭分到的零食还很少，几袋方便面已经变成了家里的宝贝。 废墟旁的帐篷内一个小孩儿在干嚼着方便面，他说好吃。 这个天真的孩子很幸运，地震时，他的亲人正陪着他在楼下乘凉。 显然这个孩子不知道大人的痛苦，他天真的眼眸里，我们看不到一丝灾难中的悲伤。 我们真的应该像那个孩子一样，不要悲伤，虽然地震给我们带来了损失、带来了伤痛，但我们一定要坚强、要充满希望，前方的路会更好。 看到孩子吃方便面我才想起来，我们还是早晨6点在飞机上吃了一顿饭，已经12个小时了，除了喝点儿水，竟然紧张地忘了饿。那些消防战士为了废墟下的一丝希望，他们也没吃东西，我想他们就是知道饿也顾不上吃饭了。 当时很想吃点什么，可一找才想起来，消防部队的所有物资都在那几辆运兵车上，而那几辆运兵车已经开到了青川县城郊———我省抗震救灾前线指挥部临时找到的一块营地里。 看着小孩儿吃得很香，我只能傻笑。 可我在接下来的整个晚上遇到的问题可比挨饿要复杂得多，当问题一个接着一个时，饥饿就再次消失了…… 第一个问题是天还有1个半小时就要黑了。地震后，灾区水、电中断，没有光，看不到，我的稿件该怎么写？赶赴灾区的第一天，得一定要让家乡的父老知道前方灾区的情况，前方救援的动态和所有来青川的消防官兵是安全的。 要在天黑之前把稿写完，这是我的第一想法。 可说到写稿，我还要多啰唆几句，因为从沈阳出发得匆忙，我并没有带笔记本电脑，写稿只能在纸上写，可写完之后呢，如何将稿件传到沈阳？ 这时候，那个领着我们到现场的民兵从另一个现场跑了过来，他告诉我，地震后水、电中断，只有在抗震救灾指挥部所在地———青川县人民政府的大院里，那里有灯、有电话、有网络。 原来为了方便指挥救援，通信部门紧急接了临时用电，为了和外界沟通，向外传递信息，通信部门用了小型的信号发射装备，接了3部固定电话和3条供新华社记者传递消息用的临时网线。 不过这个民兵还是建议我，争取在天黑之前把稿写完，要不然到了晚上会有很多人到指挥部，到时怕连写稿的地方都没有了。 对于我而言，必须得写稿了，第一是因为光线的原因，第二是因为我没有笔记本，写在纸上的稿还得整理到笔记本上。 可笔记本对我来说还是个未知数，不管了，写完稿再说，会有解决办法的。 在灾区写稿可不如在办公室里写稿舒服，我坐在离救援现场不远的平地上，膝盖就是桌子，上面放着一个采访本，就开始了我到灾区的第一篇稿件。 1个多小时后，我完成了稿件，天还有些微亮。 下一步就是赶到青川县救援指挥部所在地，去解决下一个问题，寻找笔记本电脑。 从救援现场到青川县指挥部需要步行20分钟，按照当地居民的指引，记着那个民兵的忠告，我沿着马路中间位置走向了指挥部。 战士们都在救援，和我一起去指挥部的是沈阳市消防支队宣教中心的主任杨彪。因为工作关系，之前我们都已经很熟悉，他像老大哥一样。这次一起去了灾区，又变成了战友，一起采访，一起写稿。 在行走的过程中，天一点点儿地暗了下来，没有路灯，当地居民早已待在自己的帐篷里，他们不敢出来，害怕那随时可能发生的余震。 根据3天来的情况，下午到凌晨间是余震最频繁的时候，如果没有急事，救援指挥部已经要求当地居民在夜间不要随意走动了。 “里面的人都救出来了吗？”出于救人生命的本能，杨彪看着废墟说出了这样的话。 黑夜的来临谁也阻挡不了，没有灯光，当天黑到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意味着当天的救援要暂告一段落。 本报记者 岳巍 过往车辆的灯光，让我们暂时回到了有光世界，当汽车过去，马达声音减弱后，马路上又恢复了漆黑和寂静。 在这20分钟过程中，与漆黑和寂静形成对比的是灾区群众的热情。这样一个无人的夜晚，我们从一个大哥的身上感受到了灾区群众的情谊。 一个骑摩托车的男子在我们面前停住，男子看着我穿着迷彩服，杨彪穿着战斗服，操着四川口音问我们。 我们并没有听懂这名男子说的是什么，但我听清了“辽宁”两个字。随后男子边说边用手拍打摩托车的座椅，意思是他要载我们到我们想去的地方。 辽宁的消防部队是第一支进入青川的专业救援队伍，而且杨彪的战斗服后面还有“沈阳消防”的字样，所以当地的居民知道穿着橘黄色消防服的是辽宁消防的，是来救人的。 男子一再热情地邀请我们上车，“你们辛苦喽！这么远……都是为了我们……”男子可能见我们听不懂，所以再次说话的时候语速很慢，我努力着听清了这句话，但也不全。 离指挥部只有几百米的距离了，我们谢绝了男子的热情邀请，最后男子走的时候告诉我们，大概意思是这样的：要是没有车，去哪儿不方便，只要拦住一辆当地的车，司机都会把我们送到目的地的，他们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感谢救命恩人。 看着男子骑着摩托车消失在夜色，我和杨彪互相看了一下，“救人是应该的，但没想到当地人们这样的热情。” 杨彪说：“其实不需要感谢，一家人不应该客气，我们救的是我们的同胞。” 青川县人民政府，里面真的如那名民兵所说，有电，临时用电。 门里面是一段长约50米的甬道，上面停满了汽车，大部分都是川字牌照的越野车，也只有越野车能在地震后的路上行驶。 甬道两侧的草坪因距离楼体还有几米的距离，所以上面搭了一个挨一个的帐篷。 人太多，几个穿消防服的人经过并没有引起居民的注意，年老的已经躺在帐篷内睡着了，小孩儿在母亲或亲人的怀里撒娇。 这里我不得不加上“亲人”两个字，我不知道那些抱着孩子的妇女是不是孩子的母亲，到青川后的采访中，我知道，地震后老人失去儿女，丈夫失去妻儿，孩子失去父母的情况很多，一个帐篷内住的人很可能是个家庭组合，地震让他们住在了一起，互相扶持，互相照顾。 他们的眼睛在告诉我，他们曾经悲伤过，因为眼眶是黑的；他们也曾经无助过，因为眼眶是深陷的，很可能像那个民兵一样，已经几宿未睡，期盼着奇迹发生，亲人能很快出现在眼前…… 往前走，我眼前的场景很快被一条长桌取代，确切地说是几张桌子拼成的一条长桌子。每张桌子后面都坐着一个人，而他们前面的桌子上摆着，“死伤人员搜救”、“伤员救治”、“交通”、“通讯”、“饮水”、“食品供应”、“供电”、“帐篷搭建”、“宣传报道”、“死者善后处置”、“防疫消毒”、“安全稳定”的小牌子。 这是青川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成立的12个工作组，也是指挥部的“联络站”，任何人有问题，需要求助都可以到这个“联络站”，然后由“联络站”的工作人员联系。 桌子后面，一名30多岁女子的嗓子已经哑了，她对面求助的人完全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声音很小，可那名女子还是在说着。 联络站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我，城里的青壮年都在各个岗位上忙着，每个人都有工作，这个时候，光靠政府的工作人员已经远远不够了。直到这名工作人员解释完，我才想起帐篷内为什么看不到青壮年了。 以下是我在联络站了解到的地震以来的相关信息：在地震发生后，青川县城内80％的房屋倒塌，全县36个乡镇严重受灾，是青川有史以来破坏性最强、波及范围最广、救灾难度最大的毁灭性灾难，青川成为极重灾区。垮塌城乡居民房屋87万间1354万平方米，垮塌行政事业单位房屋40万间500万平方米。水、电、气、油、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全面瘫痪。 地震发生后，青川县30多个小时与外界失去联系。工厂全部停工，学校全部停课，商贸全部停业，农田和农业设施全部被毁。 而在5月13日中午，经过22小时的抢修，外部通往青川县城的惟一通道金子山至乔庄公路全面恢复通行。 在路通之后，一个青川县城急需5车方便食品、5车矿泉水、1车彩条布、1万斤米的紧急报告也“奔赴”广元市。 当天晚上，青川县城局部地区采取柴油发电机、抢修主电网等办法实现了指挥部通电。同时，经过紧急抢修，指挥部的几部座机实现通话。 而在13日的早晨，青川县木鱼镇中学的灾情告急，有400多名学生被埋压，急需救援队伍赶赴。青川县的何顺洪带领50名武警官兵和20名医疗救护人员赶赴木鱼镇抢险救灾。 我省的救援官兵在5月14日下午到达青川后，立即被分流，一半的救援力量急赴木鱼镇，抢救那里受困的学生。 在“联络站”可以得到灾区救援的相关信息。对于灾区群众来说，联络站也很方便，我甚至还在联络站拿了一支圆珠笔，解决我了“武器”没有“弹药”的问题。 对我来说最大“救星”就是离“联络站”5米远的一个只有10平方米大小的帐篷，因为这个帐篷里面有电脑和网线。 我看到了电脑，但却用不了。电脑是新华社记者的，他们需要随时上传最新的信息，根本没有我把稿整理到电脑上的时间， 但他们告诉我，要是传个稿件是没问题的，因为那样也就会占用几分钟的时间。 我去哪儿整理稿件？杨彪从沈阳出发的时候，倒是带了两台笔记本电脑，可因为人和物资是分开的，更严重的是，人和物资到了青川后被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留在了青川县，一部分去了青川县的木鱼镇，那两个笔记本是不是跟着去了木鱼镇也不得而知。 来灾区的第一天，稿件就传不回去？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又一个“救星”出现了：省消防总队宣传处的刘少俭参谋抱着个笔记本从帐篷后走了出来。 “笔记本是我从沈阳带来的，你不知道吗？”因为来的时候不在一个飞机上，我们都不知道他还带了这个“宝贝”，到了灾区手机信号又全部中断，也没有联系上这位“救星”。 本报记者 岳巍
下期看点：那天晚上到最后也没能给妻子打电话…… 上期回顾：从联络站了解到的信息。 当地天黑的时间在19时30分到20时之间，21时我接到消息，救援官兵已经回了营地。原本我以为传完稿后也可以回营地休息，却接到了省消防总队赴川救援指挥部的通知，总指挥许福军政委要连夜和当地的指挥部研究一个被困人数最多、又最危险的救援现场。 必须得去采访，我在从沈阳出发前已经答应了省消防总队，我作为他们的通讯员来到四川灾区，采写稿件是我的重要任务之一。同时研究的救援方案也直接关系我第二天采访的重点。 而在这之前，我还有一个任务就是打电话告诉报社，稿子已经上传，以及一天的采访情况和第二天的采访情况。 往单位打电话，还是9点在绵阳机场的时候给我们的部门主任冯勇打的，告诉了他我将要去的方向，他在电话里快速地指导了我要采写的内容后，最后很郑重地告诉我一句，“注意安全！” 从绵阳出来后不久，手机就没了信号，那时候我不知道青川能不能打出电话，我很可能成为“失踪人员”。晚上9点，已经12个小时没往报社打电话了，得让他们知道我平安。 指挥部的3部电话一直有人占用，因为着急赶去采访，我跟一位正在报平安的大哥和他后面等着打电话的一位小伙儿说了我的情况，他二话没说，跟电话那头的亲人草草告别，把电话给了我。 单位当时是我们部门的主任助理甘晶，她接到我的电话，先是尖叫了一声，然后问了很多问题，现在已经记不清她问的具体问题了，但我很清晰的记得我告诉她：“我还活着，而且活得还不错！” 电话里，我知道报社给我起了笔名：平安。 那一刻，我的心里是酸的，眼泪有落下的冲动，我在前线采访，后方有那么一大群人在关心我…… 没想到在电话里又接到了报社的临时任务，就是每晚得和在沈阳的同事连线，作为一名消防通讯员连线，让家乡的父老乡亲知道我省的救援官兵在灾区的情况，我们有义务每天要替他们向他们的家人报平安。 这样一来我就没时间再打第二个电话了…… 电话挂断前，我告诉甘晶，让她给我的妻子打个电话，告诉她，我很好，很安全。 等着打电话的人实在太多，那边在研究救援方我得去采访了。 那天晚上到最后也没能给我妻子打上电话，其实我本应该给她打个电话，报个平安。还是早晨在飞机上，飞机没启动前给她打的电话，来了个“先斩后奏”，告诉她我已经上飞机了，去灾区…… 我知道晚上她接了我的电话肯定会哭，哪有男人希望自己的爱人哭的…… 后来从灾区回来我才知道，我在灾区的那几天的晚上，我妻子每天守在电脑旁，天天查看青川的信息…… 带着对妻子的愧疚赶到了离帐篷10米外的一块空地上，许福军政委和沈阳市消防支队李国孝政委已经和青川县人大主任向勇坐在了一起。 本报记者 岳巍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大家在夜里研究救援方案…… 上期回顾：指挥部的三部电话一直有人占用。 这块空地就是青川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所在，几把藤椅和几个小型的茶几构成了指挥部的会议室。借着微弱的灯光，我看见离这个指挥部5米外的地方是当地政府的一个办公楼，让我感到害怕的是，微弱的光线下，我居然能看到楼体上的裂缝。 双方关于救援方案还没开始研究，当晚10时30分，四川省政协主席陶武先赶到青川县指挥抗震救灾工作，听说辽宁的消防救援部队赶到了青川已经展开救援，特意接见了许福军政委和李国孝政委。 10分钟后，双方又继续研究救援方案。 原来在我省的救援人员赶到青川后，被分成几路展开救援，可在青川县中医院家属楼现场却遇到了困难，6层建筑倒塌，堆成了3层。 据当地居民说，楼内至少有8名被困群众，最多可能会有12人。 消防队员经过侦查发现，救援人员根本无法进入内部施救，需要大型的器材。 可接下来的问题是即使有大型的器材，如挖掘机，可家属楼坍塌现场附近没有合适的作业面，只有在南侧有一块空地可以展开施救，挖掘机根本进不去，需要过一个比他还小的门洞。 “就是把门洞打开一些，挖掘机能进去，也得找一些建筑专家到现场看一下，动工是不是影响整个楼体，别出现二次坍塌现象。”许福军政委说出了他的担心。 这时向勇告诉许福军，这样的情况他得找青川县的抗震救灾指挥部的领导，需要他们协调。 20分钟后，广元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总工会主席王振会赶来，一个身高有1.8米，穿着一件夹克衫、一双灰色旅游鞋的中年男子。这之前他刚刚向省政协主席陶武先汇报完这几天的救援情况。 在王振会和许福军政委研究救援方案的时候，向勇告诉我，5月12日地震后，广元市市长、市应急工作副总指挥长马华和王振会，还有市委常委、广元军分区政委张锐因山体滑坡，道路中断，从大山那头的七佛乡徒步赶赴大山这头的青川县城乔庄。走了9个小时，于13日凌晨赶到青川灾区指挥抗震救灾工作。 听完许福军的建议，王振会责成向勇联系，需要挖掘机给挖掘机，需要专家找专家，要尽最大力度配合消防部队救人，而且答应第二天5点和许福军、李国孝政委到现场再次研究救援方案。 双方商议完后的时间是23时40分。 当采访完后，一直紧张的我有些放松，当放松后，疲倦的感觉立即涌上了我的身体。那时我躺到地上就能睡着。 本报记者 岳巍
下期看点：漆黑的夜晚，我们一行人走向了营地…… 上期回顾：要尽最大力度配合消防部队救人。 指挥部内依然灯火通明，很多人还在排队打电话，我们必须抓紧时间回营地休息，第二天早上5点起床到现场采访。 营地在青川县的城郊，许福军政委说，目前在青川县找个安全的宿营地很难，他在青川县周围找了4个地方，才最终确定了那个营地，4个地方中，就那个地方是相对安全的。 从指挥部到营地走路至少需要半个小时，漆黑的夜晚，我们一行人走向了营地…… 几个人一起走，让我忘了黑夜的可怕，更主要的是，走向营地的路是惟一进入青川的路。晚上有很多军队的运兵车在向青川县开进，更多的救援部队正在不断地赶到青川。按照晚上从联络站得到的消息，这些赶到的战士将迅速被分派到镇一级的灾区救援。 在运兵车中间夹杂的还有物资车辆，道路被打通后，物资也开始进入这个已经封闭了两天的县城。 看到物资车上一箱箱的方便面，我的肚子开始不断地发出“警报”，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将近18个小时没吃东西了。 伴随着肚子的“警报”声，我们赶到了营地，饥饿的我吞了几根香肠后，才感觉暖和了一点。一名执勤的战士告诉我，没有热水，他们晚上是干嚼的方便面，累了一天，也没吃下多少，就都躺地上睡了。 这时我才仔细地看了一下营地的大致情况：一块凸凹不平的空地，上面布满了坚硬的石头。第一天赶到青川，我们没有帐篷，没有被褥，只能天当被、地当床了。已经回营地的官兵们都和衣躺在地面上，能找到纸壳的就垫在身下，找不到的就直接躺在稍微平坦的石头地面上了。 我们利用战士战斗服上的反光带找到了一块儿没人躺的地方，和省、市消防宣传处的几个战友并肩躺在了一起。 躺下后，我听到了流水的声音，我才知道，我们的营地在一条河流的旁边，听着河水声，我判断着河水离我们很近，也就十几米远的距离。 我突然想起许福军政委所说的相对安全的地方。其实我们的营地也不安全，地震后的第3天已经发现了堰塞湖，我们不知道这条河流的上游有没有堰塞湖存在。 那时候相对于余震，堰塞湖带给我们的危险可要小得多。不过这已经是远离楼群和山体了，已经算是安全的地方了。 说到睡觉，不得不再写点儿与余震有关的事情，因为在余震中睡觉的感觉是异样的。 真的如当地居民所说，夜间余震的次数很多，晚上忙着采访、写稿忽略了余震的存在。当我躺下，已经要睡着的时候，余震来了，记得那次把我晃醒的余震持续了十几秒钟，当时的感觉就像一头巨型的野兽从身边跑过，轰隆声中带动着大地的颤抖，慢慢地离我们远去。 我看了看表，这次被晃醒的时间是凌晨1点多。 有个年轻的战士，在余震来后，还喊了一句，“地震了，快起来！”当他站起来后，他发现自己就在室外，看着同伴都没动，自己又躺下睡了。 我很钦佩这位战士的反应速度，要是在室内，我就是感觉到地震，恐怕都不能像他一样那么迅速地起来。 “就当摇床吧！”旁边的战友也被晃醒，见我侧着身子看那个战士，战友说：“没事儿，天塌不下来。” 我瞬间被战友苦中取乐的精神感染，“是的，没什么危险。”不管是自我安慰也好，还是安慰其他人也好，反正说完这句话，我又睡着了。 那天，我被晃醒了2次，第二次被晃醒我很快就睡着了，也没再留意其他人的反应。 