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妥协”或让财产公示走出“囚徒困境”

　　□本报评论记者 张天潘

　　近日有两条新闻都是与干部财产公示有关：一是，重庆将对司法机关部分重要岗位领导干部实行财产申报制度试点（12月3日 中新网）；二是，湖南湘乡市公布了全市所有县处级干部的住房情况，一把手也在其中。（12月2日《南方都市报》）

　　近年来，新疆阿勒泰地区、浙江慈溪市、湖南浏阳市等地都进行了财产公示“试验”。从布局上看，干部财产公示已经在全国多点开花了，这无疑透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这一制度正在逐步走向常规化，显然政府有心推动这项制度的建立。但是这些实验，无一不是引发民众的争议与质疑。

　　这种民众的态度，现在很值得分析，因为这些实验与质疑之间，已然形成了一种“囚徒困境”。所谓“囚徒困境”，是指假定每个参与者都寻求最大自身利益，而不关心另一参与者的利益，结果却导致双方利益的最差化。全国人大代表王全杰曾做过一项调查，数据显示：接受调查的官员97%对官员财产申报持反对意见。人民网2008年做的一项调查则显示：90.1%的公众赞成建立此制度。

　　97%与90.1%的两极态度，就是一个最好的“囚徒困境”的证明：一边是公众渴望制度形成，却鲜明地反对摆放在台面上的让步，比如对官员原罪的赦免；但是另一边，公务员群体是立法者、执法者，同时又是利益受损者，如果是一种休克式的改革，阻力可想而知。于是，困境局面一再僵持。

　　面对长期累积下来的旧债，双方互不让步，只会把改革拖入死胡同。因此目前看来，在有改革意向的前提下，走出这种“囚徒困境”的最优路径选择，只能是民众多一点富有政治智慧的“妥协”，选择相信试验者，给予实验以信任与空间，否则又将会陷入到像“车改”一般的裹足不前甚至进一步退两步的境地。

　　其实，中国的学者和有识之士早已设计出了很多对策，比如新后备干部和新提拔官员率先财产公示制度和赦免制度（“政治上立法，法律上赦免，经济上退赃”），这些包含智慧的办法，其实都指向了一条谨慎、可操作性强的最优路径。如果这些对策都能够得以有效地局部实验，那么结果都有助于我们最终走出“囚徒困境”，不过前提是公众能够理性地“妥协”。

　　中国人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政治考验期，习惯用“勤劳、勇敢”来修饰中国人的传统秉性里，不知道是否可以再新添“妥协”这个包含着深刻现代政治文明的词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