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束条件下,别具一格的新闻,是《华商晨报》新闻理念丰富化之后的成果,它同时也记录下了一份都市媒体艰难却顽强的前行脚步。
“重要性+传播性”的再阐述
一张报纸成熟的标志是,能够系统地、连续地、平衡地、稳定地向读者提供有影响力的报道、观点与分析,进而体现出编辑部的整体判断和意志,达成良好的精神消费产品。
进入2005年,之前提出的“三个标准、两个情怀”的新闻理念已经在《华商晨报》深入人心,并且广泛运用。但由于每个人执行“标准”的喜好不同、取舍不同,问题出现了。
时任总编辑齐东这样总结:我们只是过了“有没有理念”这一关,是否清晰、系统,是否不妥协、能持之以恒,还是个问号。
“一张报纸成熟的标志是,能够系统地、连续地、平衡地、稳定地向读者提供有影响力的报道、观点与分析,进而体现出编辑部的整体判断和意志,达成良好的精神消费产品。我们的质量飘忽不定,正是表明我们从理念到执行过程长满了各种可能,不同的人做同样的事,结果不一样……”
经过进一步找寻原因,《华商晨报》发现,是“三个标准”中的“重要性”、“传播性”在执行时出现了异化:“重要性”被单纯地认为是“重要”二字,“传播性”被单纯地认为只是“传”。
齐东随后对“重要性”、“传播性”进行了重新阐述———
“重要性”应该是显著性、新鲜性、接近性、及时性的集大成;
“传播性”,简言之应该是可以被复述的东西,具体讲是新闻兴趣。
齐东进而总结了《华商晨报》的导语模式:结果的显著性、过程的疑问性、细节的超常规性。
高情感度新闻
高情感度新闻应该是蕴涵于事件中的,但也可能“超越”事件———当事件本身不够超常规、不构成新闻时,它所包含的高强度情感却是超常规的,足以让读者去“想什么”的。
2006年,《华商晨报》在新闻报道上遭遇了“瓶颈”,主要原因在于媒体之间竞争日益激烈,独家新闻资源愈加稀缺。这是抛给所有媒体的难题。《华商晨报》认为,既然新闻资源的可控力稍弱,那只有在新闻理念上进行调整。
时任总编辑齐东提出了“高情感度新闻”的理念,他认为,之前的“重要性+传播性”新闻理念中,应该将“情感度”从“传播性”中单列出来,形成“重要性+传播性+情感度”这样一个格局。
“‘对多少人有影响’可以理解为‘重要性’;‘对读者产生多少直接影响’可以指向为‘传播性’;‘是否会立即产生影响’可以解释为‘情感度’。这种解读会更接近理念本身所要表达的本质。”
《华商晨报》的高情感度新闻应该是蕴涵于事件中的,但也可能“超越”事件———当事件本身不够超常规、不构成新闻时,它所包含的高强度情感却是超常规的,足以让读者去“想什么”的。
2006年3月30日,沈阳市洮昌街道办事处北海社区成立“夜间护送站”,10名社区义务巡逻员成为了沈阳市首批“夜保镖”。此事在第二日得到了沈城所有媒体的关注,但随即便再无报道。
这一群体是否还应该继续关注呢?
两天后,《华商晨报》社会新闻部展开了“‘夜保镖’的关注是否还需要持续”的讨论,时任社会新闻部主任的段芳宇认为,‘夜保镖’对于城市安全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于周围居民已经立刻产生了影响”。
4月3日至4月19日,《华商晨报》连续刊发16篇报道,从各个方面展示了沈城“夜保镖”群体的存在。正是在这样的关注报道下,大东区164家社区全部设立了“夜保镖”,中央电视台《今晚》栏目专程前来采访。
类似的报道还出现在2006年5月份《华商晨报》收到“沈阳市北京街上绿灯时间短(30秒)给行人出行带来极大不便”的投诉后。
表面看,这条新闻的重要性、传播性都不足。但是,由于绿灯时间短所带来的显而易见的不便,这条新闻的情感度(即是否会立即产生影响)却很高。《华商晨报》派出了记者。
连续4天的报道后,沈阳市市长李英杰给予了批示,此后北京街上绿灯时间延长为40秒。
负面新闻正面操作
编辑做标题时要有一个建设性的、积极的心态,对“负面题材”的新闻赋予正面引导的评价性词语和建设性导向。
2007年,由于客观条件的原因,记者已经采访完毕的事件性报道往往无法刊发。这一方面对记者造成了挫败感,另一方面也让媒体面临着考验。
鉴于上述问题,《华商晨报》再次丰富新闻操作理念。副总编辑王晓昱提出了对负面新闻的操作理念:不要把“负面新闻”写“负面”了。
王晓昱对于“负面新闻”的划分是:一种是从新闻题材上划分,将灾难、事故、犯罪、舆论监督等等暴露了社会阴暗面的新闻认定为“负面新闻”;另一种是从传播效果上划分,将让人看了后沮丧、恐惧、厌恶或产生与社会价值观、道德观相悖的想法的新闻认定为“负面新闻”。
王晓昱认为,不要把“负面新闻”做“负面”了。在遇到“负面题材”时,记者首先要明晰,我采写这篇稿件的意义是什么?应该从中寻找建设性的、有积极意义的东西。更重要的是,编辑做标题时要有一个建设性的、积极的心态,对“负面题材”的新闻赋予正面引导的评价性词语和建设性导向。
2007年7月26日,辽阳市辽阳县部分钢厂因为污染严重被省环保局给予曝光。这是一条题材类型上的负面新闻。但《华商晨报》认为,这起负面事件背后,目前还存在着一个盲点,那就是县一级的政府部门在曝光过程中充当了什么角色。
经过派出记者采访后得知,县一级的政府部门此前一直在为污染问题奔走,于是《华商晨报》刊发了报道《环保极刑后辽阳县“刮骨疗毒”》,既对事件给予了披露,又突出了正面意义。
《华商晨报》的新闻理念发展之路,正是其作为都市报,从艰难求生到发展壮大的真实写照。本报记者 穆云平
(责任编辑:zhangmingq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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