当我第三次醒了之后我再也没睡着，这次不是地震惹的祸，而是天气。 实在是太冷了，我被冻醒了，而且冻醒的不止我一个，所有在地上睡觉的消防官兵都被寒冷的天气冻醒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当地的温差20多度，中午30多度的高温，凌晨的时候只有10度左右。 穿着单衣的我们被冻得根本无法入睡。 本报记者 岳巍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战士们轮流烤火，烤到了天亮…… 上期回顾：两次被地震晃醒，第三次被冻醒。 我夹紧双臂，蜷缩着双腿，向旁边的战友靠去，可还是无法阻挡寒冷对身体地侵袭。 有的战士已经开始起来跑步取暖了，在这样的天气下，只能靠运动来保持自己身体的热量，因为如果感冒，就失去了来灾区的意义了，他们要救人，所以更多的战士开始起来跑步。 正当我们冻得直哆嗦的时候，不知道是哪个中队的战士发现了离我们不远处院落里的干柴。先借来点着取暖再说，天亮后想办法还上吧！请示了相关领导之后，这些被冻醒的消防战士干起了平时根本不干的活———“放火”。 就这样，一个班一个班的战士轮流烤火，烤到了天亮，他们也聊到了天亮，聊着余震时的感受…… 到灾区的第一个晚上，因为两次余震和天气的寒冷，我断断续续地睡了不到2个小时天就亮了。 天亮后，我才清楚地看到，我们营地的西面紧挨着的是一条宽约20米的河，河到坝的高度也就10米，而我们当晚就睡在了这条河的坝上。 东面再走不到100米就到了山和平地相接的地方，一条路就在山脚下，军队的车、运物资的车还在忙碌着。 往远处的山上看，我们都能看到明显的山体滑坡的迹象，不过离我们还有相当长的距离，不知道那边的山下，又是怎样的环境。 这就是我们宿营地，在青川县救援的日子里，我们就要在这个地方“安营扎寨”。 凌晨4点半，天已经微微亮，指挥部后勤保障部的工作人员开始为我们准备早餐，其实早餐也是一样的，干嚼方便面，面包、香肠、矿泉水。 平时在家里吃够了泡面的我，那一刻是多么希望能有一碗热的方便面，在吃上，这就是我们的美好愿望了。 烧了人家柴，就得还人家，负责看护物资的战士分出一半上山去捡柴了。 5月15日5时，200名官兵简单吃了早饭后，又都奔赴到各个救灾现场，新的一天救援开始了。 而我新的一天采访也开始了，我今天的采访重点会到那个困人最多、最危险的中医院家属楼现场去采访。 来灾区的第二天，从徒步进城开始。 虽然只休息了几个小时，但没有疲惫的感觉，感觉良好。 从营地出发前，我解决了两件棘手的问题，鞋和手机充电器的问题。 鞋是必须要解决的，在第一天到青川后的采访中，我发现废墟上除了砖头瓦块外，里面有很多突出的折断钢筋和尖利的坍塌物，我的一双旅游鞋可抗不住钢筋等“利器”的威胁。 第一天不了解情况，采访中我的脚被突出的水泥块儿尖硌了一下，虽然不是很严重，但最初的十几分钟内走路还是有点疼。 不能让脚受伤，一旦受伤我一线的采访将变得异常困难。另外，虽然已经有医疗救护队赶到了青川，但医疗条件还很弱。 看见我走路踮着脚，杨彪大哥笑着说：“我回去给你找双战士的军靴，靴子都是带钢板的，结实，就是沉点儿，但能保证你在废墟上采访脚不会受伤。” 鞋的问题是15日5时解决的，杨彪拎着一双比我脚大一号的黑色消防靴给我，“凑合着穿吧，没有正合适的了。” 靴子是消防部队特意给战士带来的备用消防靴，以防有战士的靴子损坏用的，战士还没用，让我先用了。 靴子穿在脚上的感觉的确很沉，但却足够结实，站在突出的石尖上，鞋底就像一块结实的木板抵挡着石尖。 手机充电器也需要解决，虽然青川县城还不能打手机，没有信号，但在14日晚上的采访中，联络站的工作人员告诉我，通信部门的抢修人员已经展开工作，15日很可能会有信号。如果通讯问题解决，对外的沟通将会变得很方便。 指挥部有临时电源，眼看手机也能用了，可我的手机却没电了。更“可怜”的是我14日早晨采访时，根本没想到会来四川灾区，所以手机充电器等物品什么都没带。 这里真的要感谢沈阳消防支队沈海中队的那个战士，在200多名官兵中，就他一个人带了我能用的手机充电器，在随后的几天他的充电器一直被我“征用”。 还他充电器的时候，问他的姓名，可没等说的时候，他接到了新的命令，拿着充电器转身跑了，随后消失在一群橘红色里…… 15日5时15分，我穿着消防战斗靴，拿着手机充电器和救援人员再次走向了青川县城，去救那些废墟下的人们。 行走中，我知道了沈阳消防官兵在14日下午赶到青川后的救援情况汇总，共营救20名被困人员，其中1人生还。 本报记者 岳巍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路打通后，一夜间更多的物资运进了青川…… 上期回顾：从营地出发前，我解决了两件棘手的问题。 当我听到这组数字后，我沉默了。 20人，只有1人生还。这只是地震后的第二天，这也只是距地震发生才50多个小时…… 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也不敢再想废墟下面的人，我只有祈祷，你们一定要坚持。这组数字影响了我，心情一下沉重起来。 一路上，进入我视线的更多的是沿路上的一处处废墟，甚至忽略了受灾群众在这个早晨已经拿到了更多的食物，拿到了帐篷，他们的脸上已经有了笑容。 路打通后，就在一夜间，更多的物资运进了青川，除了食物，还有更多的帐篷。越来越多的救援部队已经连夜开进青川，天亮时，更多的坍塌现场会出现更多的救援人员。 有吃的，他们不会再饿肚子，他们笑了；有帐篷，他们不会再挨冻，他们笑了；有了救援人员，他们的亲人获救的机会就会更多，他们笑了，更重要的是路通了之后的短短一天时间，就让他们在一度绝望中又看到了希望…… 我和所有的消防战士一样，希望在这样一个充满希望的早晨的带动下，会救出更多的生命，也让那些在废墟下的人看到希望。 因为救人迫切，我和消防战士们走路的速度明显是快的，20多分钟我们就已经到了青川县中医院现场。 这个现场也是我进入青川后，第一个遗憾没有采访到的现场。14日我省消防救援部队在青川县救出的第一名幸存者就是在这个现场救出的。 一名幸存者被成功救出，这又会是一个怎样的救援环境？消防官兵是冒着多么大的生命危险将人救出的？当时受困人员的状态怎么样？ 这一切，我都没有现场采访到…… “幸存者是一名五十多岁的女性，她被困了50个小时。”沈阳消防支队轮训队教导员罗伟边走边向我讲述了当时的救援情况。 原来他们小组到达青川后，就跟随向导来到了中医院的坍塌现场。 “4楼有人！”当地居民跟罗伟他们说，在楼里有5名受困者，但只知道4楼肯定有受困群众。可楼体已经出现严重的裂缝，甚至有楼梯震断的现象，他们爬不上去。 罗伟听到情况后和辉山大队教导员贺祥、皇姑消防中队中队长曲志军、调度指挥中心主任孙浩一起进入到楼内。等他们到了里面才发现，的确和居民所说的一样，楼体的最大缝隙有两个拇指宽，楼梯上堆满了掉下来的杂物。 “3楼到4楼的楼梯整个坍塌了，边上只有半截1米左右的断壁。”罗伟说，他们4个人每两个人一组，互相拖拽着上了4楼。 贺祥上去后就对里面大声喊：“有人吗？”随后传出了几声微弱的“哼哼”声。但因为4楼的房间较多，声音微弱，他们一时也无法辨认声音是从哪个房间传出来的。于是，他们决定一个一个房间找。当他们找到4楼靠里面的一间屋子时，他们看见了一只伸在水泥板外的手臂…… 他们走进时发现里面的情况是这样的：楼顶的水泥板变成四五个断壁交织在一起，断壁下一名男子已经死亡。在男子的旁边，一名女子张着嘴，正发着哼哼的声音。 “看见我们，她流泪了！”罗伟说，“虽然旁边是自己的亲属，但他已经死了，而且余震不断地发生，这个女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楼房会坍塌。在这样一个恐怖的环境中，她一个人待了2天，看到救她的人后，肯定会哭的。” 水泥板交织在一起，他们没敢贸然行动，一旦弄错，几个水泥板会立即坍塌，不但里面的人会有生命危险，就是水泥板掉落后带来的震动，整个楼体都可能坍塌。 在孙浩和曲志军研究如何撤下水泥板最安全时，罗伟和贺祥一边稳定受困女子的情绪，一边查看女子被困的情况。女子的右手臂压在男子的身下，胳膊已经青紫，右腿压在了沙发下面，根本无法活动。水泥板脱落后，把沙发腿砸塌，把她压在了下面。几个人分析，应该是在地震中，情急之下女子趴在了墙边的沙发边上，也正是因为这样，女子捡了一条命。 孙浩和曲志军研究后，发现压在男子身上的一块小的水泥板可以移动，水泥板挪动后，再轻挪一下沙发，女子就能顺利获救。 14日16时10分，4人终于将女子救出，并在现场找了个薄被将女子抬下4楼，交给在3楼接应的其他救援人员。 “她出来的时候，还在说，哎呀妈呀。”罗伟说，家人看到有受困女子获救很高兴，哭着表示感谢，那名女子在被困了50个小时后被救出，她成了青川县城中第一个被救出的生还者…… 这名生还者叫李秀莲，已经54岁，被救出后人被送往广元市接受紧急救治。死在她旁边的是她的儿子，李秀莲被救出来的时候，曾用低沉的声音跟消防队员说，“能否把我儿子拉出来……” 李秀莲出来后没有哭，可能是在被困的50个小时内，看着静静躺在身边的乖儿子眼泪已经流尽了。 50个小时，谁也不知道她是怎么坚持下来的；50个小时，她的内心该是怎样的煎熬。50个小时前，儿子奋力一推救了母亲，而母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在身边被掉下来的水泥板砸中…… 本报记者 岳巍
下期看点：罗伟等人见到了李秀莲的儿媳妇…… 上期回顾：幸存者是一名女性，她被困了50个小时。 后来，在沈阳消防救援部队要撤离青川的前一天，罗伟和贺祥等人见到了李秀莲的儿媳妇，她在青川县中学操场上的临时安置点。 她告诉罗伟他们，李秀莲还在广元市的医院接受治疗，目前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左手手臂截肢了。 李秀莲的儿媳妇哭了，她说，要是没有消防官兵的救命之恩，她的婆婆肯定活不成了。说着，李秀莲的儿媳妇跪在了几个人的面前。她说，她只能用这种方式表达感谢，几句谢谢根本表达不了救命之恩。 现场没人敢提她的丈夫，从她的脸颊上，两条长长的泪痕就知道，她每天都在哭泣中思念自己的丈夫。 大家本想劝劝她，可在这样的灾难面前，太多的人失去了亲人，几句安慰的话在此刻显得是那样的苍白无力，只能任由哭声继续，等待她自己坚强。 临走前，罗伟他们让老人的儿媳妇带去对老人的问候。 在地震后的8月15日，沈阳消防支队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个包裹，是李秀莲从四川广元市邮寄过来的包裹。里面有一面锦旗，上面写着：恩比山重，情比水长。四川地震被救人李秀莲敬献。 我在沈阳消防支队见到了这面挂在墙上的锦旗，也见到了罗伟。他说，看着锦旗就能想象得到，李秀莲站在远方，脸上露着慈祥的微笑向我们走来。“真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她能够坚强、幸福。” 在包裹里，还有李秀莲的信，我摘用了几句，因为信里的内容才是她的真实想法，它表达了李秀莲和灾区人民对辽宁消防官兵的感激： 我代表我在地震中遇难的儿子和幸免遇难的家人向你们致以崇高的敬意和最深刻的谢意…… 是你们不顾危险，不顾个人安危，解救我们重获新生，你们的恩情比山重，真情比水长，你们的行为诠释了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 感谢的话语不足以表达对你们的深切感恩，你们的救命之恩，我们将铭记千秋。 和包裹一同寄来的还有几张老人的照片，照片是老人康复以后拍摄的，希望转交给营救她的那几位恩人。“无论哪位官兵到了广元市，一定要同我联系，我好当面表示感谢……” 李秀莲当时被困在青川县中医院现场，被沈阳的消防官兵成功救出，在前往青川县中医院家属楼现场的一路上，我们希望能有人和李秀莲一样坚持，能有人和李秀莲一样能等待救援人员赶到。 5月15日早晨6点多，我和救援人员赶到了青川县中医院家属楼现场。 进入这个现场需要从北面绕行，家属楼北侧楼房已经完全倒塌，一辆铲车正在清理废墟。两栋楼之间有一个落差1米多高的坡。 在北面，我看见6层楼高的中医院家属楼是完好的。楼好好的，怎么还困人了？难道是楼的内部坍塌了？不能啊，内部坍塌，外面应该能看到啊。 “走吧，你到南面看看就知道了。”许福军政委见我有疑问就转过头来对我说。 中医院家属楼现场得从西面一个高3米、宽约4米的楼洞进入。走近楼洞，里面是一个近200平方米的花园。但让我震惊的不是花园，而是家属楼南侧坍塌的情况。原来我在北面看到的只是一堵立着的墙体，因为周围有建筑挡着，看不到南面的情况。 之所以震惊是因为楼的南侧从6楼坍塌到了3楼，而且所有的坍塌物都堆在3楼和1楼的下面，1楼的窗户已经被封死，几乎看不见了。北侧的山墙像纸壳一样立着，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大风吹倒。 就是这个救援现场竟成了我省消防抗震救援部队，在青川遇到的第一个最复杂、最危险的救援现场。 怪不得许福军政委和李国孝政委，要连夜和当地救援指挥部研究救援方案。 居民说，就在剩下的3层楼里肯定有被困群众，但不知道具体位置。 许福军政委跟我说：“就是这样的环境，北侧因为那个1米高的坡，没了救援空间，东西两侧有楼挡着，根本无法作业，只有南侧这个200来平方米的地方可以作业。” 可许政委还是不住地摇头，不确定因素太多了，救援就是一场冒险，拿救援人员的生命在冒险，要救人还得保证消防战士的生命安全，可这又如何能做到？ 许政委分析，首先得有大型的机械设备进入现场。可这个花园只有一个入口，就是那个楼洞，大型的机械设备恐怕进不来，要是进不来就得拆楼洞，在拆的过程中，必须保证那堵立着的山墙安全无恙。一旦山墙倒了，砸到3楼上，还有可能造成楼的二次坍塌，那么里面受困人员的危险状况就可想而知了。 本报记者 岳巍
下期看点：就算调来大型机械设备，救援仍然有困难…… 上期回顾：救援人员赶到了青川县中医院家属楼现场。 同样的困难也会发生在大型的机械设备进来作业之后。就算之前这一切都平安无事，可在救援人员进入坍塌的楼里寻找、解救被困人员的时候，谁又能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 现场所有人的呼吸都是粗重的，都知道危险会随时而至，谁都知道进入后可能再也出不来，我能明显感觉到他们很紧张，那短短的几秒钟，现场仿佛凝固了一般。 这样的情况究竟该怎么救援？ “里面可能有8个人。” “不对，里面应该有12个人。” 看着消防官兵一大早赶来，熟知家属楼情况的居民也都赶了过来，开始向消防官兵介绍情况。 至少有8人被困？ 听到被困人数，消防官兵们刚才那紧张情绪很快转变成了另一种紧张：他们着急冲进现场，赶快救人。这时候，他们急切地盼望着大型设备的到来。 在等待设备到来的过程中，现场的救援干部们做出了一个让我佩服的决定：全体干部进入危楼救人，战士只负责警戒和在外等候设备。 “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还都是家里的独生子，作为领导和他们的老大哥，说什么也不能让他们进去，还是我们更有经验。”沈阳消防支队战训科参谋翟晓刚笑着说，“我都结婚生子了，活了半辈子了，他们还年轻！” 虽然是句玩笑，但在玩笑后面，我看到了他们的担当，一名消防干部的担当，一个老大哥的担当。他们说自己有经验，但谁心里都清楚，地震这样的灾害现场，谁又经历过几回？ 在接下来几天的采访中，我发现，没有人要求什么，但所有的危险救援现场都是干部和中队长往里冲。 “里面的人必须得救，我们不是不怕死，但也绝不能让那些小兄弟有危险。”这就是这群汉子给出的关于“往里冲”的答案。 在中医院家属楼现场，最后沈阳市消防支队政治处副主任马海武、铁西消防大队教导员温庆忠、特勤大队副大队长孙佩刚，战训科参谋翟晓刚、梁艳辉、李罕组成了“敢死队”，救援时由他们进入现场内救援。 在他们组成了“敢死队”时，我才知道，敢死队的成员之前已经进入两侧的楼内查看了情况。 他们在刚刚到达现场时，救援器材有限，为了确保在救援中人员的安全，了解现场内部的情况，温庆忠、马海武、孙佩刚先期进入楼内查看情况。 “里面的楼板都塌了，有的楼板用手指一碰都晃，但没看到有被困人员。”马海武出来后，讲述了里面的情况。 马海武带出来的信息，让现场的气氛更加紧张，救援的时候动作不能太大，振动过大，两侧的楼体也有坍塌的危险。 几十分钟后，熟知被困人员情况的当地指挥部工作人员赶到现场，他告诉救援人员，两侧的楼内已经没有受困人员，所有的受困人员都应该在坍塌的3层楼内。 指挥部的工作人员来后不久，一辆抓勾机也赶到了现场。 第一步很顺利，而且是个好兆头，那个楼洞刚好让抓勾机顺利通过，直接开进了小花园里。省去了拆楼洞带来的危险。 在抓勾机开进花园的时候，我才仔细地看了一下这个平时居民休息、乘凉的花园。 主要景观都在东侧，是一个水上凉亭，可以供10多个人同时在里面休息，在凉亭下是个人工的水池，有50平方米左右，里面还有十几条红色的鲤鱼在游动。 可水池里除了鲤鱼外，还有就是地震后掉落在水池里的大块的水泥块和砖头，和美丽的鲤鱼极不相称，看后会让人顿时失去那短暂的平静，重新回到紧张的救援和沉重中。 我短暂的平静同时也被一名50多岁的女士的说话声打破…… “我昨天还听见楼内有动静，但很微弱，就在一楼的位置。”这位女士的一句话，让在场所有人的眼睛一亮，“还有人活着！” 随后，一名男子也证实了女士的说法，他在前一天晚间的时候也听到楼内有声音…… 两个人的话，让现场所有人都看见了希望。 “楼内有人吗？听到能回话吗？”梁艳辉和几名干部走到楼根下静静地听着，听了一会儿后，梁艳辉向我们摆手，“没有动静！” “再喊！”许福军下了命令。 “有人吗？想办法给我们动静，我们是来救你的！”现场鸦雀无声，这次等待的时间更长，可最后还是没有声音…… 难道就没能再坚持一晚？就没能等到救援人员到来？ 没有人相信这个事实，那个人一定还活着，只是没有了力气，他正在里面等人救他，动作要快…… 15日7点多，抓勾机调整好位置后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先把已经将一楼窗户堵死的砖头、水泥块等坠物清理掉。 “只需把掉下来的东西清理，露出窗户就可以了，然后我们破窗进去。”“敢死队”的队员已经等不及了，他们早一分进去，里面的受困人员就多一分生存的希望。本报记者 岳巍
