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摆渡人”器官捐献协调员:“更好的活着”是对无名英雄最大的尊重

    未来网北京4月5日电(见习记者 王婷)“宝贝,感谢你选择我们作为你的爸爸妈妈,我们将你的器官捐献他人,希望以这种形式延续你的生命。”

    “我的孩子很可爱,很活泼,在成长过程中,受到过很多人的帮助,现在我将孩子器官捐献他人,回馈社会。”

    “我们知道这份失去亲人的痛苦,所以我们不愿再看到更多人遭遇同样的悲伤。”

    ……

    这是一些父母在为他们已经离开人世的孩子写的追悼信,这些孩子虽然已经离开了,但是因为他们将自己的器官捐献给了其他人,他们的生命还在继续。

    “部分捐献者在器官捐献成功后,其家属会来握着我的手跟我说一声‘谢谢’,感谢我让他们的家人以另一种形式重生。”王璐告诉记者,每当参加这些孩子的遗体告别会时,她看到更多的是家属的释然与感激。

    王璐是北京佑安医院医务处副处长,也是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

    “不是我在帮助他们,而是他们在一次次的净化我。”王璐在接受未来网记者采访中表示,正是因为这些捐献者家属的理解与支持,才使她一直坚守着做一名“生死”之间的摆渡人。

    截至2018年9月9日,我国公民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人数达614608人,实现捐献19380例,捐献器官54956个。

    图片为北京佑安医院医务处副处长、器官协调员王璐。 未来网记者 王婷 摄

    器官从捐献者转移至被捐献者 他们都在重获“第二次生命”

    2010年,佑安医院只有王璐一个人做器官捐献协调员的工作。那时候,她听到了很多质疑声:医生更愿意与死神搏斗,为患者提供“高精尖”医学服务,如果让他们去询问一个已经濒临“一无所有”的患者是否还可以再捐献出器官,他们会在这个时候感到自己十分卑微,渺小。

    所以最初同事听到王璐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都会觉得不可行,或者不愿意替她向患者们开这个口。

    “但是每当想到我努力一次,就可能拯救很多人,我只能前行。”王璐告诉记者,如今,随着器官捐献协调员的不断努力,器官捐献领域的观念得到提升。

    现在,王璐在给新晋医生护士做宣讲时,问道他们是否愿意捐献器官,换来的都是全场肯定的答案。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身边人感化了,王璐也更坚定了。

    曾经有一个孩子患有脑肿瘤,其父母主动电话联系王璐,表明想要捐赠孩子器官,但是这个孩子身体各项机能未能达到捐献指标。王璐在了解情况后,她还是决定亲自跑一趟面对面与这对父母解释,回应他们这份善意。

    走进病房后,王璐看到这个患有脑肿瘤的孩子躺在病床上,身上插满了输液管。

    “镇痛剂已经失效,孩子疼的厉害时就直接用头部撞墙,让人满是心疼。可是孩子只要意识有一点清醒的时候,就会立刻转过头来和爸爸妈妈说话,反过来安慰他们。”王璐在对记者回忆起这个懂事的孩子时,忍不住落泪,因为这份职业,她陪着太多捐献者体会着他们的痛苦。

    王璐表示,捐献者的家属虽然在那一刻非常难过,但是在捐献后,他们也了却了心愿,学会了接受现实,更好的生活。

    “很多被捐献者在重获新生后,对世间琐事豁达了许多,对生活充满了感恩。”王璐表示,当逝者捐出器官的一刻,无论对于捐献者还是被捐献者,都是“第二次生命”的开始。

    活着时不要留有遗憾 改变不了命运但可以改善命运

    佑安医院OPO(器官获取组织)协调员刘源接手的第一个患者是一个十五岁的少年,当时孩子父亲得知他的来意后,很排斥与他接触,但是后来看到刘源十分真诚,这位父亲便同意和他一起吃顿饭,饭桌上,这名父亲借着酒劲,将所有委屈、无奈、不舍都吐露了出来,两个同为人父的男人在饭桌上流下了泪水。

    基于这名父亲对刘源的信任,他将孩子全盘交给了刘源。最终,这个15岁少年通过器官捐献共救了6个人。

    刘源表示,也是从那一刻起,他领会到了链接生命之源的器官协调员工作的意义。

    在刘源看来,生死见多了,就会感到生命很“重”,同时也很“轻”。

    “重”是因为个体生命已经不仅仅要对个人负责,背后可能还承载着一个家庭甚至几个家庭的情感纽带。“轻”是因为如果将生命放在大自然中,它又显得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