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帅谈《地久天长》：没能搭建个小城有些遗憾（2）
拍摄《闯入者》期间，王小帅给演员说戏。图/受访者提供
回望
王小帅回到了贵州，回到拍摄《青红》时选用的那些场地。那是2012年，《我11》已经上映，与此同时，他开始筹备《闯入者》，后来还为这部影片加上了悬疑的元素。从决定拍摄“三线”题材到现在，又一个十年过去了，王小帅知道，那些场景肯定还在那里。甚至之前拍摄过的矿灯厂宿舍，依然有人在那里居住。他们叫出了王小帅的名字，而大部分的老建筑，已经人去楼空，变成一副空壳。
现在是由过去在时间和空间上叠加而成的，王小帅回忆说。“三线建设”已经成为历史，但它并不会就那样过去，在许多年后的日常生活中，仍然可能会找上门来。这些老人，经历了共和国至今的大部分历史，时代的刻度不断调整，在某一个节点，他们被抛下，可能就一直停在了那里。
演员李滨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地道的“胡同串子”，他在主演了《十七岁的单车》之后，走上了职业演员的道路，本来签约了公司，当时为了拍《青红》，推掉了戏份更多的电视剧片约。
他还清楚地记得当时去贵州的情形，拍戏之前，王小帅带他去贵阳的小河镇，找那些老工友聊天。在李滨的印象里，当地的老建筑特别像是小时候北京三环外的地方。大红砖露在外面，一看就感觉有二三十年的历史，砖的棱角都变圆了，“有点儿脏，但是又体现出浓浓的生活气息”。
当时剧组在一个附近的老商店拍戏，商店里的布局仍然像是六七十年代的样子，让李滨产生了一种穿越的错觉。
这曾是王小帅生活的现实，也是他长大的地方。因为“三线建设”，王小帅在不满一岁的时候就随父母离开了上海，和迁徙大军一起，来到偏远的贵州。“三线建设”是在中苏交恶的情况下出台的政策，为了预防战争，大批的沿海军工企业向西部和西南地区迁移，动员的人口规模在千万以上。王小帅的母亲在上海光学仪器厂工作，在政治热情的氛围中，和大家一样，响应国家的号召。父亲原本在上海戏剧学院教书，作为家属，也来到了贵州，后来调到省京剧团工作。
实际上，王小帅后来的迁徙就是伴随父亲的迁徙开始的。在那个政治的年代，搞戏剧是很痛苦的事情。王小帅的父亲对那些运动没有兴趣，也不太会社交，倒是喜欢收听美国之音。这些行为有些自我放逐的意味，却给王小帅打开了一个通道。他常常在夜深人静时起身，耳朵紧贴收音机，屁股翘得老高，捕捉遥远的异国之音。贵州的生活封闭，几乎被外界遗忘，王小帅却由此找到了连接世界的洞口。
在《我11》里，王小帅为父亲留了一个重要的位置。故事发生在70年代中期，也就是王小帅的小时候，王景春扮演的父亲带着11岁的主人公，到野外去写生，在晚上给主人公看印象派的画作，这都是王小帅的亲身经历。
父亲曾说过，在那样的年代，人常常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对于我们大部分人来说，命运就像是一条不知流向何方的河流，我们就是河床上的水，顺流而下，无法控制。”王小帅在自述里回忆道。
1979年，一个借调的电话打过来，王小帅一家离开了生活十三年的贵州，搬到了武汉。在城市上学的第一天，王小帅穿上了父亲的一件卡其布中山装，衣服并不合身，但至少很洋气。“上海人”的身份是王小帅的底牌，然而，在班里的同学眼里，他是从贵州来的“乡里娃”，王小帅的心理防线崩塌了。
两年后，王小帅考到了中央美院附中，借着去北京报到的机会，王小帅第一次回到了出生地上海。然而，意想中的激动并未降临，取而代之的是“一份深深的陌生感和失落感”。他不停地拍照留影，掩饰着作为外地人的窘迫模样。由此，身份认知的焦虑逐渐内化成某种心理机制，在后来的创作中不时显露。
直接相关的作品是《青红》，身处贵州的父一辈执迷于让子女回到上海，子一辈却希望挣脱家庭的束缚。到了《我11》，来支援建设的这些上海人聚在一起，通过沪剧和侬语温习他们的身份。而《闯入者》的时间线延伸到了现代，历史的阴影以记忆的形式找上门来。这三部作品构成了王小帅的“三线”三部曲。童年的这些私人经验成为了王小帅回望历史并反观现实的入口。