下期看点：现场只有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引起了我的注意…… 上期回顾：干部组成了“敢死队”。 这时许政委告诉我，只把掉下来的砖头等坠物清理到窗户处，这也是为了安全，因为现在这种情况，窗下堆着的砖头等也起到了支撑楼体的作用，一旦把窗下所有的东西都清走，很可能造成现在的楼体受力不均，发生坍塌。 每一个细节都要考虑周全，既要尽快救人，又要让救援官兵们安全，作为辽宁省消防救援部队赴川抗震救灾总指挥，许福军说，他和指挥部的压力很大，因为每一个决定都关系着受困群众和救援官兵的生命。 不能有一点儿闪失，把678名官兵带到四川来，就要一个不少、完完整整地都带回去。 “都离远点儿，到安全区域。”在抓勾机作业的时候，许福军政委让战士向后站，“把破拆器材准备好，抓勾机一停，你们就上，用最快的时间把窗户拆开，进去找人。” 官兵和机器已经待命，只等抓勾机…… “检查头盔！”许福军不放心，又叮嘱了一遍。计划已经制定，这时候他能做的就是尽量、再尽量地让战士们安全。 抓勾机在清理窗下的坠物时异常小心，不能碰到楼体上，以免碰到楼体振动过大，造成北面的山墙倒塌，让一切前功尽弃…… 在抓勾机作业的时候，我看见现场一个穿着白大褂的男子，开始还以为他是现场等待救治受困人员的大夫，可因为现场只有一个穿白大褂的人，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个男子叫许明星，是青川县中医院CT室主任，抓勾机清理的那几扇窗户就有他家的，他家就住在中医院家属楼的一楼。 “地震时我正好在一楼的家里，我躲在了墙壁下，逃过了一劫。”许明星看着自己的窗户，语速很慢。 “我在想那些没出来的人，我很幸运从窗户缝中钻了出来，可我的邻居和同事们却没有我的幸运。”许明星真的很幸运，因为地震后，楼外掉落的杂物堆在窗口，但给他留了一条能让他活命、能让他钻出去的缝隙。 在接下来的聊天中，我知道了许明星和他一家人在地震时的幸运。 当时，许明星正好在家里，他没有往门外跑，他说他选择了一个安全的方式，那时也没有能让他跑出去的时间，他就顺势躲在了家里一面承重墙的下面，承重墙很结实，救了许明星的命，但他所在的房间顶部的楼板被上面掉下来的水泥板和杂物等重物砸断后，整个堆在了屋里，也把许明星堵在了屋里。 等大地晃动结束后，等掉落的声音趋于平静后，许明星听见有人喊救命，声音是从外面传来的…… “救命啊！救命啊！”声音是一名女子的声音，但许明星已经听不清到底时谁的声音，但他的第一反应是在客厅的母亲和妻子。本报记者 岳巍
下期看点：母亲没事儿，但在屋内许明星没看到妻子的身影…… 上期回顾：许明星幸运地逃过了一劫。 许明星出去后，他又从另一个入口跑回到屋内，他着急，他不知道母亲和妻子怎么样了。 许明星很幸运，他的母亲也很幸运…… “是防盗门的门框救了我母亲。”当许明星进屋后，他发现他的母亲躲在了防盗门下，防盗门框挡住了上面掉下来的重物。 “我母亲真的很幸运，地震后她想向外跑，当跑到门框的时候，上面掉东西了……”母亲没事儿，但在屋内许明星没看到妻子的身影，许明星的心里咯噔一下，妻子呢？ 先搀着母亲到安全地方，当许明星搀扶着母亲向外走的时候，许明星看到了妻子正往回跑，原来在地震前2分钟，许明星的妻子离开了家，地震时人正在马路上，也逃过了一劫。 “我们一家挺幸运的，就是家里养的小狗没出来……”许明星嘴里说着幸运，但他并不高兴，没有一丝幸运该有的面部表情，因为邻居和同事们没能出来。 “我在进屋找我母亲的时候，我看见对门的门已经被堵上了，也不知道里面的人怎么样了……”许明星把目光再次投入到了救援现场，他期待着奇迹出现…… 对于当时的那几声“救命”，许明星回想后说，那不是像是我母亲的声音，声音听着要年轻一些…… 而住在许明星对面的是他的同事，一对夫妻，年纪和他差不多，孩子没在家，在外地上学，那“救命”的声音，很像对门的女主人声音…… 5月14日晚上，当地居民又听到了楼内有微弱的声音…… 这足以证明到14日晚上的时候,楼内还有生命。 可梁艳辉向楼内喊完，里面却没有任何动静,难道就在这短短的一晚,里面的生命没能坚持到天亮? 他们一定会坚强的，所有人都坚信。 当了4年记者，我还是头一次看到抓钩机如此温柔，它小心翼翼地把一楼窗下的坠物清理到几米外的地方，露出了3扇焊着防盗栅栏的窗户。 “停！足够了！”救援“敢死队”的成员已经迫不及待，见窗户完全露出，而且有作业的空间，就喊停了抓钩机。 抓钩机工作停止了，司机下了抓钩机，当他脚触碰到地面的一刻，他打个趔趄，起来时的腿明显在抖，太紧张了，甚至连大力呼吸都不敢，生怕大力呼吸影响了手的准度。 还好，司机顺利地完成了属于他的第一步任务，将3扇窗户安全地露了出来，可接下来的问题是，被困人员会在哪扇窗户内？ 梁艳辉在外面挨个窗户看了一遍，“里面都是掉下来的重物，杂乱无章，只能看到靠近窗户处，但距离很近，里面根本看不清。” 窗户附近梁艳辉没有看到有受困人员，只能破窗进入搜寻才行。 可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不能三个窗户一起进入，为了救援人员的安全，只能一个窗户一个窗户进入，这样会最大限度地减少救援人员的伤亡。 可先进哪扇窗户？这成了关键。这关乎着被困人员被救出的快慢，就在这段宝贵的时间内，甚至关乎着被困人员生命的延续…… 关键时刻，沈阳消防部队的“法宝”出场：搜救犬上阵。按照以前训练的情况，在进入废墟内也就5分钟的时间，它们就能确定被困人员的位置。 3只搜救犬在训导员的指挥下冲进了废墟现场，其中一只搜救犬还冲上了2楼和3楼间的一段可以站人的坍塌处。 随着搜救犬进入废墟内寻找，现场又再次出现了死一般的寂静，没人说话，生怕影响了搜救犬的搜救，都在静静地看着搜救犬，在废墟上和楼房周围快速地走动，把鼻子尽量贴近楼房断裂缝隙，寻找着被困者的位置。 我采访消防新闻已经4年时间，曾多次采访沈阳消防搜救犬队，这可是全国第一支搜救犬队。我知道搜救犬能确定受困者的方位，但却不能判断受困者的生死，搜救犬通过嗅觉闻到人的气味后就待在原地，向训导员叫，发出报警。通过搜救犬所在的位置，救援人员会知道，受困者就在附近。 时间没到5分钟，在东侧窗户下的搜救犬向训导员发出了叫声，而且连叫了多声…… 李国孝政委告诉我，“这说明里面不止有一个人，搜救犬至少闻到了两个人的气味，才会叫这么多声，正常只会叫两声。” 至少有两个人？ 现场紧张和迫切的气氛继续在上升。 那时的时间已经是9点，和紧张气氛极速上升的还有气温，戴着头盔的救援官兵脸上已经流下了汗水。 随着温度上升，现场所有人开始担心一个要命的问题，就是里面的受困人员。要是有人员幸存，温度越高，幸存人员的伤口会加速感染，人即使活着，要是晚救出来，这样的温度也会危及生命…… 时间就是生命，这是所有消防救援人员都牢记的准则。 目标已经确定，是东侧的窗口，剩下的就是快速行动。 “快，剪断器！”梁艳辉的话刚说完，两名战士抱着剪断器冲了过来，梁艳辉一把抱过剪断器和孙佩刚冲到了窗户前，因事先已经周密地研究了救援的每一个步骤，在梁艳辉、孙佩刚跑向东侧窗户的同时，后方的剪断器发动机同时启动…… 这时候需要绝对的速度，快一分钟，里面的人就多一分钟生存的希望，快一分钟，救援人员也就多一分钟安全。 速度第一，可心理素质和经验也同样重要，关键时刻紧张，无法顺利完成剪断和破拆任务，同样会拖延救援时间…… 梁艳辉和孙佩刚这两人在抢险救援上可是沈阳消防部队里绝对的高手，梁艳辉原是沈阳消防部队专门负责抢险救援的特勤二消防中队的指挥员，现在沈阳消防支队战训科专门负责全市的抢险救援工作；孙佩刚则是特勤大队的副大队长，一个有着10多年灭火、救援经验的高手。 在沈阳消防部队里，因在灭火和抢险救援上显现出了超人的智慧和勇猛，在沈阳消防官兵口中，有5个人被称为“五虎将”，梁艳辉和孙佩刚就是“五虎将”中的成员。 而在这个救援现场，因为情况复杂，危险性非常高，临时成立的“敢死队”里就有4位是“虎将”，除了梁艳辉和孙佩刚外，还有荣立两次个人一等功的翟晓刚和消防部队里的高材生李罕。 另一位“虎将”是全国模范消防中队：沈阳消防支队启工中队的指导员隋晓航，他会在以后出场，在另外一个现场，他为了救已经死去的爷孙俩，完成家人的愿望，他冲进一个危楼内100多次。 有着丰富的救援经验的梁艳辉和孙佩刚拿着剪断器不到2分钟就剪断了东侧窗户的防盗栅栏，随后用手斧对窗户进行了破拆。 在窗户破拆后的瞬间，梁艳辉和孙佩刚跳上窗户，钻入了室内。 同时，翟晓刚和李罕这两名“虎将”带着“敢死队”第二梯队4名队员快速跑到窗下，准备随时接应。 本报记者 岳巍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在那间屋子的里面有两名受困者，一男一女…… 上期回顾：许明星一家都幸运地躲过了劫难。 而第三梯队的队员则站在废墟的边缘处，随时接应第二队队员。 作为现场救援指挥的最高指挥官，许福军从抓钩机工作开始，就很少说话，他要想到每一步的救援都要做到用最快的时间救人，尽最大程度保护队员。 此刻这样的梯队，已达到了层层接应，层层保护，在能达到快速救人的同时，也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救援人员的安全。 出于记者的职业本能，我下意识地走了上去，想看看窗户里面是什么样，里面的人怎么样了，可刚走上废墟，就被许福军政委叫住，“我们带你来的，我得保证你的安全，小岳，下来吧！” 我又回到了原处，只能等待里面传出的消息。那一刻我的心情就跟等人等了很久，对方仍没来的情形是一样的，焦急又非常想知道对方在干什么，而自己又不能离开，害怕自己走了对方找不到，只能焦急地等待。 梁艳辉两人进去搜寻的时间很短，可对于外面的人来说是那样的漫长…… 两分钟后，里面有了动静，孙佩刚出现在窗口，他没说话，只是双手从窗口递出来一只白色的小狗。 小狗在“敢死队”队员的手中传递到花园里，放在地上的小狗飞快地跑到许明星的脚下，用头蹭了许明星的裤腿，狗是许明星家的。 “我还以为小狗被压死了呢！原来还活着，花花！花花！”许明星叫着小狗的名字，可小狗见了许明星后，就迅速跑开了，开始在院子里四处奔跑，连主人的安慰都不理。 小狗看来是吓坏了，它只能用四处奔跑来驱散几天内地震和余震带给它的恐惧。 小狗是幸运的，在人们惊奇小狗的幸运后，很快又回到了人的命运上，里面的人怎么样了？怎么还没有消息……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焦急和紧张的气氛在外面的人群中蔓延、加重…… 我记不清时间了，我感觉时间异常漫长，那段时间我停止了采访，一直在盯着那扇窗户…… 梁艳辉在里面搜寻的真正时间其实很短，并很快就传出了消息，不过不是好消息…… 在那间屋子的里面，有两名受困者，都是50多岁，一男一女，但人已经死亡…… 现场又陷入沉默，更应该说是悲伤，那些等待着好消息的邻居们悲伤了，许明星流下了眼泪，许明星知道，那对男女是夫妻，是他的邻居，是他的同事。 许明星曾经希望那对夫妻能有像他一样的幸运，可地震中幸运并没有降临到每个人的身上，地震就这样夺走了两人的生命。 两人的孩子在成都上大学，因为通讯中断，还没联系上。 发现两名受困者之后，梁艳辉确定这个房间内再没有其他受困者后和孙佩刚从里面出来并带来了里面的情况： 两名死者死亡至少已经一天以上了。 房间楼板被砸断，房间里面几乎堆满了砸下来的水泥板和楼上掉下的家具，人只能在缝隙中钻过，男子稍靠窗户一些，胸部被水泥板砸中。 里面的女子身上的重物不是很多，在男子被救出后会出现一条通道，两个人钻进去就可以了，可问题是，在进入后到出来这段时间是非常危险的，需要爬着钻进去，所以会需要一段时间，一旦出现余震或者别的震动，进入的两名救援人员就会被困，甚至可能会被上面的重物砸中…… 在救援人员研究如何救出两人的时候，许明星和邻居们都发出了疑问，发出那个微弱声音的是谁呢？ 两人已经死了，不可能是他们发出的声音。 那会是谁呢？是另有被困者没有发现？ 同样的疑问也在许福军的脑中打转，必须尽快确定楼内还有没有幸存者，可如何确定？进去搜太危险，又很难确定方位，而且有些地方人根本进不去。 本报记者 岳巍
下期看点：没有防毒面罩，只能用口罩暂时代替了…… 上期回顾：进去搜寻的人带来了坏的消息。 生命探测仪倒是最好的设备，可沈阳消防的生命探测仪已经被拿到北川救援。 “在后来赶到青川的救援部队中，有没有救援部队有生命探测仪？”许福军政委询问当地负责现场联络的人员，如果有，让他联系一下有生命探测仪的救援部队支援。 在联络人员寻找生命探测仪的同时，“敢死队”的队员已经研究出了如何将两人救出的办法。 其实很简单，就是人直接进去救，因为只有这个办法才最快，还能保持楼体结构的不变，一旦用设备很可能破坏现场的楼体和内部犬牙交错的水泥板的结构，不能让楼体出现二次坍塌，伤害到可能幸存的人。 危险压在了进入的救援人员身上，也就是“四虎”的身上，因为最后决定进入救人的是他们四个，四人先把男子救出，然后由翟晓刚和李罕代替已经进入一回的梁艳辉和孙佩刚，钻进去救那名女子。 尸体已经腐烂，为了官兵的身体健康，我省救援部队的随队医生给每个人发了一个口罩，进入楼内的“敢死队”成员每人两个口罩。 没有防毒面罩，只能用口罩暂时代替了。 我的采访，戴上口罩说话不清楚，所以我的口罩一度成了摆设，一直是一边儿挂在耳朵上。 戴上口罩后，“四虎”钻进了窗户，其他人员同样在窗户和外围形成梯队保护。 外面根本看不到里面的救援情况，但很快那名男子被救出，抬到花园中。我看见男子只穿了一条短裤，显然地震时人正在家中休息，可随后短短的几秒钟，我来不及更多的观看，因为尸臭的味道已经直奔我的鼻孔，我虽然戴上了口罩，可气味还是能清晰地闻到。 这是我第一次闻到尸臭味，一种类似于臭鸡蛋的味道，想吐……就在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回想那时的感觉时，胃里竟然突然出现了恶心的感觉。不是我对死者不尊重，这是我真实的生理反应，当时要是没有口罩，我想我已经吐在了现场。 最后还是许明星不知从什么地方找了个被单，把尸体盖上了。在男子被救出的20分钟后，他的妻子也被救出。 请允许我略过此处的救援细节不写，为了表示对女子的尊敬，我不想在描述那名女子死亡后的状况，但请记住“2虎”是在钻进极度危险的环境救出女子的…… 当日上午11时，那名联络员回来了，他带来了某煤矿救援队的队员，他们带来了生命探测仪。 可经过一圈的探测，最后那名手拿生命探测仪的队员摇了头，声明探测仪没有任何反应，这说明中医院家属楼坍塌现场内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 “不可能，我们昨天还听到楼内有声音了呢？”当地居民还是坚持认为楼内有幸存者，并要求再次进行检测。 第二次检测的时间更长，更细致，检测的队员速度很慢，在废墟周围走了一遍又一遍，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上到了二楼、三楼间的那个能站人的坍塌处。 可是结果是一样的，生命探测仪还是没有任何反应……现场的人都沉默了，看着废墟不再说话，有的人还不断地叹气、摇头…… 就在这时候，一名消防战士从楼洞跑了进来，他给指挥部带来的同样是坏消息，在另外的调料厂和蚕丝公司家属楼的2个救援现场，沈阳消防支队的官兵用了不到4个小时将全部4名被困群众救出，但人都已经死亡。 5月15日，距离地震发生的三整天时间后，在3个救援现场内发现的都是遇难者，没有一名幸存者。 当日的中午饭本来是当地居民为我们准备的一碗我渴望已久的泡面，可我没吃，很多官兵也都没吃，我们吃不下…… 看着放在地上的尸体，我的心情降到了谷底，之前采访过很多突发新闻，尸体见过很多，可这次跟着去灾区采访，见到了尸体又是那样的不同。 没有过失、没有纠纷、没有大意……只是地震，无情的地震，瞬间就从亲人身边夺走了原本鲜活的生命…… “珍惜生命！”已经50岁的许福军政委发出了这样的感慨，灾难面前，生命是那样的脆弱…… 这一上午我收到的几乎都是坏消息，从早晨的那组数字开始，就让我心痛、情绪低沉，直到看到被抬出的两位遇难者，再到后来的生命探测仪没有任何显示和那名战士带来的消息……这一个个的消息，一步步地把我拽向悲伤的低谷。 坏消息带来坏心情的不止是我一个，还有那些远道而来，只为救人的消防官兵。他们是来救人的，可救出的人却一个一个都失去了生命。 但我们都忍着悲痛、坚持着没流下眼泪，我们知道，这些救援人员在那些幸存者眼里就是希望，如果我们悲伤流泪，灾区人民看到的就会是失望，我们有责任救人，我们更有责任坚强，为了悲伤中的灾区人民坚强，给他们力量……本报记者 岳巍
