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记者 张天潘

　　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协会秘书长沈洁披露，民政部已考虑调整非政府组织（简称NGO）注册的相关规定，以便于广大NGO注册。这样不仅会为NGO的工作开展和长期发展提供更好的平台，对于中国的艾滋病防控工作也将起到推动作用。（12月1日《中国日报》）而与此同时，继大量媒体报道后，云南大理政府注资12万元的男同酒吧，却因太受关注而流产。（12月1日《新闻晨报》）

　　这两条新闻，摆放在一起，对于我们解读NGO有着较好的帮助。目前看来，大理男同酒吧流产的原因，是志愿者遭过度曝光。但我以为，这个酒吧的诞生背景更应该得到应有的讨论，即在政府放权的大背景下，政府注资的行为，是否是恰当的。在国际习惯上，对这种同性恋问题的干预，主要是以NGO力量为主导的，而政府注资则容易引发不必要的猜疑，如这是不是在滥用纳税人的钱。

　　NGO与整个社会的关系，如果用国民经济构成来类比的话，政府部门就像是国有经济，官方或半官方背景的组织就是集体经济，而NGO组织，则像是私营经济。实践已经证明，私营经济对于经济的巨大作用，相信在合理的引导下，NGO在未来也能够发挥出同样突出的作用。

　　在这方面，香港NGO的治理模式可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香港的NGO数量众多，参与民众也多。在政府财政和各种基金会、慈善机构的善款支持下，香港的NGO的义工队伍，积极而又无微不至地活跃在社会各领域和社区的各个角落，为改善香港市民社会福利，促进香港社会发展，进行着卓有成效的工作。而香港政府则秉承“提供服务并非政府的义务，政府的义务是保证服务得以实现；政府的职责是掌舵而不是划桨，直接提供服务就是划桨”的理念。以此来看，大理政府直接的注资行为，无疑是值得商榷的。

　　不过大理的争议行为，倒也带给了我们反思的价值，即政府应遵循把公共服务的决策职能与执行职能适度分离的原则，厘清作为的界限，实现公共服务主体的多样化，政府则负责好掌舵即可。而划桨事宜，则可交给致力于从事公益事业的NGO以及其他社会组织，然后鼓励和引导NGO的发展，补充到政府不适合直接管理的领域，成为和谐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民政部考虑中的调整NGO注册的相关规定，将能够更加有力地保障社会建设的多元化，形成政府掌舵，NGO来出力划桨的互动协作局面，这无疑对NGO乃至全社会，都是一个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