拍《我11》的时候，王小帅和美术师吕东重新取景，走了好几个地方，最终定在了重庆的一个机械厂。他后来在书里回忆，当时的环境已经是全然的“市场论成败”，电影的资金来源仍然非常有限，他自己承担了主要的部分。
还是在2012年，王小帅接受了别克轿车的邀请，和陆川等人一起，拍了十二星座主题的微电影。当然，他也拒绝了很多机会。微电影的故事背景转移到了现代都市。在其中一部名为《远方》的短片中，男主角在都市的密林中开着车，一个人自说自话。逃离是我的哲学，他说，言语间依然是王小帅作品的影子。
但与此同时，王小帅依旧会在公开场合显露出愤怒的一面。《闯入者》在2015年五一档上映的时候，被市场给了一记闷棍，排片只有1%，碾压它的是电影版的《何以笙箫默》。王小帅在微博上发表公开信，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这是一场“事先张扬的谋杀案”，即便在表达愤怒，他还是本能地引用了拉美作家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名字。
重建
拿到《地久天长》的剧本之后，吕东跟着王小帅开始勘景，选址，一步步地将北方工业城市和南方沿海渔村的空间确立起来。一个是黯然没落的故地，一个是“孤绝边远的异乡”，三十年的变迁就在这两个空间展开。
王小帅跟吕东等人一路向北，去了山西大同、河南洛阳开封、内蒙古包头、河北井陉以及大连。另一组人马径直南下，去了广西、广东、海南、福建，顺着沿海跑了几十个地方。北方城市最终确定了包头，内蒙古最大的工业城市，有50多年的工业历史。南方渔村定在了福建连江，此前参加拍摄电影《失孤》的时候，吕东就曾去过那里。
主场景的搭建地是在一个糖厂里头。开始筹备的时候，预算还很充足，王小帅和吕东计划着，搭出一整条街。在最初的设想中，刘耀军夫妇多年以后回到故地，楼对面的开阔空地盖起了“皇宫”洗浴城，甚至遮挡住了远处工厂的视线。这样的空间设想，让王小帅和吕东都很激动。
然而，预算很快出现了大幅度下跌，只好修改方案，放弃了更多呈现工厂、街区和宿舍区的变化视角。拍摄多集中在室内。不过，即使是这样，内景的搭设还是最大程度还原了80年代的样貌。糖厂的领导来到筒子楼一看，激动得不行，跟当年的那种感觉一模一样。进组之后，演员艾丽娅和徐程以为这是实景，不敢相信都是布置出来的。
在福建，剧组建造了两层的小楼，下面是刘耀军的修理铺，上面是这对夫妇的住处。房子的一砖一瓦都是实打实盖的，非常坚固。里面的各种设备都是从周围的村子里搜罗的，直接就可以营业。当地的一位修理铺主过来看，也觉得惊讶。
对于王小帅来说，福建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毕业之后，他在这里度过了苦闷的两年。“其实并不是不喜欢。年轻的时候，为了拍电影，去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这种(跟《地久天长》情节)暗合的体验还是有的。陌生感在一个年轻人的身上产生了一种恐慌和焦虑，没有经验，也不知道未来。”王小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空间让真实的记忆和虚构的角色发生共振，而时间给了很多事情一个答案。在拍摄和制作《地久天长》的时候，时间感也进入了电影的叙述方式。这次的摄影师来自韩国，跟李沧东合作过《诗》，明亮的质感给这部电影带来了一种“真实的幻觉”。剪辑师则来自泰国，和知名导演阿彼察邦多次合作过。
电影不断在过去与当下来回切换，而切换的节奏是和情感的节奏同步的，给观众的感觉是，过去从未离场，记忆一直都在。从时代的浪潮中脱离出来的角色们，在经历了地域和时间的流转之后，在影像中回到曾经的家园。
拍摄结束后，搭建的场地一般都要拆掉。渔村的部分拍完之后，当地村长连忙赶过来，表示不能拆，要保存下来，以后可以做个纪念。连江当地多暴雨。剧组离开后不久，台风就造访了拍摄所在的渔村。海浪刮过来，足足有六七层楼那么高，许多地方变成了一片汪洋。但那个房子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