在那个时候，人只有不断地看到希望，感受到力量才能有勇气面对生活，即使我们这些没被地震伤害的人们，当一个人置身其中的时候，希望和温暖是大家惟一战斗下去的力量。 5月15日的这一天并不都是坏消息，而且从下午开始我们所有的人都被一个消息振奋了精神，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了力量和希望，从地震开始后的绝望和无助一扫而光…… 温家宝总理要到青川县看望灾区人民和参战的救援队伍。 这个消息是青川县指挥部的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我们的，他告诉我们这个消息时我发现他的声音明显响亮了很多。 救援继续，为了让在外等着的亲人见到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孩子，救援必须继续。 因为废墟内已经没有生命迹象，所以救援过程中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救援人员的安全，这样的话，在青川县中医院家属楼现场就得先打掉北侧的山墙，然后由抓钩机从3楼开始，一层一层地拨下水泥板等坠物，一点点地扒开砸在遇难者身上的物体，一个一个地将他们救出来…… 在温总理来看望大家的好消息传开后，另一个好消息也让大家传了好一阵子：手机有了信号，虽然时断时续，但手机真的有了信号，在青川县城里有了信号。 第一个打通的是许福军政委，他的电话打给了省消防总队总队长张高潮，向他汇报了这两天来的救援情况和居住条件。 许政委电话放下后告诉我们，“同志们，张总向大家问好，他告诉同志们再坚持两天，家里马上给我们解决物资问题，下午物资就能从沈阳出发了，有帐篷、被褥、食品等。 这又是一个好消息。 看着许政委拿着手机，我也不禁摸了一下自己的手机，可惜我的手机在14日进入青川后就没电了，想打都打不了，我还在“失踪人”之列。 我的手机没电打不了，别人的手机也不是谁都能打通的，因为信号刚通不久，打电话的人太多，一时间信号堵塞，打电话得靠幸运，还得靠耐心，得不停地拨才有可能和想念的人说话。 杨彪大哥打了好几个，结果都没打通，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了省消防总队宣传处的刘少俭和汪建的手机上。 时间已经是下午两点，救援还在继续，从其他现场传回的消息都一样，都没有发现幸存者。 根据14日的经验，天黑后就不能写稿了。另外手机有了信号，我得找个地方充电，好让单位和家里人找到我，要不在这种时候，一段时间内找不到我，他们该担心了。 其实我知道家人和朋友即使找到我也会担心，甚至会害怕地不停哭泣，会整晚守在电脑旁不睡觉，时刻了解灾区的消息…… 大概是下午三点左右，我们几个搞宣传的走向了指挥部，这回是白天，已经没了14晚天黑时的恐惧，且很快到了青川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所在地青川县人民政府。 这次进入指挥部的大门时，我注意到了受灾群众的帐篷又多了…… 物资已经运抵青川，原来的简易帐篷大部分已经换成了真正的帐篷，可帐篷里没有床的，是用砖头和木板临时搭成了床铺，一家人或者几家人就挤在这个临时床铺上。 本报记者 岳巍
下期看点：灾区群众的生活条件正在不断地改善…… 上期回顾：一个好消息传来，手机终于有了信号。 在一个帐篷的床铺上，一个有5岁大的小女孩正捧着一碗方便面津津有味地吃着，看着我盯着她看，她也没有陌生的感觉，看了一会儿，以为我也饿了，小手捧着方便面向我递来。 “叔叔不吃，你吃吧，来把这个给你。”我把兜里的一根火腿肠递给了小女孩，小女孩起初不敢接，是旁边的奶奶让孙女接过火腿肠。 小女孩没吃，把火腿肠藏了起来，她说：“留着以后吃……” 在小女孩伸手把方便面捧给我的那一刻我很感动，在大灾面前就连一个5岁的小女孩都知道这时候应该互相帮助，她以为我没有吃的，她要把吃的给我。 那时候在灾区，吃是很关键的问题，小姑娘知道食物很重要，可从小女孩的身上，你可以知道，如果没有吃的，到别人的帐篷里借，只要别人的帐篷里有吃的，你肯定会吃到…… 地震无情，人必须有情，我感激那个小女孩。 从受灾群众的帐篷和吃的来看，灾区群众的生活条件正在不断地改善，从干巴巴的饼干到一碗热乎的方便面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那时全国人民都在行动，灾区极缺的物资正在源源不断地从四面八方运来，随着物资的不断进入，生活会越来越好的。 说实话，看着小女孩吃方便面时我真的饿了。等我转身离开小女孩所在的帐篷时，我想起兜里的那根火腿肠，那是早餐时我省下的一根，是用来应对饥饿的，早晨装在兜里的。 可我又突然想起来，那根应急用的火腿肠，我给了那个小姑娘，饿只能坚持了。 有了14日的经验，我随后直奔“联络站”，这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信息站”，也是很多记者的“信息站”，青川县一天的消息在这里基本都能找到。 我很幸运，在“联络站”我不仅得到了一些消息，还得到了一瓶矿泉水，这瓶水缓解了因饥饿带来的疲劳。 水在我们到灾区的时候，还是急缺之物，14日因路刚刚打通，饮用水有限，我们在14日的时候规定，每两人一瓶矿泉水。 15日早晨随着物资的陆续进入，水也随着增多，但仍然限量每天一人一瓶。我还在联络站了解到，除了辽宁消防的救援部队已经赶到青川外，沈阳军区的2000名官兵已经到达青川县的乔庄、青溪、茅坝、瓦砾、大院等重灾乡镇抗震救灾，北京、福建等地的消防救援部队也赶到了青川，并投入到了救援中。 到15日下午3点，在青川县，包括民兵、武警、部队在内，参与青川县救灾的总兵力达到7065人。 而在7065人在展开救援时，济南军区的1.5万名官兵、1600余辆车正在开赴青川的路上。这标示着青川县从县城到乡镇已经全面展开了救援工作，2万多名救援人员在青川县城和乡镇展开了救援。 除了救援人员外，在青川县的乔庄、木鱼、关庄、沙州、房石、红光等重灾乡镇已经设立了医疗救助点，开展救助工作。 15日下午的好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上午的一个个死亡消息带来的伤痛正在被一点一点儿地覆盖。 在这个联络站的工作人员对一个个的死亡消息已经漠然了，上午我也只是从救援人员处了解到了几个被埋压人员死亡的消息，可联络站的这个工作人员，从12日成立开始，每天接到的关于死亡的消息太多、太多了。 他们曾经悲伤过，可他们知道悲伤只能带来伤痛，而那无济于事，应该笑着面对一切希望，可又没人能笑得出来。 普通的受灾群众，只知道地震和余震的可怕，知道的死亡人数也只是自己的亲人和周围的邻居、朋友失去亲人的数字相加。可联络站的工作人员知道的却是全县的伤亡统计数字。 一个工作人员告诉我，他在看到死亡人数不断提升的时候，心都疼，他接受不了，感到可怕，有时候，他都不想去看那些数字，可每天，不同地方的伤亡数字还是会一次次地报上来…… 关于温家宝总理来青川看望在灾区群众和救援人员的消息，“联络站”的工作人员说温总理已经到了木鱼镇，但他们还不知道具体的消息，因为时间的原因，可能来不及到青川，他们也在盼望，温总理在木鱼镇看望当地群众的细节，因为温总理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动作都会给每个人带来极大的温暖和力量…… 关于温总理到木鱼镇的其他消息，我是随后从新华社的记者处了解到的。 国务院总理、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总指挥长温家宝在国务委员、国务院秘书长马凯，国务院委员、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四川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奇葆等领导陪同下，到青川县视察灾情。 总理一行是早上8时从广元市出发的，乘船经白龙湖于12时40分到达青川县，先后视察了木鱼镇等地抗震救灾现场，看望慰问了受灾群众和参与救援的解放军指战员、武警消防官兵、医护人员，听取了青川县委书记李浩生的灾情介绍，鼓励大家继续努力抢救废墟下被掩埋的群众。 本报记者 岳巍
下期看点：温总理向在场的救援队伍表示慰问和感谢…… 上期回顾：我感激那个给我方便面的小女孩。 温总理最先视察的是木鱼镇中学。木鱼镇位于偏僻山区，在青川县所有乡镇中受灾最重，而木鱼镇初中教学楼垮塌，被埋学生一度多达460多人，经过当地干部群众和救援队伍抢救，已从废墟中救出了150多人，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抢救。 温总理来青川的消息让所有的人情绪高涨，我也因为此，当天的稿件写得特别快，而且从下午4点到晚上9点，这5个小时的时间里，我写了5篇稿件。 我的5篇稿件中有一篇是中医院家属楼的。在中医院家属楼现场，下午消防官兵又救出两名被困群众，确如生命探测仪显示，两人已经没了生命。 还有一篇是来自木鱼镇的救援情况。因为地震中，关于青川灾区、木鱼镇的受灾情况，尤其是木鱼镇中学的受灾和救援情况尤其引人注目。 关于木鱼镇救援的情况，是省消防总队政治部干部处副处长谢鹏远15日早晨从木鱼镇赶到青川后，向我省消防抗震救灾指挥部汇报的情况，这也是两天来，我省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次接到关于木鱼镇的救援情况信息。 因为道路多处毁坏，原本半个小时的路程，谢鹏远搭乘的摩托车走了快1个半小时。一路上谢鹏远看到有战士正在修路，估计一天的时间就能通行汽车。 谢鹏远带来的消息是这样的:因为灾情严重,我省消防救援部队在14日派去80人救援部队后,又将在凉水救援的大连消防支队的100名官兵紧急调往木鱼镇。 谢鹏远当时跟随大连支队指挥救援,他们是14日21时30分接到的前往木鱼镇的命令,接到命令后,他们当晚连夜出发。 谢鹏远说：“从凉水到木鱼47公里,原以为1个多小时能到达,结果因为道路不好走、天黑等原因,车行缓慢,到达木鱼镇的时间已经是次日凌晨1时30分，走了近4个小时。 “大连救灾人员赶到木鱼镇时,抚顺、鞍山等支队的80名官兵正在现场救援。80名官兵当日15时到现场后,就立即投入了战斗。除了丹东消防支队的10人在另一个现场抢救一名被困的老军人外,其余70人全部投入到了木鱼镇中学的救援当中,可木鱼镇中学的教学楼、宿舍楼已经全部坍塌,有几百名学生被困,70人的救援队伍显得杯水车薪。 “当地调集了当地所有的抓钩机、吊车等大型救援设备,并紧急调派了一辆照明消防车,连夜战斗。 “24小时不间断救援,三班倒,每组60人,一组上,一组在现场待命,以便随时应援,另一组队员抓紧时间休息。”这是谢鹏远汇报的情况。 我写完稿件的时候,我省消防180名抗震救灾队伍正在木鱼镇中学全力救援被困学生。 而据谢鹏远所说,生命探测仪在救援最初的时候,那名老军人还活着,而且曾经从里面传出了敲击声,他随后赶往木鱼镇中学现场,那名老军人的生死成了我们心中最大的问题…… 本报记者 岳巍
下期看点：在我写稿之前，我的手机终于找到了电源…… 上期回顾：来自木鱼镇的救援情况。 不行，第二天我要去木鱼镇，去采访木鱼镇中学的情况，去看看那位老军人…… 在我写稿之前，我的手机终于找到了电源，在帐篷后面的一块空地上，临时接着两个插排，因为是临时电源，充电速度特别慢。 着急写稿，我把手机扔在那块空地上，也没时间管，然后就抱着刘少俭的电脑写稿去了，确切地说，是我用条件换来的，因为他只需要写短消息传回沈阳就可以，而且他的打字速度没我快，所以我答应替他往电脑上敲字，他在纸上写就可以了。 后来这个方法还用到了杨彪大哥身上，因为他从沈阳出发的时候带来了两个笔记本电脑，可因为紧急集合，在托运过程中，所有支队的物资都放在了一起，到了灾区后又急着救人，物资就拿乱了，他的两个笔记本在沈阳支队的物资里没找到，应该是被拿到木鱼镇去了。 这样我必须去木鱼镇了，我自己去找那两个笔记本，然后就解决我的大问题了。 16日，我去了木鱼镇真的从那几个消防支队的物资里找到了那两个笔记本，因为我找笔记本有功，杨彪大哥借我了一台让我使用到回沈，但条件是给他敲字、传稿。 就在我写稿的过程中，青川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在指挥办公室所在地（就是一块空地，上面有几把藤椅）的树上挂了一个液晶电视，中央一台正在连续播着抗震救灾的信息。 21时我写完稿时，有100多名避难群众正围着电视观看，温总理到青川县木鱼镇视察的新闻会在稍后播放。 5分钟后，温总理视察木鱼镇的画面出现，接见了辽宁消防的救援部队、解放军某部和医疗医护人员。 看电视的受灾群众没人说话，都静静地看着电视屏幕，当温总理说大家要振作精神，坚强起来，互相帮助，重建家园时，现场传来了哭泣的声音…… 很多人都流下了泪水，不光是女人，还有更多的男人，几天来，这些坚强的男人承受着难以形容的压力和心痛，一直在坚持着，这一刻他们尽情地释放。 我差点没忍住，跟着一起哭泣，那一刻我只能转身离开，来控制随时可能掉下来的眼泪。 我原本想新闻播放完后采访他们，可我又怕再次触碰他们受伤的心灵，我只能在原处静静地看着他们…… 我看到了几名联络站工作人员，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双手捂着脸，眼泪顺着手腕处滑落。另一名30多岁的女士，因为这几天的工作，嗓子已经喊哑了，她也哭了，她没有掩饰自己，任由眼泪从脸上滚落…… 许福军政委刚刚用一部固定电话和沈阳的一家媒体做完连线，看我一个人站在一旁看着人群发愣，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累了吧，小岳。”许政委一直这样称呼我，只有在许政委这儿我才能找到年轻的感觉，在单位，所有同事都管我叫“老岳”，不管同事年纪大小。 累我还没感觉到，但我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长时间，这是我到灾区的第一个整天，跟救援人员采访一天的工作强度太大，从5点钟就开始，到晚上10点已经17个小时，接下来还要走到营地，还要研究第二天的救援，睡觉时还不知道几点呢。 “又采访又写稿的，晚上饭吃了吗？”被许福军政委一提醒，我才想起来，我一天就是早晨吃了点东西，中午的方便面因为心情不好没吃，晚上竟然忙得忘了饿。本报记者 岳巍
下期看点：当我到了手机充电的地方时，发现电话没了…… 上期回顾：我找到了能写稿的笔记本。 被许政委一提醒我乐了，我居然还在想几点睡觉，吃饭问题都没解决呢。那时已经快晚上10点了，忙活了一天的许政委和李国孝政委也没吃饭。 “赶紧给单位和家报个平安，然后我们回营地吃饭！”这回换成了李政委提醒我，手机还在充电呢，也不知道还在不在。另外一天也没给单位和家里打电话，因为事先和单位说好，写完稿后，我会直接传到邮箱里，然后单位的同事不定期刷新就行了。 单位的问题好解决，可家里就不好解决了，从进入青川开始就没给家里打过电话，也不知道该如何向家人解释呢…… 当我到了手机充电的地方的时候，发现电话没了，只剩下了充电器在插排上插着，当时吓我一身冷汗出来，手机要是没了，我就真“失踪”了…… 幸亏惊吓是暂时的，在我拔手机充电器的时候，手机从土里被拽了出来，原来手机被土埋了个严实，加上晚上，根本就看不出那块土比别的地方高。 “以前都听过手机进水不能用了，也不知道手机进土能不能用。”我吹着手机上的土，笑着跟周围的几位大哥说着。 我没用手机打电话，因为电太珍贵了，我也没开手机，等着第二天一早再开。 我用了座机，先给甘晶打的，她值班。 “你终于有消息了！一天没找着你。”电话里，甘晶的声音提高了八度。 从我进入灾区开始，她就得半夜回家了，灾区条件有限，加上采访任务重，我连续两天传稿都在21时以后了。 她还在帮我改稿，编辑还在等，时间有限我们没多说，我告诉她第二天要去木鱼镇，她告诉我要注意安全。 给家里打电话我想了半天，我不知道打通后第一句该说什么…… 家里的电话很快有人接了，是我妻子，拿着电话，我沉默了好长时间，才说了一句不着边际的话，“还没睡觉呢？” “废话！”我妻子第一句话就说出了她的口头语。 “能睡着吗？两天没你动静，你心就那么狠，扔下我们不管，万一……”话还没说完，电话里传出了哭泣声…… “放心，这里很安全，我这不好好地在给你打电话吗！”这话也只能骗小孩子，可我怎么说，只能东扯一句西扯一句，尽量减少她的担心，“青川是个很美的地方，要是没有地震该多好……” 正说着，地震了，大地开始晃动，但显然这次余震不大，晃动了几下就过去了。可我旁边的男子显然不懂得如何让电话那边的人放心，对着电话说了一句“地震了！” 我迅速握住话筒，害怕传到电话那头。幸亏妻子还在哭，没有听到那个男子的话。本报记者 岳巍
