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春天里的中国两会故事(4)

　　这是通民意、聚共识、传信心的舞台：代表委员通道上，27名代表、27名委员在聚光灯下与记者“面对面”，讲述自己的履职经历，提出意见建议，从推进乡村振兴，到加大扶贫力度；从科技创新突破，到环境污染治理……有情况、有对策，自信从容。

　　“关于医疗的建议我提得很多啦！”今年第12年履职的马文芳代表是一名乡村医生。此前，他调研过7个省、300多个村，走访过4000多人，提出约400条建议，基本上把农村医疗问题说遍了。

　　与马文芳代表不谋而合，王国海委员说，要对得起国家和人民给予的信任。

　　去年两会上，首次担任全国政协委员的金融专家王国海提出《关于化解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提案》。不久，王国海接到通知，他这份千余字的提案，被确定为45件重点督办提案之一。

　　又过了一个多月，承办单位财政部预算司的同志给王国海打来电话，沟通提案里的建议。

　　随后，王国海收到了财政部6页的书面答复函；此后，又通过微信、邮寄等方式多次收到财政部发来的相关政策文件。

　　人代会期间，大会秘书处议案组共收到代表提出的议案491件以及建议、批评和意见约8000件。政协会议收到提案5113件，审查立案3859件。

　　基层意愿、人民心声，庄重承诺、高效践诺，就这样汇成中国民主政治的好声音。

　　3月5日，外国驻华使节旁听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开幕会。新华社记者 高洁 摄

　　（四）中国两会，彰显法治的精气神

　　走进中国两会，随处可感受到法治的万千气象，触摸到法治的精气神。

　　3月8日下午，人民大会堂。外商投资法草案摆放在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面前。

　　翻开这份熟悉的草案，骞芳莉代表面露喜色。一个多月前，她对草案所提的几条修改意见，真真切切得到了体现。

　　对外商投资立法，骞芳莉有着特殊的感情和缘分。

　　大学毕业后，她被分配到地方旅游局，后被派往外资企业工作，再后来成为商务部外资司和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与外资企业打过多年交道的她当选全国人大代表后，于2013年将“外资三法”与公司法并轨的议案作为她提交的第一个议案。

　　前后组织了三场外资企业座谈会的她，谈及此，仿佛仍沉浸在当时讨论的热烈氛围里——

　　“在政策法律出台前希望政府与外资企业多沟通多交流”“对政策预期把握不准，下不了决心投资”“能不能进一步加大对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座谈会上，西门子、施耐德、丰田、微软等企业代表争相表达意见。

　　开座谈会、专题调研走访，倾听各方意见……外商投资法草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一审和二审过程中，也采取多种形式听取各界声音。去年的民法典各分编草案征求意见收到约44万条意见，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收到超过13万条意见。

　　党的主张、人民意愿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法律。

　　“到底修法是代表或者部门先提出来的，还是外资企业先提出来的？”不少人这样问骞芳莉。

　　“应该说，党和国家已经考虑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外资三法’到了一个需要修订的时间点，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去提这个议案。”骞芳莉的回答，正是这个时代给出的答案。

　　厉行法治，不止于立法，更在于法之必行。

　　3月12日，人民大会堂。当听到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宣布“‘基本解决执行难’这一阶段性目标如期实现”，山东团代表王士岭飞舞的笔头一顿，雪白的记录纸上留下一个浓重的印记。

　　年近古稀的王士岭记得，那是2017年秋天，他作为特邀监督员到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法院调研工作，惊喜地发现蒙阴法院为破解执行难，探索出一套第三方监督评价机制，让检察官、律师等第三方参与法院执行案件评审认定。

　　“案件得不到执行，判决成了‘白条’，损害当事人权益，破坏人民对法治的信仰。”王士岭明白，“执行难”成因复杂，要啃下这块硬骨头，离不开多方联手形成合力。蒙阴法院这么干，实际就是“综合治理执行难工作格局”的基层实践。

　　2018年3月，王士岭将蒙阴法院的探索写进建议，与14位代表联名提交给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这一建议很快被确定为重点督办建议，由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办理。

　　让法治成为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法律权威要靠人民维护”。

　　“常委会对大气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传染病防治法、防震减灾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统计法等6部法律的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今年3月8日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让国网冀北电力承德供电公司运检部变电运维室主管祁春风代表回忆起自己拿起监督利器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