下期看点：放下电话的瞬间，我听见电话那头传来的哭泣声…… 上期回顾：我终于能给家里打电话了。 除了我妻子，我的岳母也在我家，她是来陪着我妻子的。电话很快被我岳母接了过去，她说家人很担心我，让我注意安全，离房子远点儿，注意身体…… 我连说是，不敢多说什么，就说一切很好，生怕说多了她们更担心。 “吃饭了吗？”恢复平静的妻子接过了电话。 “吃了！吃的方便面，现在能吃上方便面已经很好了。”我旁边的杨彪大哥看着乐了，而我只能无奈地摇头。 “晚上有地方睡觉吗？晚上冷吗？” “不冷，有帐篷，还有被褥，物资都运进来了。”只能说谎了，说完我就想起来了，我晚上写的稿件就有一篇是写救援官兵们吃住艰苦，天当被、地当床的，晚上被冻醒的稿件，她早晨起来就能在报纸上看到。 管不了那么多了，明天再解释吧。 我的家人和消防官兵的家人不同，因为消防官兵职业的危险性，家人虽然害怕，可毕竟心里有了承受能力。 我的家人没有经历过，以前也多次采访过大型的火灾和爆炸现场，可毕竟我多数是在外围，可这次是真正地进入了灾区现场，有不可预知的余震，有可能随时倒塌的房屋，她们害怕，而且根本没有承受能力…… 不能再说了，话越多家人会越担心，我只能告诉妻子，有人着急打电话，最后说了一句，“放心，我很安全，不用担心。”放下了电话，就在我放下电话的瞬间，我听见电话那头传来的又是哭泣声…… 我是上了飞机才打电话告诉我妻子要去灾区的，那时已经上了飞机。我能理解妻子的心情，在我决定上飞机来灾区的时候，我真的没有想到家人，没想到如果我回不来，他们会咋样。那一刻，在工作和家庭上，我抛弃了家庭…… “对不起，老婆，让你担心了，可我必须来灾区，虽然危险重重，可我是名记者，这是我的职责，希望你能理解……” 本报记者 岳巍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指挥部前往木鱼镇…… 上期回顾：妻子和岳母都非常担心我。 回营地的路上，几位老大哥笑着说，“这时候打电话速度越快越好，让家人知道你安全就可以了，说多了，她们会想很多，莫不如不说，然后回家赔罪就是了……” 我被逗笑了，可我心里清楚，对于我爱人来说这又会是一个不眠之夜…… 回到营地后，我看见营地里有帐篷，可被褥还没到，只能在帐篷里席地而睡了，但已经比头一天晚上好多了。 饭还是面包和香肠，这时候我想起了中午的热乎乎的方便面。 此时，许政委也开起了玩笑：经验告诉我们，不管遇到什么问题，我们也要填饱肚子。 简单的吃过之后，指挥部的成员，包括我这个临时成员开了一个小会，统计了一下当天的救援情况，截止当晚，辽宁消防总队在青川县、木鱼镇、北川县共营救受困群众164人，12人生还。 为了增加救援力量，15日9时20分，辽宁消防总队再派出第三批救援力量共计200人开赴灾区，12时40分，第三批救援力量到达绵阳机场，被派往另一重灾区平武县参与救援。 因为通往木鱼镇的道路已经允许汽车经过，许政委决定，16日一早指挥部赶往木鱼镇，而这也是我所希望的。 指挥部前往木鱼镇，青川县城的救援指挥由李国孝政委负责指挥继续救援。 等我们睡觉时又是凌晨1点了，那时的气温已经下降，可对于我们这些穿着单衣的人们来说，躺在地上，虽然头顶有了帐篷，可依然无法阻挡寒冷的侵袭…… 一天经历了上百次的余震，躺在帐篷里再遇到余震已经没有感觉了，我是在想着两个问题后睡着的。 那名70多岁的老军人，也不知道经历过战火的老军人能否挺过这次灾难，还有就是木鱼镇中学，能有多少学生生存。 一夜的寒冷挨过后，我踏上了前往木鱼镇的路，车是一辆中巴，从广元市来的，司机也是广元市的，受广元市抗震救灾指挥部指派，专为辽宁救援部队服务。 开车后，司机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告诉我们，路很颠簸，让我们注意。 路是典型的乡间盘山公路，在山间来来回回，可这来来回回中的美丽山色已被倒塌的房屋夺去了目光，由远及近的那几处红色，不是美丽的花朵，是在废墟中找人的消防队员。 这是一支广元市的消防队伍，他们因为设备有限，在辽宁消防部队进入青川后就转向了乡村救援。 他们和我们14日、15日救人的时候一样，满怀希望想救出废墟里面的生命，可最后救出的却已失去了生命…… 终于到了木鱼镇，在车还没有下山时就到了木鱼镇，一个依山而建的小镇，确切的说，有一半的建筑在山上，包括木鱼镇中学也建在一个山岗上。 进入木鱼镇就看到了大连的消防官兵在一处废墟上救援，上面是居民楼，下面是银行，生命探测仪显示人已经没了生命迹象，可人同样要救。 银行的钱也无法转移，得先把上面的危险清除。大连消防支队的官兵正在解决这两个问题。 步行从青川县穿街而过，坍塌的情况和青川县城相似，楼房多数倒塌，没有倒塌的也变成了危房。 本报记者 岳巍 上期回顾：一夜的寒冷挨过之后，我踏上了前往木鱼镇的车。 和青川县城不同，木鱼镇的楼房都是新的，最老的建筑也都是上世纪90年代楼房的风格。这样的新建筑立即让我对这座小镇产生了疑问，这个小镇是新的？ 木鱼镇党委书记李树林跟我说，这是一个新兴的移民集镇，始建于1988年2月，位于青川的东部。全镇幅员面积50.7平方公里，辖4个行政村，32个农业合作社，1个居委会，5个居民小组。 而木鱼镇所在地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古留传着：“鲤鱼头上立雄狮，猫儿石下藏岩鹰，燕儿口里吐柏树，石牛卧在幸福门，和尚敲得木鱼响，震惊蛾儿扑黄荆”。 木鱼镇得名于木鱼村六社有一个形似木鱼的石包，因其夜晚会发出和尚敲木鱼的声音，木鱼镇建镇时由此而得名。 李树林在叹气，他说木鱼镇虽然建镇才20年，这地方是个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气候宜人的美丽地方，人们生活是幸福、快乐的，可地震…… 李树林没有继续说下去，但从镇政府的一块宣传牌上，我看见了如下资料：木鱼镇全年平均气温13.7℃，年平均日照数1337.6小时。年降雨量1021.7毫米，历年平均雨日143天，相对湿度76%，无霜期233天。属缓坡、山丘、盆地和平原相互交错之地，林、田、地占幅员面积的67.3%，森林覆盖率42.3%，林产品林地占幅员面积的81%。主产水稻、小麦、玉米、大豆、花生、油菜、水果、绿茶、油桐、核桃、木耳、香菇、薇菜、辣椒等。 在木鱼镇我知道了四川这个“天府之国”的含义，光木鱼镇就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橄榄油加工、核桃产业、养兔项目等都已经成了青川县的支柱经济产业。此外，对天麻、木耳、香菇、竹菌、绿茶等农副产品进行生产、加工、销售，也是木鱼镇的经济主体。 20年来，经济繁荣已经让木鱼镇的各种配套设施齐全，文化生活丰富。初中、小学、医院、招待所、商店、旅店、饭店、有线电视、娱乐设施、水厂、中心文化站等一应俱全，文化教育、医疗技术均达到一定水平，能适应人们的要求。 这绝对应该是个美丽、幸福的小镇。 在通往木鱼镇中学的山路上，可以看清木鱼镇的全貌，远处山水相间，在山和水牵手的地方，是大片肥沃的土地。 那是多么美丽的诗句和传说，猫儿石下藏岩鹰，燕儿口里吐柏树，石牛卧在幸福门……是无情的地震，剥夺了这一切的美好。 看来木鱼镇中学的救援情况注定让我沉重了，现场已经没有了救援人员，这意味这个现场的救援已经结束。 那栋曾被广泛关注的木鱼镇中学的学生宿舍已经被从里到外翻了个遍，现在只剩下散落在废墟上面的砖头瓦块，一栋4层楼高的宿舍楼现在已经成了一个不到一人高的废墟了。 有幸存的学生被救出吗？这个困扰我一夜的问题，我急切地想知道答案。 答案我很快就知道了，可是根本就不是我想知道的…… 在木鱼镇指挥救援的省消防总队副总队长李金华告诉我，他们在木鱼镇中学救出200多名受困的学生，可都失去了生命。 这座宿舍给我一种压抑的感觉，我草草拍了几张照片就转身离开了这座已经成为废墟的宿舍，走向了更高处的教学楼。半山上的教学楼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很严肃。本报记者 岳巍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灾区群众的生活条件正在不断地改善…… 上期回顾：和青川县城不同，木鱼镇的楼房都是新的。 教学楼里，本该正是书声朗朗的时候，可现在却死一般地沉寂，高大的白色墙体就像一个身穿白色大衣的巨人，它低着头似乎在悼念着什么。 当走到教学楼下的时候，我突然知道了白墙的悼念，20多具孩子的尸体正在它的下方，他们躺在一起，看起来就像是睡觉一样排成一排。 尸体用窗帘和床单等简单地盖着，盖住了孩子们的面容，却盖不住哀伤。周围负责看护的乡亲们告诉我，这些孩子到现在还没有家长来认领，也不知道家长是在外地打工，还是已经在地震中遇难…… 我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只能向20多个孩子深深地鞠了一躬，心中默念，天堂里也会有学校，你们会在那里快乐地学习、生活…… 看着这些死去的学生，我心里十分难过。和我一样难过的是大连消防支队特勤中队代理副中队长张海啸和王玉战，他们从15日凌晨开始一直奋战了一天一夜，可废墟下的学生和老师们都没能坚持到他们救援的那一刻。 我是在大连支队的战地帐篷里见到张海啸和王玉战的，之所以找他们，是因为他们曾流着泪在现场救援。“当时我们在现场，光吊车就用坏了2台。”张海啸说，人可以短暂地休息，可机器一分钟都不能停，干了30多个小时，不为别的，就为了废墟下的学生们。 说到学生，两个东北壮汉的眼睛湿润了，随后我发现眼睛湿润的不止他们俩，还有当天参与救援的几名战士，当然也包括我。因为张海啸和王玉战向我讲述了让我们所有人听后都十分震惊，随后又肃然起敬的画面。 画面出现在5月15日9时，那个时候，我省赴川救援消防官兵在木鱼镇初级中学已经连续奋战了19个小时，他们正在从坍塌的宿舍楼由北向南清理解救着受困者。 画面就出现在吊车把上面的一大块儿水泥板吊走的时刻，也是张海啸和王玉战带着两名战友营救到宿舍楼南侧走廊的时候。说到这个时候，张海啸沉默了。 王玉战接过了他的话，继续向我讲述了下面的画面。“那个地方距离走廊尽头只剩了很短的一段距离，当吊车运走一块约一米半左右的楼板时，5名受困者出现在走廊一侧的墙体下，是一名老师和4名学生。” 让所有人震惊的不是发现了这5个人，而是那名老师的姿势。张海啸控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看到那名老师之后，我的眼里一下子充满了泪水。” 张海啸看到的画面是这样的：那位老师背对着走廊墙壁，双手伸向前方成环状，上身向前弯曲，头尽量向下压，手臂和头形成了一个伞状，在这个用肉体支撑的“伞”下面，是四名学生…… 这名老师30多岁，是名女老师。可惜的是，这名老师和几个学生正好被楼体板砸中，一块楼上走廊的水泥板夺走了几个人的生命。 看到这一切，张海啸愣在了现场，泪水开始不由自主地沿着脸颊向下滑落，当他恢复镇定后，他发现身旁的战友们也都流下了眼泪，大家都愣在了废墟上。 几名消防官兵钦佩那位老师的精神，在危急关头，她丝毫没有在乎自己的安危，而是为了学生的安全，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阻挡那块无情的水泥板。这些画面深深地触动了张海啸等人的内心，在随后的救援工作中，张海啸、王玉战等人均是流着泪进行的。 “5个人周围有很多大型的水泥板和残垣断壁，要想救出这几个人必须得把周围的水泥板清除掉。”张海啸说，清除前面的水泥板我们可以利用吊车，但是在清除后面的水泥板时，如果仍然用吊车就肯定会碰到底下的人。“我们不想再让他们受到伤害，所以我们决定由吊车运走挡在5个人前面的大型水泥板，剩下的完全用手搬。”王玉战告诉我。 上期回顾：张海啸等人是流着泪进行救援的。 1个小时后，吊车才将5人前面的大型水泥板清除，剩下的他们开始用手一点一点儿地向外清除。 “我们搬了1个小时才把5人前面的障碍清除，才救出了几人。”张海啸说，他们把人救出的刹那，感觉特别疲惫，近乎精疲力尽，“我们生怕有一点儿闪失碰到老师和学生们。” 5名遇难者，一名老师和4名学生，张海啸、王玉战他们用了2个多小时才将他们挖出。 后来张海啸分析，他们应该是在向外跑的过程中，楼板就坍塌了，老师出于本能反应，将4名学生搂在了怀里…… 老师的双臂搂得很紧，张海啸一个人都没能把老师的手臂松开。 “我们最后3个人才把老师的双臂掰开。”王玉战说，那位女老师伸开双臂紧紧地搂着学生的姿势，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我听到的讲述都如此震撼，可想而知他们亲眼见到时是何等震撼。一个老师不管是否出于本能，还是有意为之，这个姿势就已经说明一切，这个老师是伟大的。 当我采访完，帐篷内立即陷入了沉默，这些东北大汉们又一次流下了眼泪…… 我走出了大连支队的帐篷，想换个环境，也想换个心情。 辽宁消防救援部队在木鱼镇的宿营地是在一个河边大片平整的草地上，3排共12个帐篷，像战士列队一样整齐。 和青川一样，木鱼镇的部队也光有帐篷、没有被褥，但当地的一个木材加工厂知道救援部队来后，特意运来了3车木板，现场钉成了简易的床给官兵们使用。 虽然没有被褥，可和青川县那凸凹不平的宿营地比起来，一个平整的木床感觉是那样的舒服。我钻进了一个空的帐篷躺了一会儿，结果很快眼皮开始打架，差点儿睡着…… 除了平整的木床让我羡慕，还有就是一条宽阔的河水从营地边上悠然南去。河和木鱼镇一样有个好听的名字叫红石河。河水不深，清澈得可以看清河底不时有小鱼来回穿行。 当时是中午，几名休息的战士正在河边洗漱。看见他们我才想起自己已经3天没有洗漱了，连日的奔波让自己的身上满是汗渍。 水很温，我像他们一样洗了脸、洗了头，然后脱下了靴子把脚伸到了河里，水从脚上流过的感觉很舒服，我就这样伸着脚，躺在了河边的草丛里，枕着双臂，和年轻的战士聊着。 这个地方手机没有一点儿信号，几个战士知道我是随军记者，就跟我说，他们无法往家里打电话，让我帮他们转告一下，告诉家人平安就行。 我很痛快地答应了他们，因为辽宁的赴川抗震救灾官兵每天都通过我的稿件告诉家人他们很安全，今天我会写明在木鱼镇的抗震救灾官兵很安全，请家人放心。 蓝天、绿草、小河流水……这很难和地震联系起来，可目光向北，越过河水、越过草地，映入眼帘的就是坍塌的废墟，这一切是那么不协调。 河对岸，一处废墟的旁边，一顶孤零零的帐篷引起了我的注意，帐篷上写着医疗救护，可里面出入的人是穿着红色消防战斗服的官兵。 “我们的救援官兵受伤了吗？”我立即坐起来，问旁边的战士。 “没人受伤，那是丹东支队的，他们单独住在那个帐篷里，是因为成功救出了那名老红军，医疗救护队把帐篷让给了他们。”小战士告诉我，所以丹东支队的才和大部队分开住。 那名老战士被救出来了？因为木鱼镇中学，因为那位老师，让我心情一度沉重，竟然忘了来木鱼镇的另一个目的。 那名老红军70多岁了，是如何坚持了两天多时间？简直就是个奇迹！ 我穿上靴子绕道跑到了丹东消防支队的帐篷…… 丹东支队的副支队长白刚没在帐篷里，战士告诉我白刚在现场指挥救援，他是现场指挥，详细情况得找到白刚了解才行。 在去往白刚所在的救援现场路上，我碰见了省消防总队副总队长李金华，他是木鱼镇的总指挥，他先向我讲述了一个开始…… 原来在14日下午，我省消防救援部队进入木鱼镇时，当地居民看见这样一群穿红色救援服的消防人员就开始喊了，“救命的人来了……” 李金华说，他们当时接到的任务主要是木鱼镇初级中学的救援现场，但没有引路的人来接他们，他们也不知道学校的具体位置，当消防队员问路的时候，有几个当地的居民就把他们围住了。 本报记者 岳巍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白刚向我讲述他到现场之后的事情…… 上期回顾：几个战士知道我是随军记者，让我替他们往家里打电话报平安。 “在玻璃厂家属楼那儿，我父亲、母亲被埋里了，求你们救救他们。”一个40多岁、皮肤黝黑的男子几乎是哭着说的，和那个男子一起的还有几个人，有两个是男子的弟弟，其余的都是他们的家属。 李金华当即命令白刚率领丹东支队的10名战士随着几个人赶往了木鱼镇玻璃制品厂现场，而李金华则带着大部队赶往了学校…… 从那名男子处，李金华知道，被埋压的老人今年72岁，是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战士，同时被困的还有老人的老伴。 从丹东支队的帐篷到老人被埋压的现场很近，没多一会儿我们就到了，楼房已经变成了一个用砖头和水泥块堆成的小山包，在小山包的侧上方是一个5米多深的大坑。 “这个大坑就是为了救老战士从废墟上硬挖出来的。”李金华说着的时候，白刚从山包后面跑了过来，那后面有几处民房倒塌了，有人被埋在了里面，但人都已经死了…… 沉默是短暂的，因为我急着知道，白刚他们惊心动魄的救援过程，我先打破了沉默，“快，给我讲讲你们是如何救老战士的？”白刚看着眼前的5米深坑，思索了一会儿开始向我讲述，他到现场之后的事情。 白刚到现场后发现，整个7层家属楼已经完全坍塌，两位老人原住在1楼，已经被压在了下面。 “当时我们站的位置就是原来3楼的位置，一楼已经被完全埋在了下面，变成了‘地下室’，根据估算，从上到人员被困的位置能有5米。”白刚的手笔划着，要想救人就得挖开“地下室”上面几米厚的废墟。 当时那位黝黑的男子告诉白刚，他父亲叫刘绍金，已经被埋了40多个小时，对于一个72岁的老人来说，被埋了40多个小时，他们已经不抱任何生存希望了，只恳求消防救援人员把尸体救出来，让老人能入土为安。 “家属不抱希望，但我们不能。”白刚没等刘绍金的儿子说完，就喊来了战士，“去，拿生命探测仪！” 随后消防队员用生命探测仪对现场进行了检查，结果让在场所有的人顿生希望，那名黝黑男子一直消沉的脸上也顿时有了生气，“废墟下面有生命迹象！”探测仪这样“告诉”大家。 有生命迹象就意味着救援刻不容缓，因为废墟上面压着厚重的水泥板，救援人员无法用手搬动，白刚立即要求当地救援指挥部门调用一辆吊车。 “吊车吊重的水泥板，小块儿的战士用手搬。”李金华听说这边还有人活着，跑步从木鱼镇中学跑到了这个现场，那晚李金华是跑步在两地间来回指挥的。 白刚他们用了这样的办法，救了5个小时，也向下挖了2米深。 “我们向里面喊话，‘有人吗？’”站在坑里的白刚听见从废墟的下面传出了“‘有人……有人……’” 非常微弱的回音，白刚听见了，他身边的战士听见了，一种莫名的激动开始迅速笼罩在官兵们的身上。“这也是我们的老前辈，我们的老战友啊！”消防战士听见有人回答，疲惫的身躯顿时来了力量。 老人的3个儿子全都哭了，他们之前几乎全都放弃了，可现在他们的父母又给他们上了一课，那就是坚持。 是父亲活着还是母亲活着，还是两人都活着？老人的儿子们开始想着两位老人都活着的样子，并已经急不可待地想知道。 虽然知道人还活着，每个人心里都急着把人尽快救出来，可救援的动作却急不得，因为救援现场上面是个山坡，下面有个水泥台阶，吊车的作业面有限，这让救援速度大大地减慢了。 另外救援是从上面往下挖的，需要挖出一个深坑才能救到人，可要挖深坑，人就得到坑里面。 “救援是在晚上，余震开始频繁，大地每次晃动，周围的砖石瓦砾就开始不断往下滚，给在下面作业的消防战士带来了很大的危险。”李金华说，救人也得保护战士的安全，他们紧急调用了一些木板，挡在了周围。本报记者 岳巍 上期回顾：听到废墟下微弱的回音，一种莫名的激动开始迅速笼罩在官兵们的身上。 “因为条件有限，也只能用这样的方法尽最大可能去阻挡砖石瓦砾的下落，保护战士的安全了。”李金华说，他当时也很无奈。 当救援人员挖到3米时，在向里面喊话时，却已经听不到里面的微弱的回应声了，不是听不到，是里面根本就没了回应声…… 就差这么一会儿？老人没坚持到最后？ 没听见动静，现场有的居民开始叹气，转身离开了…… 那时救援人员已经救了7个小时，可他们没有放弃！他们坚信，老人都能在残酷的战争面前坚持过来，面对地震一定也能坚持。 救援继续…… 正当消防队员往外搬砖石的时候，地下传出了敲击声，“当、当……” 声音很小，也就几下，可坑里的救援人员听见了，声音像直接敲在了他们的心上，就这几声敲击，再次燃起了现场所有人员的希望…… “听到敲击声，给了我们很大信心！”白刚说，“在那种自然环境中，一分钟就可能让一个人失去生命，第二次喊话时里面没有声音，虽然我们会坚持救下去，但没了声音，说实话，我们的信心也失去了大半，可我们不甘心的是，几个小时前还听到了老人的回音，在2个小时后老人就失去了生命？” 因为已经不能再用吊车去触碰救援坑周围其他的大型水泥块，只能10名消防战士，两人一组轮流下去搬那些小型的水泥块。 到15日凌晨，消防队员终于看见了露在斜靠着墙边一块长3米、宽2米水泥板外面的手臂，手臂前端的手上拿着一小块儿砖头。 就是这块砖头发出的敲击声，握砖头的人还活着，可活着的人到底是谁？老战士还是他的老伴？ 当救援人员最后清理了水泥板周围其他小块砖块的时候，战士才知道里面的具体情况：原来在水泥板下，刘绍金的老伴躺在了刘绍金的身上，水泥板的一端正压在刘绍金的老伴腹部，老伴腹部下面，正是刘绍金的膝盖位置。 “刘绍金的上身正好在水泥板和墙壁之间的缝隙里，加上她老伴身体的缓冲，救了他一命，但他的老伴已经死亡。”白刚说，老战士正因为有一只手臂能活动，才拿起了砖头敲击了水泥板，向外传递了他还活着的信息。 听白刚讲到这儿，我不得不佩服老战士的坚韧，他用他那仅有的力量向外传递了信息，这个信息不仅仅是来证明自己还活着，更让现场所有的人听到了希望，而在希望背后会有无穷的力量。 老人还活着，但嘴唇已经干裂，他已经两天没喝水了，战士们先用喝牛奶用的塑料管让老人喝了口水，然后开始研究下一步的救援计划。 “因为水泥板插在了上面的废墟里，不能拿出来，一旦拿出就会造成第二次坍塌，但不挪动水泥板又无法救出老人。”白刚说，他们最后决定用吊车把水泥板轻轻吊起几厘米，刚好够刘绍金和他的老伴被救出的空间，那时的时间是5月15日1时30分。 吊车在白刚的指挥下，小心翼翼地开始向上抬着水泥板，1厘米、2厘米、3厘米……“停！”白刚看见已经足够将老人救出，立即喊停。 当老人被消防队员成功救出的时候，刘绍金的3个儿子找到李金华和白刚，“我们谢谢你们救了我的父亲，谢谢你们消防部队，我父亲能活是你们给的第二次生命，我们也没什么报答你们的，我们给你们磕头了！”说完，刘绍金的3个儿子哭着跪在了李金华面前。 3个儿子告诉李金华，他们都要放弃了，以为两位老人肯定要死了。 “生命能放弃吗？”我们不吃饭不喝水也要把人救出来，李金华扶起3人，并告诉他们赶紧把老人送上急救车接受治疗。 刘绍金被救出后，被送到了在现场等待的急救车上。当3个儿子看见父亲的意识还清醒，还能和他们说话时，3个儿子又哭着跑到李金华和白刚面前，第二次下跪表示感谢。 除此他们已经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能表示感谢了，白刚说老战士的3个儿子很激动，甚至语无伦次…… “我们吃的也不够，把我们的矿泉水给你们喝吧。”当地十几位居民看见消防队员救出了老战士，每人拿着两瓶水跑了过来…… 而当地的医疗救护队的队长也跑过来跟白刚说：“你们来了就救人，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把我们的帐篷给你们用了，我们是当地人，我们好办！”队长说完，跑到不远的地方喊了队员，拿着医疗器械离开了帐篷…… 白刚他们再三推辞，可当地居民和医疗救护队的队员硬是把白刚他们拽到了帐篷里，从那晚开始，白刚他们就住在了那个写有医疗救护的帐篷里。 白刚他们没要居民的矿泉水，简单地收拾了自己的行装，谢过了居民的好意后奔向了木鱼镇初级中学的救援现场…… 本报记者 岳巍 下期看点：辽阳消防支队铁西中队副中队长郎猛5月17日结婚，可他在木鱼镇救援。在沈阳，他的妻子将一个人完成没有新郎的婚礼…… 上期回顾：经过艰难的救援，消防人员成功地救出了刘绍金老人。 我是带着感慨离开白刚和丹东消防支队帐篷的。临走时白刚告诉我，刘绍金被送到广元市的医院救治了，刘绍金的儿子后来找过他并告诉他老人没有生命危险。 刘绍金老人的顽强感动了我，他的顽强精神让我战胜了身体的困倦。说实话，之前因为连日奔波，我困极了…… 让我再次精神是在木鱼镇有了手机信号之后，16日下午2点多的时候，一条短信进入的声音让我知道了木鱼镇在通讯中断4天后，手机有了信号，虽然断断续续，可对于所有在木鱼镇的人来说，绝对是个好消息。 而我却只能看着手机发呆，无法拨打电话，因为一条条的短信迫不及待地“蹦”了出来，手机在开机不到半分钟后就死机了，被短信堵死的。只能放着手机不动，等几分钟后，手机畅通时再看了。 47条短信，这是我在几分钟内收到的短信数，大部分是同事、朋友和家人的慰问短信和电话不通小秘书的提示短信。 我先给单位的领导打了电话，是冯勇接的电话。冯勇告诉我，赶紧到辽阳消防支队找一个叫郎猛的人，他原定5月17日结婚，现在他到灾区救援了，应该在木鱼镇，17日上午他的妻子将一个人在沈阳完成他们的婚礼，一定要找到他，帮助新娘带回新郎的消息。 新娘一个人完成没有新郎的婚礼？新郎在结婚前3天跑到了灾区救援了？这会是怎样的一个人？ 带着任务，也带着疑问，我跑到了营地，我知道辽阳消防支队的官兵就在木鱼镇，我着急，也没一个帐篷一个帐篷地找，站在帐篷中间就高喊：“郎猛！郎猛！” 很幸运郎猛在，他正在休息，他以为是领导喊，一路小跑就奔我过来。 他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我俩都先愣了一下。“你是郎猛？”我由大声变成了小声。得到了肯定答复后，我才说出我是《华商晨报》的随军记者。 郎猛个不高，但身材魁梧，原本是个白净的小伙儿，可这几天晒得脸庞明显渐黑。 “你明天结婚？”郎猛一开始也不知道我找他干什么，听了我的发问，他笑了，但笑得很勉强。 “你怎么知道的？”郎猛随后问我。 其实事情是这样的：郎猛因为被分到了木鱼镇救援，手机没有信号，家人从14日开始就没联系上他，但毕竟是要举办婚礼，所以急着找到郎猛，后知道我跟随去了四川一线，就找到报社，让我帮忙联系。所以我接到了任务，也才有了接下来郎猛和妻子的美丽故事。 我和郎猛是坐在离帐篷十几米远的草坪上完成采访和讲述的。 郎猛是沈阳新民市人，大学毕业后考入了消防学校，现在已经是辽阳市白塔消防大队铁西中队的副中队长。而郎猛的另一半，26岁的新娘常芳是陕西人，是陕西省宝鸡市扶风消防大队副指导员。两人2006年参加全国消防系统培训时相识，并最终确立了恋爱关系。 半年前，郎猛和常芳订了婚，同时把结婚的日子定在了今年5月17日。 虽然深爱着还没过门的妻子，可郎猛并不是“老实”的汉子。5月13日，郎猛在电视上得知了四川地震的消息，当时正在休婚假等待结婚的郎猛主动请缨要去四川参与救援。 5月14日，郎猛谁也没通知，就登上了前往四川绵阳的飞机。而这天距离他结婚只有3天时间。 郎猛是到了绵阳机场，下了飞机后，才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告诉爸爸：“我现在在绵阳机场，到灾区参与救援了。” 说到这儿，郎猛停下了，他没给常芳打电话，怕她伤心，是让父亲转告的。而那时常芳却是在来沈阳的飞机上…… “我们都是军人，她会理解我的。”郎猛很了解自己的未婚妻，常芳知道郎猛跑到灾区救援后，哭了，可她并没有怪郎猛，反而为有这样的老公而感到骄傲，所以，常芳决定完成他们的婚礼，由她一个人完成婚礼…… 郎猛是在之前打通了家里电话才知道常芳要一个人完成婚礼的，他满脸的愧疚，“我会补上的，回去后，肯定给她补一个更好的……” “知道我来灾区，是几个同学帮着忙活的婚礼，一切都还顺利。很多我俩共同完成的项目都简化或删除了，常芳将独自点燃烛台上方的喜烛，交换信物也改成了展示信物，而交杯酒环节也取消了……”郎猛静静看着草坪，说话声变小了…… 采访中，郎猛一直紧攥着手机，没几秒钟就会拿起来看一次。他刚刚给常芳发了短信，说结婚的事儿，他正焦急地等着信号，也在等未婚妻的短信。 来到木鱼镇后，郎猛每天都会试着联系家里和常芳一次，可今天才有信号，他就把以前的短信都发出去了。 新娘一个人举行婚礼,新郎到灾区抢险救灾，郎猛的婚礼受到了沈阳和四川人民的关注。经过我省消防总队的研究，决定为这对新人举行一场特殊的婚礼，就是将在木鱼镇的郎猛接到青川县，通过网络视频让一对新人完成这个特殊的婚礼……本报记者 岳巍 上期回顾：距结婚还有3天时，郎猛瞒着家人来到了绵阳。 在灾区的郎猛和新娘常芳一样，这一宿睡的时间很少，17日4点多就醒了，他激动得根本睡不着，一人在帐篷外的草地上来回散步，而且4点钟起床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那个时候，她应该去化妆了，我答应陪她去的……”郎猛说，他只有和妻子一起起床，才能弥补心中的愧疚，不能让她一个人起早，我在这儿睡觉…… 我是17日8点，在青川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外看到郎猛的，他6点多从木鱼镇出发赶来举行他在灾区的一个人的婚礼，与那边的妻子通过网络共同走入结婚殿堂。 郎猛一个人静静地站在帐篷边上，等着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刻。我问他在想什么，他说在想一会儿该跟妻子和父母说些什么。 没有西服，也没有礼服，新郎装就是他救人时戴的头盔、穿的那身橘红色的战斗服。 头一天晚上郎猛精心准备了自己的“新郎装”：头盔擦得很干净，阳光下都有些耀眼。衣服没法洗，但郎猛显然将脏的地方用水处理过，衣服很干净，穿在身上也很平整；前一天还满是泥土的靴子现在也变得一尘不染，光亮得像面镜子…… 他已经足够英俊潇洒了，一身精心清洗的战斗服又那样的光彩照人，这一天他成了青川县真正的主角…… 能够达成今天的网络婚礼，还是我在木鱼镇找到了杨彪大哥带来的两个笔记本，笔记本上的视频摄像头，解决了最关键的问题。 为了能够让婚礼顺利进行，为了能让郎猛的形象清晰地出现在宽大的屏幕上，我和汪建在头一天晚上还特意和沈阳的婚礼现场做了视频连线，一直到凌晨。 我在连接成功后有些激动，开始羡慕郎猛，其实我想男人都会羡慕他的，在自己驰骋疆场的同时，还能和心爱的女人完成美丽的婚礼，赢得美人归。 女人也一样会羡慕常芳，这样的婚礼会让人一辈子刻骨铭心，一种伟大、高尚而又特殊的浪漫成了他们婚礼的主题。 郎猛的婚礼让青川县城轰动，一位辽宁的小伙子，为了救他们的亲人、邻居和乡亲，扔下了自己的新娘，让她一个人在沈阳完成属于他们俩的婚礼…… “我们要怎么感谢他？他是为了我们才远隔千里的……”头一天晚上，青川县人大主任向勇很苦恼，“我们太应该送一件礼物了，可我们根本拿不出一件像样的东西给人家表示祝贺，东西都在废墟下面，我们很过意不去。” 向勇甚至为自己感到恼怒，他是带着愧疚离开的我们，临走时他说，一定找一件礼物送给新郎，送去所有青川县人民的祝福。 第二天早晨8点多，向勇一脸笑容地跑到了指挥部，他找到了送给新郎的特殊礼物：一个新郎礼花。 对呀，我们所有人都没想到，大喜的日子，新郎应该有一个新郎礼花才像样。 “这个礼花很不好找，头一天晚上我让人找的，是冒着危险从废墟里找出来的，早晨8点才送到我的手里。”向勇说，他们灾区的人民很感谢辽宁的消防救援部队，这个特殊的婚礼他们也没什么贵重的礼物相送，只有找到这个新郎礼花才能有婚礼的一点模样，青川县人们才能对得起救他们的恩人…… 许福军政委为郎猛佩戴了新郎礼花，也成了郎猛的证婚人。 本报记者 岳巍
他还拿来了一盒心形的巧克力糖，“结婚一定要有喜糖的，礼花是我们应该为你准备的，这喜糖是我们青川人送你的礼物，也代表我们对辽宁消防救援队的感激。” 现场响起了掌声，掌声是送给灾区人民的，送给他们的热情和周到；掌声也是送给辽宁人们的，送给他们的宽容和无私…… “紧张，想看妻子的脸，想跟四位父母问好。”婚礼开始前郎猛跟我说，虽然是他的特殊婚礼，但他也希望婚礼快点结束，因为他还要回灾区救人，灾区的百姓还在等着他们…… 婚礼现场在青川的救灾指挥部有网络连接的帐篷内举行，帐篷内地方很小，但前来祝福这对新人的人却很多…… 婚礼在8时58分开始，而在之前10分钟，郎猛就站在了电脑前，紧盯着电脑屏幕，看着在沈阳新民市举行的、本应有他在场的婚礼现场，搜索着妻子的美丽身影…… 与此同时，新娘常芳在沈阳也流着泪站到了婚礼现场的舞台上，也在焦急地等待着郎猛身影的出现。 她带着泪花的微笑感动了所有人，她不会孤单了，她将成为全世界最幸福的新娘！ 而那之前，新娘常芳一个人完成了本该由两个人完成的婚礼程序。 清晨4时，睡了不到两个小时的常芳穿上婆婆选的白色婚纱开始化妆。 常芳本来是想穿军装的，为了和郎猛的战斗服统一，但婆婆希望看见她穿婚纱美美地站在婚礼的礼堂上。郎猛不在身边，婆婆绝对会让儿媳妇最幸福，让儿媳妇成为最美的新娘…… 常芳的母亲亲手为女儿做上一碗面，端到女儿面前，本该是郎猛喂常芳吃的，由岳母代劳了，吃完面的时候，母亲送去了叮嘱，母女俩还互相为对方擦拭了激动幸福的眼泪…… 接下来本应由郎猛完成的程序，全由郎猛的家人的代劳了。 嫂子替郎猛敲开了房门，“弟妹，嫂子来接你了……” 刚进屋，郎猛的舅妈对新娘说：“舅妈接你来了！”说完给常芳戴上新娘礼花，给她穿上了红色的新鞋…… 随后是常芳的舅舅走进屋，将常芳抱上了婚车…… 穿着美丽婚纱的常芳一个人在舞台上完成了前期的婚礼程序，接受来自亲朋好友的祝福。随后换上军装，隔着大屏幕与身在四川灾区的郎猛举行他们特殊又短暂的婚礼。 著名相声演员、省消防总队的王平担任婚礼了司仪，通过视频，他告诉郎猛，“高兴点儿！”郎猛笑了5秒钟，笑容中，他很幸福。“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再高兴点儿！”这一次，郎猛的笑很浅。 他着急看他的妻子和父母，他还着急回受灾现场…… 电脑屏幕上出现了飒爽英姿的常芳，同时在沈阳婚礼礼堂前的大屏幕上，也出现了穿着橘红色战斗服潇洒帅气的新郎郎猛的身影。 郎猛看到妻子的霎那不知道该做什么了，一条线似的站得笔直，眼睛紧紧地盯着电脑屏幕…… “看见你的新娘了吗？高兴吗？”王平问。郎猛连续点头：“高兴。” 现场一位采访的记者，开玩笑地说了一句，“高兴得都直眼了……” 笑声过后，郎猛也清楚地看到了，在沈阳婚礼现场的宾客看到他的影像后，纷纷鼓起掌来，他的妻子常芳的眼泪也随之夺眶而出…… 郎猛眼睛也顿时湿润了，但眼泪始终没有掉下来。后来他跟我说，如果他哭了，常芳会更伤心的，他不能再让妻子伤心了…… “说好了不哭的。”电脑里传出了常芳的声音，她对着大屏幕跟郎猛说。 郎猛没回答，他要是说话，就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他就那样默默地看着妻子。听从王平的婚礼指示。 郎猛不在现场，互戴钻戒的程序，是由婆婆给常芳戴上，而郎猛的那枚，则要留到他凯旋那天再戴。 就在戴戒指的那一刻，笔直站的郎猛动了一下，确切地是他的手动了一下，我想他是在心里给自己的新娘戴戒指的反应吧。 接下来的喝交杯酒有点儿寒酸也有点儿滑稽，也没法不寒酸和滑稽，郎猛的交杯酒是他喝了半瓶的矿泉水，灾区香槟，只能用矿泉水代替，又因饮水紧张，郎猛没有饮用新的矿泉水，而是用了自己原本剩下的半瓶…… 隔着屏幕，两人面对面举起手中的酒杯和矿泉水瓶，碰了屏幕一下，算是交杯了。 夫妻对拜后，常芳流着泪跑到屏幕前，亲吻了幕布上丈夫的嘴角…… 而在这边的郎猛三鞠躬后，他单膝跪地，对沈阳的父母和妻子许下了爱的承诺：“爸、妈、老婆，今天是我结婚的日子，结婚事小赈灾事大，能够到四川救灾，是我的光荣。我不会为参加不了婚礼感到遗憾，有家乡父老对我的期望，我会尽最大努力拯救每一位受困人员。 “爸、妈、老婆，你们不用担心，我在这里挺好的。虽然我不能参加婚礼，但是我回去后，一定会补上。我爱你们！”说完，郎猛起立给四位父母和妻子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常芳则深情地对郎猛说：“爸爸妈妈都很好，我也很好，你不要牵挂，我都能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干，我们都支持你。” 常芳还为四川灾区即将结婚的青年送上祝愿：“只要你们活下来，一定要幸福地走下去，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才懂得怎样珍惜生活，让自己更快乐。” 证婚人许福军政委通过网络为二人送去了祝福，“郎猛是英俊威武的消防警官。在抢险救援中，始终坚守在救援一线，挽救了受困群众的生命。我虽与新娘素未谋面，但是可以想象，新娘常芳是一位漂亮充满智慧的女子。郎猛选择了常芳，就是选择了智慧，选择了漂亮。我祝福郎猛在救灾现场营救更多的受困群众，早立新功，载誉归还，祝福二人平安幸福。” 向勇代表青川县25万受灾群众向郎猛和远在沈阳的新娘表示祝福，他们非常感谢辽宁的消防部队不远万里来帮助抗震救灾，他们深深地祝福两位新人永远幸福。祝福辽宁的消防部队救援人员安康…… 因为通讯资源宝贵，只能占用网络半小时，这场特殊的网络婚礼在匆忙中结束了。 简短的婚礼结束后，郎猛就立即动身回木鱼镇灾区了，临走前，他让大家转达本该在婚礼的时候，他自己对妻子说的那句话，“老婆，我爱你！” 说完，郎猛就急匆匆地上车，前往木鱼镇灾区…… 我通过我们在沈阳婚礼现场的记者杨薇，转达了郎猛的话，也知道了常芳对于没有新郎的婚礼的想法，“我没有委屈和怨言，婚礼只是一个形式而已，本来没想到可以看见他的脸，现在看见了，我知道我不孤单了，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新娘！” 但是，常芳还是对远在四川青川的郎猛提出了一个小要求：回来后要补一些温暖的话，还要补一个跪地求婚。 5月17日的沈阳和青川被一种幸福笼罩着，这种幸福依靠网络，紧紧地把两个相隔千里的新人连到了一起，也让所有人知道灾难再无情，也会有幸福存在…… 本报记者 岳巍 上期回顾：郎猛和常芳在网上举行了婚礼。 这一天一夜，我都被郎猛的幸福笼罩着，也兴奋着，在灾区能参加这样一个特殊的婚礼也会让我终身难忘…… 这一天，冯翔还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只要是在灾区的人接打电话都免费了。这一天一夜，我接了很多电话，也回了很多电话，不是我为了占免费的便宜，只是进入灾区已经很多天，该好好地向家人、亲戚、朋友们报个平安了。 得到的慰问都是注意安全，老爸的慰问很特别，他肯定了我去灾区的采访，认为我所做一切是正确的。 随后，他重点向我询问了当地的风土人情，而且向我分析了中国的几个地震带，分析了木质结构的房屋更结实…… 我老爸是位教育工作者，电话里我仔细地听着老爸说的话，其实我知道，老爸的坚强和特别的慰问是不想让我恐惧。 这一天，我记不清打多少个电话了，反正电话一头插着电源，另一头就一直没怎么闲着。虽然一直在打电话，可这一天，也算是我短暂休息的一天了。 因为救援官兵已经基本结束了青川县内的救援任务，第二天开始，他们的救援就将转入农村。 有很多乡村至今还没有救援人员进入，里面的受灾情况外面也不知道，甚至有些乡村道路都不通，得徒步进入，我需要短暂的休息，恢复体力…… 5月18日6时，除了沈阳消防支队启工中队仍在县城继续救援外，其余官兵由过去的9个战斗小组编成18个突击队，向孔溪乡，黄坪乡，满溪乡等5个乡镇进发。我和李国孝政委登上了前往青川县前进乡康坝村的运兵车…… 青川县的路都是在山上来来回回的，盘山而上，再盘山而下。山上的景色很美，每当车头转弯，呈现在眼前的都是不一样的秀色。我遗憾为什么没有在地震之前来这片美丽的地方，现在看见，却已经没了看风景的心情。 弯弯绕绕中，我们到了前进乡，前面的路不通，进入康坝乡得徒步。 康坝乡方向，不时有村民三三两两地背着大大的包裹出来。“有10公里的距离，得走1个半小时，车子不通……”这位老哥40多岁，叫柳志强，他是从康坝乡过来的，他要去亲戚家，“房子塌喽，没法子住喽！” 柳志强的家人早就住到亲戚家了，他是回来收拾东西的。 “里面的路很难走，常会从山上滚下大石头，要注意上面……”临走刘志强还在提醒我们。 不断出来的乡亲们几乎都是投奔外地的亲戚的，家都和柳志强家一样，塌了。 外地有亲戚的可以投奔，要是外地没有亲戚的呢？我进入康坝乡的步伐开始加快，我急切地想知道里面的人目前的生活状态，那些没有亲戚可以投奔的村民的生活状态。 一路都是在危险中前行的，危险程度远远超过了刘志强所说，1层、2层楼高的山石就在马路中间立着，比它们小的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一条条从山顶滚落的痕迹，痕迹上不间断出现的被砸出的大坑，让人触目惊心，头脑中能清晰地想像起大石一路滚落的情形。 就在离康坝乡约有5公里的路上，一个一层楼高的大石直接撞进了路旁的二层小楼的车库，这块石头正好填满了整个车库…… 除了巨石让我们震惊，沿途上让我们震惊的还有全部受损的房屋，房屋倒塌，砖瓦脱落，墙体倾斜……就在废墟中间，一个小姑娘背着一个高高的竹篓走进一片树阴下，竹篓里装的是被褥。村民没有帐篷，就用被单、床单和几根铁丝，再利用几棵小树搭成了一个小空间暂住着…… 本报记者 岳巍 上期回顾：除了巨石让我们震惊，沿途上让我们震惊的还有全部受损的房屋，房屋倒塌、砖瓦脱落、墙体倾斜…… 走了1个多小时，终于到了康坝乡，康坝乡的情况和沿路所看到的一样，没有一个房子是好的，一条刚建好的新农村示范街也被夷为平地。 该乡党委书记告诉我们还有3个村未彻底搜寻，能搜到地方的人都救出来了，党委书记向我们恳求，很多居民的粮食还在废墟下面，希望消防队员们帮助，让居民能够吃上东西。 虽然救援物资已经运到了康坝乡，但受灾人口太多，救援物资有限，每户一天会发给少量的食物，也就是几桶方便面和几根香肠。 我们到康坝乡的第一个目的地是姚林村，需要继续步行进入村庄。路上到处都是滚落的巨石，为了当地居民出行方便，我们只能一边走，一边帮助清理路障。 正在我们清理路障的时候，山路上走来了5位村民，他们手里提着暖瓶、水杯，招呼官兵们喝茶水、喝米酒。 据这些村民讲，这是当地最好的米酒和茶，是用来招待贵宾的。“辛苦你们喽，喝点米酒吧！”村民过来就要给官兵们倒水，倒米酒。 “你们饮水困难，我们带水了，你们的水留着自己喝吧！”官兵谢绝了居民好意后，一路走一路继续地清理山石，为居民清路。 一位大娘领着小孙女儿，她拎着水壶，小女孩儿捧着碗，就一路这样跟着我们。 上午10点多的青川已经有了近30度的高温，大娘看见官兵们汗流浃背地为她们清理道路有些着急了，“你们喝点儿水，歇歇吧！”可官兵们一直不喝她送来的茶水，这下这位老大娘急哭了，“孩子，你们都歇歇吧……” 看见大娘流下了眼泪，官兵们赶紧放下手中的活喝了大娘送上来的茶水，“大娘别哭，我们喝水。”这时候老大娘才破涕为笑说，“多喝点儿……” 这一路，这位大娘就这样带着小孙女儿一路跟着，一路倒茶…… 路上老大娘告诉我们，村里没人死亡，地震的时候都跑出来了，就是粮食被压在废墟里了。农村和城市不一样，因为平房的原因，地震时能快速地逃到安全地带，所以农村的伤亡数要小很多。 我们帮助老大娘和村民扒出了粮食后，正准备返回时，村民竟然自发地组织起来了摩托车队，执意要送官兵们出村。 “你们不坐，我们就不让你们走……”无论官兵怎样谢绝，村民就是不答应。 那一天，在姚林村的乡间小路上，21台摩托车载着21名消防队员返回了康坝乡…… 回去的时候，正好是中午时分。在路边一个临时搭成的帐篷里，一个四五岁大的小女孩儿捧着一碗方便面吃着，看到我们一群人，她停了吃面的动作，直直地看着我们。 小女孩儿的亲人告诉我们，前几天没多少吃的，这几天物资来了才吃上的…… “什么样的灾难也不应该让小孩儿受罪。”翟晓刚拿出了几根火腿肠全给了小女孩儿。 和翟晓刚一样，很多官兵看到帐篷内的老人和孩子时，也开始拿出了自己的干粮，挨个帐篷分发。 几根火腿肠是翟晓刚全部的中午饭，他说他吃不下，一个人就坐在小女孩儿边上看她吃火腿肠。翟晓刚早饭就没吃，他把饭给年轻的战士了。翟晓刚笑着说，“一天不吃饿不死的。” 那天中午，我们把随身携带的四分之三的食物分给了受灾群众。“你们吃吧！不要给我们了，我们不饿。”一位50多岁的老太太抱着自己的小孙子，一再推辞…… 那天中午，我们吃得很少，而那一上午，我们却在康坝乡为当地居民抢救出了6000斤粮食，200斤腊肉。 在康坝乡的任务没完成前，我们就接到了下一个任务，目的地是前进乡古城子村。 古城子村在我们来的路上，下午1点，我们开始从康坝乡往回走。 进入康坝乡是在早晨8点多，那时天气凉爽，1个多小时10公里的徒步行军并没有感觉很累。可下午1点，徒步返回就变成了我们的极限大挑战。阳光从头顶上直射下来，火辣辣地照在脸上，走不上几分钟就已经汗流浃背了。 马路也和我们过不去，被阳光晒的像烤炉，穿着靴子感觉脚底在冒火，烫得脚掌不时地在鞋里面打弯。 在那10公里的回程中，水和树荫是我们渴望的，可水有限，为了减轻负重，我们来时一人就带了一瓶水。树荫也不多，沿路的房子原本可以阻挡一些阳光，可地震让房子没了房顶，阳光穿过房梁肆意地照着原本阴凉的地方。 还多亏了翟晓刚，他告诉我一个省水的方法，“不能总喝水，否则你会越喝越渴，得挺着，到渴得不行时，渴一口润一下就行了。” 水剩下来了，可当我走到了前进乡的时候，我的另一个问题比没水更严重，双脚脚掌起了水泡，一只脚一个，很均匀，但很痛，走路时脚掌不敢着地，得踮着脚走路。 可我发现走路一瘸一拐的不是我一个人，很多战士都如此，有的战士告诉我，他的脚上起了5个大水泡，钻心的痛。 我只能拍拍他的肩膀，像一名“首长”一样安慰他。 当我还在安慰战士的时候，杨彪大哥过来了，“还安慰别人呢，想想一会儿咋安慰自己吧！”原来前进乡古城子村的救援现场在两座山上，一座海拔1600米，一座海拔1200米。虽然居民居住的地方不在山顶，但山下居民说，至少也在1000米之上。因为山太高，至今没有人上去，上面的人也没下来，到现在不知道怎么样。 按照山下居民的说法，山上的人平时半个月下山取一次食物，来回得1个多小时。 我直直地看着高山，真的傻眼了，根本就不知道自己怎么安慰自己了，村民来回得1小时，那我们光上去就得1个多小时…… 山下的居民告诉我，山下手机没有信号，但山上的手机信号能非常好。 有信号，这对我来说倒是个好消息，正好是下午2点多，可以给报社打个电话，汇报我今天一天的采访情况，还可以给家人打个电话报个平安。 可我才走了10公里的路，这一上午进入康坝乡，又去姚林村来回已经走了30多公里了，再上一个1000多米的高山，想着我的腿肚子就打颤…… 不能丢人，真的不能丢人，最后就硬着头皮上。既然上就选择个高的，我选了海拔1600米的山，和沈河消防中队的战士一起上了山。临上山前我还拽了杨彪大哥陪着我，开始我还很过意不去，毕竟杨彪大哥已经48岁了，被我拽上山有些残忍。 和20岁左右的战士比不了，他们很快消失在上山的陡峭羊肠小道中，可我没想到上山的过程中，我发现杨彪大哥体格惊人的好，他一直走在前面，几度把我落得很远，要不喊着，他会甩下我独自前行。 光上山，我就爬了1个多小时，中间休息了10多次，几乎每向上爬一百米就休息一次，我节省下来的水很快就喝光了，还把杨彪大哥的半瓶喝了才到了目的地。 山上就3户人家，因为山上有一大片缓坡可以种地，所以几户人家的祖辈干脆就在地边上搭了木屋住下了，直到现在。 没人伤亡，和山下一样，只是木屋的房顶塌了，粮食被砸在了里面。几户人家的年轻人都在外面打工，除了孩子，居住的人中，最小的也有42岁了，大部分都是老年人。可老年人根本无法从废墟中救出粮食。 地震后他们的备用粮食已经快用完，正当一筹莫展的时候，消防官兵上了山。 本报记者 岳巍 宋秀芳老人已经62岁了，但身体很健壮，就像一位世外高人，步履轻松地在山路间行走。山上本就像一个世外桃源，大片绿树，新鲜的空气，向山下望去，还能看到一条大河在山脚下流过，看一眼心情舒畅，要是没有地震破坏了意境，在这样一个安静祥和的地方生活，会是多么的惬意。 我上到山上时，一个班的战士已经把粮食抢救出来了，正在往安全的地方搬运。 宋秀芳老人见我和杨彪大哥气喘吁吁地上了山，赶紧给我们倒了杯水，还拿来了竹凳，放在了树荫下，让我们歇息。 已经没力气采访了，我足足歇了20分钟，就在这20分钟内我给单位的领导打了电话，我笑着告诉他们，我在海拔1000多米高的山上，呼吸着绝对新鲜的空气报选题，相当畅快。就是这个选题报得很累，非常累。 电话那头的甘晶也笑了，她开玩笑说：“祝贺你，你是报社站在最高位置报选题的人了，会记入报社史册的……” 甘晶的电话刚打完，还没来得及给别人打电话，我们就听见了歇斯底里的喊叫：“救命啊！救命啊！” 声音是个年轻的男子，我的瞬间反应就是消防战士出事儿了，因为山上都是老人和孩子。我放下水杯飞快地向传来声音的方向跑去，那一刻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崎岖的山路上我居然跑在了所有人的最前面。 在跑的时候，我才知道另一个班的战士应一位老人要求，去不远的一个地方抬棺木了，老人怕余震中棺木被砸坏了。 当我们跑到地方的时候，我们才看见3个战士脸色苍白地坐在地上，大口地喘着气，另外4名官兵捂着肚子蹲在地上笑…… 我们所有人都愣了，这是怎么回事儿？坐着的战士明显吓着了，可捧腹大笑的人又是为什么？ 等笑了一会儿后，沈阳消防轮训大队教导员罗伟才跟我们说了事情的经过。 原来4名官兵到了大娘所说的位置，可棺木太沉，4个人没抬动，指挥员罗伟就高喊：“再来3个战士过来帮忙！” 100多米外的3名战士听见后，开始跑步向指挥员方向前进，可他们刚跑了10米远，就遇到了一头拴在路边草地上的牛…… 当第一名身穿橘红色战斗服的战士跑过时，牛一下子站了起来，因为战士的红色让牛受了刺激。可随后的第二名穿橘红色战斗服的战士跑过时牛就已经站立不安了，开始挣脱绳索，直到第三名战士跑过时，牛已经挣脱开绳索，向着最后一个红影冲了过去…… 后面的牛紧追，前面战士就猛跑。因为有树挡着，罗伟他们根本看不到后面的牛在追，只看见战士用百米的速度在山路上狂奔。 “我还在佩服这3名战士，还有这样的体力在山路上跑百米。”罗伟还曾笑着跟其他的战士说。 当战士跑近时，他们不光听到了战士的脚步声，大口喘气声，还听到了战士身后有铃铛声，当第一个战士跑过来时脸色就已经苍白，当最后面的战士跑过来时，大家看到他的脸上出现的竟然是惊恐的神色。 “救命啊，救命啊……”战士的声音已经歇斯底里了，“救我，牛惊了！”看到前面有人，最后一名战士的喊声都嘶哑了。 随着战士跑过，一头黄牛也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线里，正在后面紧追…… 幸亏牛的主人在旁边，他迅速在地上捡起一个木棍，侧着向牛冲了过去，堵住了战士跑过的路口，将牛赶向了另一个路口，才化险为夷…… 我们是带着宋秀芳老人的祝福从山上走下来的，因为我们帮助她们救出了粮食，她们感激万分，老人坚持送出了很远，直到我们快要消失在看不见的树林中，她还在山上面向我们摆手…… 我们也是带着笑声下山的，因为战士和牛的故事。倒不是想取笑那几名战士，只是多日来的心痛和沉重太需要一个这样的故事来抚慰了…… 而在另一座海拔1200米高山的半山腰处，有4户居民，他们共用一个粮仓，那个粮仓在地震中完全被埋压，当消防队员上到救援位置时，他们发现一个11岁的小男孩正在坍塌的粮仓里向外扒着粮食…… 有预报这几天会有中到大雨，废墟里的粮食对于那些乡村的受灾群众来说是多么的重要。明天，我们再苦再累，也得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每个村庄，去帮助那里的灾民找到他们的亲人和他们最需要的粮食…… 返回青川的路上，当车内突然静下来的时候，疲劳感突然袭来，我就那样瘫坐在座椅上。昏沉中，我睡着了，再醒来时已经进了青川县城漆黑的边缘地带，当时的时间是晚上8点35分。车灯在前面晃动着，照着被砸得满目疮痍的路面。 战士回去吃饭休息了，我还得到指挥部写稿，写我们一天的上山下乡…… 本报记者 岳巍 等我到了指挥部的时候，我才知道，启工中队营救的那对爷孙俩也死在废墟下，孩子是个男孩儿，只有5岁。人被救出来后，小孩的父亲把自己的父亲放在身边，怀里抱着孩子坐在地上痛哭时，沈阳消防支队“五虎将”之一的隋晓航也哭了。 就这个现场，隋晓航先后进去了170多次，虽然救出的爷孙俩已经死亡，可他也很满足，因为可以让爷孙俩入土为安…… 从5月14日到达青川的4天时间里，沈阳消防支队的官兵在青川共救出33人，只有一人生还，而我省消防部队共救出几百人，也只有24人生还…… 大部分人还是死了，我们真应该为那些逝去的人做点儿什么，哪怕一个小小的仪式，一个发自内心的悼念…… “请大家在14点28分共同为在汶川大地震中死去的同胞默哀3分钟，寄托我们的哀思，祖国更需要我们众志成城，奉献爱心，尽我们最大的力量帮助灾区重建家园。”5月19日上午，当我看到短信，我沉默了，所有人都应该默哀。 在青川的沈阳消防支队的官兵也看到了短信，他们也在沉默，他们在救援中，在废墟中看到了太多的遇难者，他们必须默哀，来寄托哀思。 可该如何向遇难者默哀？如何让消防队员有一个他们特有的默哀方式呢？ 正当我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杨彪大哥拿着手机就找我来了，因为有战士找他了，他们想用一种特有的方式默哀，让我帮助想想，用什么样的特殊方式，战士们不好意思跟我说。 其实战士们身穿的橘红色战斗服本身就是特有的了，只要用一种形式表达他们的心就可以了，这样的情况下，没有比摆成个心形更合适的了。 14时28分，205名沈阳消防支队的官兵就站在帐篷外，整齐站立，他们摘下了白色的救援钢盔托在左手，他们面向青川县城方向，低下了头…… 而棋盘山消防大队教导员娄文艳带领40名官兵在营地旁的空地上，用头盔摆了一个大大的白色的“心”，他们站在头盔旁，一身桔红色衣服的战士又组成了一个大大的红心，同样是面向青川方向，他们低下头，许久许久…… 而在那一刻，当地的居民、其他救援人员、行走的车辆全都停下了动作，站在帐篷外、站在马路上，低着头，为他们的亲人，为那些在地震中死去的人默哀。 真心希望在地震中幸存的人平安、幸福，真心希望那些在地震中死去的人得到安息…… 警笛、汽笛在天空中久久回响，很多人流下了泪水，那声音就是在为那些死去的人哭泣…… 哭吧，尽情地哭吧，在大自然突降的巨灾面前，人类是多么无助，人的生命又是多么脆弱。美丽富饶的四川盆地，善良知足的四川人，一刹那之间，祸从天降，天崩地裂，无数的生灵被吞噬。 有多少个家庭，曾经在幸福中过着平凡的日子，可突然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有多少个孩子，曾经那样天真活泼，在无忧无虑中唱着黎明的歌曲，可突然就沉落在永恒的黑夜里。 几天来，我天天在废墟前写各种报道，看着消防官兵们全力地进行营救，可废墟下的一息尚存者只有一部分能被救出，甚至只是一小部分。 几天来，我写了几万字关于灾区的报道，但今天，我的文字却只有寥寥几百字，我就将这几百字和几张照片传回了报社。因为我和所有灾区的人民一样也是个幸存者，其实每一个活着的人，我们都是幸存者。震中在四川汶川，不在我居住的地方，我生活在沈阳，不是四川震区，这不过是碰巧罢了。这一天我应该和所有幸存者一样，为那些死去的亲人深深鞠上一躬。 几天来，多少次我的泪水在眶中打转，但是理智没有使它们滚落下来，但是今天，我再也控制不住我的泪水，任它们不经过脸颊，直接洒落在脚下…… 我见过很多灾害性的现场，我也亲眼见过很多死人。所以我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每天流泪，但是今天，我不但流泪了，而且还不羞于说出这个流泪，不羞于“表现”一下男人所忌讳的“表现”…… 我鞠躬默哀，任由眼泪滴落…… 2008年5月19日，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甚至不会忘记每一个细节，因为在这一天除在默哀时落泪外，我还掉了一次眼泪，一个人偷偷地在帐篷里，因为害怕和感动…… 从5月14日我进入四川灾区一直到5月19日，我都从未如此害怕。 5月19日上午，因为青川县的救援已经基本结束，按照上级指挥部要求，辽宁消防救援部队必须尽快撤出青川，到广元市集结，接受下一个任务，由山东的大部队继续剩下的搜寻任务。 本报记者 岳巍 上期回顾：战士们用特有的方式为遇难者默哀。 而许福军政委在前一天，带着指挥部的人员去了北川，我因为跟随沈阳消防救援部队在上山下乡，遗憾未能成行，这也成了我去四川灾区的惟一遗憾，未能进入北川…… 而就是19日的当天，我在青川经历了比去北川还可怕的一天，这一天的可怕是从一个消息开始的：在未来1到3日内，青川随时可能发生6到7级的强余震，而且几天内当地会有中到大雨…… 这就意味着，无论地震和大雨任何一方到来，对在灾区的人来说都是对生命的威胁：房屋倒塌、山体滑坡、道路中断、堰塞湖溃坝……什么都有可能发生。 如果在这之前不能撤离，我们肯定会滞留在青川，这毫无疑问，甚至可能会被别人救，也可能和那些遇难者一样，被鞠躬、被默哀…… 按计划我们下午4点撤离，可我必须得完成我的任务，在默哀结束后，我拦了一辆往指挥部方向去运送物资的货车，急忙赶到指挥部写关于默哀的稿件，就在我写几百字稿件的时候，我遇到了入青川以来的最大强余震：5.4级强余震。 整个大地都在晃动，人们惊恐万分，惊叫着纷纷向安全地带飞奔，而当时我正坐在一个花坛的台阶上写稿，身后5米处就是摇摇欲坠的青川县政府办公楼。我是抱着笔记本和指挥部的人飞奔的，奔跑的时候，能清晰地听到身后的楼上砖头瓦砾“砰砰”砸在地上的声音，时大时小，那声音就像一面敲得极不规律的锣鼓，听着让人心烦…… 这次余震持续了近20秒，当一切平静后，再回来时，我看见身后的楼掉了一个4米长的楼角，而它砸落的地方就在我之前写稿不到3米远的地方…… 我被这一切惊出了一身冷汗，惊恐地看着周围的人们，他们有很多人和我一样也呆立在原地，他们也和我一样第一次遇到如此强烈的地震，惊奇又万分害怕…… 只有那些经历了“5·12地震”的人们才稍显镇定，毕竟和8级地震相比，5.4级要小得多…… 我换了个地方匆忙写完了稿，在下午3点半的时候，我赶回了驻地，可李国孝政委告诉我，“刚刚的余震造成了山体滑坡，把去往广元的路冲断了，我们走不了了，得看修路的情况……” 我们的担心真的出现了，而这也只是5.4级余震，那6到7级的余震后又会是什么样？还有中到大雨呢？我们真要被困在青川？道路中断，青川县受灾群众的物资也将再次中断，难道非得让这些人再遭受一次痛苦吗？ 担心、害怕、无奈……可我们只能等待，除此别无他法…… 余震继续晃动着，在接下来的短短一个小时的时间里，能明显感到很强的余震达5次。就在对面的山上还不时看见有山石滚落，最后停在障碍物旁或者平缓的地带…… 夜，随着余震慢慢来临，漆黑也一点点地加重，我们的心情也在一点一点地沉重。 晚9时，营地异常的安静，战士们都睡下了，撤离的消息和要发生余震、下大雨的消息并没有告诉他们。而在李国孝政委的帐篷里，沈阳消防前线救援指挥部的同志们却忧心忡忡…… 因为我们撤向广元市的路有4个小时是山路，来时我们已经看见了几十处山体滑坡，十几辆车被巨大山石砸中。谁都知道，随时可能发生的余震和中到大雨，让我们在撤向广元的山路上根本无法预知生死…… 作为指挥部的指挥员们，他们除了担心自己的生死，更担心的是200多名年轻官兵的安全，让大家毫发无损地回沈阳，是他们的职责。 李国孝政委对指挥员们说：“一定要让所有人安全到广元市。必须研究一个详细的方案，研究路通之后具体行军的方案。” 行驶时每车之间的距离该保持多少米，才能应对意外，才能安全，谁的车在最前，谁的车在最后，多长时间各车汇报一次…… 根据几天来在青川县行军所看到的情况，山体滑坡以巨石滚落为主，都是不间断滚落，所以两车不能相隔太近，一旦发生危险会容易造成更大伤亡；可如果相隔太远，一旦有车发生危险，救援速度会变慢。最后研究决定，每车之间的距离保持50米远，做最坏的打算一辆车被山石砸中，或遭遇滑坡，前后车辆都可迅速救援。 “五虎将”之一的李罕因为头脑冷静、注意力集中被安排在了第一辆车上，随时注意前方道路和两侧山体滑坡的情况，然后通过手台告诉每一辆车的指挥员注意。 李国孝政委坚持走在车队的最后面，他说他得看着每一辆车安全通过才能放心。李政委还要求，行车过程中，每隔5分钟每车要通过手台汇报一次自己的行车情况。而且根据运兵车的数量进行编号，汇报时按照编号进行…… 一切细节都进行了制定，就是为了让所有人毫发无损地回去…… 我和杨彪大哥因为要了解行军情况，所以坚持要坐李政委的车。李政委开始没同意，因为他的车在最后，非常危险，要是有什么意外，后面没有车辆跟随，前方的车至少得几分钟之后才能知道，一旦遇险，几分钟就可能让我们失去生命。 李政委为了我的安全，让我坐车队中间、一辆官兵人多的车会更安全，这样可以前后照顾。本报记者 岳巍 上期回顾：我在青川经历了比去北川还可怕的一天。 我知道这时的行军会是惊心动魄的，每个人都会把心提到嗓子眼，我必须知道详细的行军情况，将这一趟危险行军记录下来，所以我必须在指挥官的车上。李政委还是没说过我，无奈地摇头后同意了。 方案研究后，帐篷内顿时变得寂静，10多个人都不说话，呆呆地看着地上，也没有回去睡觉的意思，就这样等着道路修复的情况。 直到晚上10点多，消息一直没来，李政委告诉指挥部的人回去休息，恐怕新消息要等到第二天了。 今天是我进入灾区睡得最早的一天，可余震和沉重的心情却让我无法入眠。 那晚我没关手机，生怕有什么情况，他们找不到我。我是真的害怕了，我在心里还骂着自己不够坚强。 当我还在骂着自己的时候地震了，我躺在帐篷里感受着大地的晃动,已经不止一次地感受地震了，也有了一定判断震级大小的经验，这次地震时间很短，震级应该在3级左右，可这么个小级别的余震，却更让我无法入睡了。 晚上10时48分，我的手机响了，是短信，当我打开看的时候，眼泪就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是我们报社的总编辑许丽女士发来的短信：连日来你奋斗在抗震救灾最前沿辛苦工作，冒着生命危险写下珍贵的稿件，为华商晨报争得荣誉。我向你致敬，望多加保重。 我没有想到许总会在这个时候给我发短信，很突然却很关键，她应该是知道了青川当日下午发生了5.4级余震了，而我正好在震中…… 任何一个人在最需要安慰和鼓励的时候，听到这样一番话都会异常感动、激动，直至泪流…… 那一刻我太需要这种安慰和鼓励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在后面升腾着，支撑着我，让我坚强，让我勇敢。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只能用这句时下最流行的话来形容我的感觉和心情。 因为这一条短信，让我知道在后方，在沈阳、在华商晨报有一个优秀的团队正在全力支持着我…… 不需要多说，对许总、对所有的报社领导和员工说一声“谢谢”就足够了，然后将那份感激深深地放在心里，让他一直温暖着我，也温暖着更多的人…… 我把短信读给杨彪大哥听了，他也很感动，说我很幸运，能在一个充满关爱又团结的集体中工作。 回味幸运、感受温暖的时候我睡着了，可感觉没睡多一会儿，我被叫醒了。 我们的帐篷是在所有帐篷的最边上，一个南方口音的人找到了我们帐篷，他说他是福建消防部队的，李政委手机打不通，上级指挥部把电话打到了他们的政委手机上，说有最新的指示。 我看看表，时间已经是5月20日零时了。 本报记者 岳巍 上期回顾：回味幸运、感受温暖的时候我睡着了，可感觉没睡多一会儿，我被叫醒了。 马海武带领那个消防兵去了李政委的帐篷，大约20分钟后，马海武挨个帐篷找指挥部的成员到李政委的帐篷内开会。 我也去了，李政委接到的最新消息是：路通了，从广元市来的专门接我们的10辆运兵车正在向青川赶，在凌晨4点左右会到达青川，让我们根据时间安排撤离。 为了不引起恐慌，李政委决定在车辆到达后，立即登车出发。而除了避免不必要的恐慌外，凌晨出发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凌晨和上午是灾区余震发生率最小的时候。 “凌晨3点叫醒所有官兵，一个小时内整理帐篷和物资，然后清理驻地卫生……”李政委迅速安排了任务，然后让大家回去抓紧时间休息了。 还剩下2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强制自己睡下了…… 又是寒冷中起来的，可这次和第一天到达青川的情形不同，不是冻醒的，是被闹铃叫醒的，官兵们也开始打着手电筒收拾帐篷和物资。 凌晨4点半的时候，10辆运兵车悄悄抵达了我们的营地。那时的天空已经发亮了，但路上行人很少，大部分人还都在睡梦中，而我们却已经收拾了行囊准备出发。 来了10辆运兵车，可沈阳消防官兵只有206人，只能坐8辆车，有两辆运兵车将空着返回。当听到这个消息，两辆车的司机顿时发火了，“来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开来的，回去还让我一个人开回去吗？不行，我们必须拉人。” 两位司机的话我听出来了，他们不敢再一个人把车开回去了，车上得有官兵们给他们壮胆。他们一个人提心吊胆地把车开到了青川，已经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如果再一个人回去，就根本无法承受了…… 知道了两位司机的意思，李政委赶紧重新分配了兵力，让每辆车上都有了20名官兵。 车在凌晨5点的时候准时出发了，可当我们的车驶向马路的时候，我们才看见，在去往广元市方向的天空，一片片黑色的云朵正往青川方向飘来…… 车就这样出发了，李罕在最前面的一辆前导车上，之后是1到10号运兵车，然后是一辆我们的后勤物资车，我和李政委、杨大哥在最后的一辆越野车上时刻听着手台里的情况…… “前方有塌方，长度约20米，路右边是掉下来的石头，注意安全，尽快通过。”手台里，李罕的声音传了过来。 “1号车顺利通过……” “2号车顺利通过……” “3号车顺利通过……” 直到我们最后一辆车顺利通过时，李政委才把拿在胸前的手台放下，等待着下一次李罕的提醒。 困极了，可我不敢睡觉，强忍着睁大双眼，看着前方的情况…… 和我们进入青川时相比，路上的山石多了，而且塌方的面积也增大，每个人心里都清楚，余震的破坏在加大，而对于我们行军来说，危险也在加大…… 这时李罕的声音又传了过来，“注意左侧山坡上有裂缝，要快速通过。” 当我和杨彪大哥看到那个裂缝时，互相看了一眼，长吐出了一口气，那个裂缝就在路边山坡20米高的位置，而且裂缝的最下面已经到了马路的边缘，我们怕车辆过沉带来的震动都有可能让这块山体掉下，冲断马路。 那一片片的黑色云朵也离我们越来越近了，那时我们车队正好要上到了山顶，可以近距离看看云朵。云没有下雨的迹象，这让我们很高兴。过了这个山顶，就变成了下山的路了，车速相对会快一些，而且山另一侧的盘山路要短，只要过了那段盘山路，即使下雨，危险也相对较小。 山顶那十几块砸在路边的大石还像“路霸”一样立在路边，几天后重走这段路的时候，“路霸”的兄弟们明显增多了，让本来狭窄的路更窄，两辆被砸扁的汽车还在，车上的石头也在，也不知道车的主人怎么样了，还能否想到他们可怜的汽车…… 本报记者 岳巍 关注更多精彩，欢迎登录辽一网www.liao1.com 下期看点：在青川6天时间，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回忆，这回忆就以这段山路开头，也将以这段山路结束…… 上期回顾：凌晨4点半，10辆运兵车悄悄抵达营地。 山这边没下雨，远远地望去天空已经一片蔚蓝，原来黑云就站在山顶唬人，却也真的吓住了山那边的人们。 下山时，我的心情要轻松许多，都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我却相反。一路的危险就要过去，为什么还要心情沉重？盘山路是到凉水镇结束的，到七佛乡之前还要走一段山路，可这段山路和盘山路相比不知要平坦多少倍，山路过后，我们的危险行程也就结束了。 早晨9点多的时候，从青川县出发4个多小时后我们到达了七佛乡。有的战士没下车，流着泪回头看着差点要了性命的山路，在青川6天时间，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回忆，这回忆就以这段山路开头，也将以这段山路结束。 路边是站成一排的孩子，他们用纸壳做成了牌子高举在手里，上面写着：解放军叔叔辛苦了，谢谢！我们不会忘记你们！这天，看见的一直都是面色凝重的脸孔，当突然出现几张可爱的笑脸时，谁又能忘记！ 上通往广元市的高速公路之前，有个检查站，官兵正在挨个车、挨个人的消毒，消毒后可以离开，但要想进入青川已经不再容易，需要层层检查和通行证件。车队是11点到达广元市和大部队会合的，我省救援部队还没接到下一项任务，暂时在广元市火车站站前广场集结、休整、等待。 在广元，我终于吃到了大米饭、红烧肉，可我不敢多吃，已经7天没吃过米饭和菜了，我不知道我的胃还能否适应这样的食物，只能看着大盆的红烧肉流口水。我还见到了我省消防救援部队第一批派往北川救援小分队的52人：王大伟、李忠海、赵俊宏、桑武…… 我说你们都瘦成杆儿了，他们说我的胡子能扫地了……一起大笑后，几位兄弟开始向我讲述了他们在北川的经历。晚上我接到了关于青川县的消息，没想到这个消息竟然成了我在灾区收到的最后的消息。 青川又现险情：因为余震的作用，青川县城后山狮子梁山顶出现重大山体裂缝，山体严重变形，拉动县城北面的山体整体下滑约1米，导致县城部分街面出现明显下陷，如遇强余震或受雨季影响，该山体可能随时崩塌。而经过专家测算，裂缝长约1500米，主要裂缝3条，裂缝带宽约50厘米，高约250米…… 一旦崩塌，青川县城三分之一的城区将消失，威胁5万灾区群众及救灾部队的生命安全。青川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已经紧急疏散了山脚下的9000人，并24小时派专人监测，设立了危险区警示标志，严禁人员进入危险区。 为什么又是青川？几天下来我已经喜欢上了这片土地，那么淳朴、善良的乡亲，为什么要他们如此多灾多难？ “祈祷”也许是我最多的行为，可我们根本无法阻挡各种危险灾难的来临，无助的我们只能祈祷，祈祷危险不要来临，祈祷灾区的人们能坚强面对危险的来临，并能坚强地、幸福地活下去。 当日23时，许福军政委开会回来，带给我们的消息是：立即收拾行装，连夜前往成都，乘飞机返回沈阳。灾区剩下的救援全部由军队来完成，所有的消防救援部队全部撤回。这一切都太快了，我还等待着到下一个救援地，现在却返回沈阳了。我一下愣住了，我不知道是高兴还是沮丧。但结果只有一个，许福军政委对我说：“小岳，是我们把你带来的，我们得把你安全地带回去，别想了。” 5月21日中午11点30分，飞机从成都双流机场起飞，飞向沈阳。剩下灾区的采访任务也将由我们部门的另一位同事接替，他正在飞往绵阳。我把视线投向了窗外，有层薄薄的云遮住了这块刚刚战斗过的大地，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再踏上这片土地，可我知道自己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次采访，它将是我一生的精神财富。 虽然我没有血脉相连的亲人在那一角，但在现场，每看到一个场景，我的灵魂都被深深震撼，鼻头酸涩，眼里泛着泪光。 让所有人欣慰的是，在天灾下、废墟上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坚强、勇敢、团结和力量：那位木鱼镇的老师为了保护4名学生用自己的身体去抵挡掉下来水泥板；那位孩子的父亲抱着自己已经死去的孩子跪谢消防队员；那些消防官兵冲进废墟几十次去冒死挽救那些可能幸存的生命……几天来，我用手中的笔和相机向他们致敬！ 活着真好，所以我们更应加倍努力，珍惜生命，珍爱生活，用宝贵的时间，来换取更大的成就，获得更多的幸福。 感激我们周围的一切、一切…… 后记：从灾区回来后，省消防总队向本报送来了感谢信，认为我们报道及时，大力弘扬了消防部队全心全意为人民的精神。省消防总队代表678名赴川救灾官兵向报社致以崇高的敬意。 7月8日，全省公安消防抗震救灾先进事迹报告会举行。作为我省抗震救灾部队的惟一随军记者，我成为了报告团成员，为全省公安消防系统做了报告。 8月份我接到报社任务，让我将灾区的经历写成文字，于是，我倾心地写着那时的经历，甚至曾经含着眼泪在写作，也曾因为写到危险处，自己开始害怕那个曾经经历的黑夜。 关于对纪实文学的可读性和观赏性，这些文字也许并不达标，但内容却完全是我的亲身经历，也正因为如此，一个多月来的写作，让我又跟随文字回到了四川灾区，再一次经历了那惊心动魄的日日夜夜…… 本报记者 岳巍 （连载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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