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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俊慧 校对/陈莉
“虽心有不甘，又无心恋战。”
这恐怕是对阿里巴巴现在应对美国两起集体诉讼心态的最佳写照。
日前，就阿里巴巴上市之初在美国纽约南区法院遭遇的一起“集体诉讼”，阿里巴巴选择支付2.5亿美元作为和解条件，阿里巴巴回应称，双方已经对该诉讼达成一致，此诉讼所依据案例，跟阿里巴巴信息披露准确度和管理透明度毫无关系。
阿里巴巴还表示，在事实已经明确的情况下，再为一份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会议纪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毫无意义。这样的漫长诉讼既无益于保障股东的利益，也无助于阿里巴巴专注为社会创造更多价值。
事实上，早在2018年12月底，因同样原因而在加利福尼亚州法院遭遇的另外一起“集体诉讼”，阿里巴巴也选择了和解，当时的和解金额为7500万美元。
那么，这两起“集体诉讼”的起因是什么，中间又经历了那些变故，阿里巴巴缘何最终都选择和解结案？
遭遇集体诉讼：阿里巴巴先后在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被起诉
回顾阿里巴巴五年前美国上市之路，用“一波三折”或“出师不利”或许比较恰当。
“到底选香港，还是选美国？”
可以说，阿里巴巴在上市地点选择上就引发不少争论，尤其是阿里巴巴特殊的管理架构设计，因为与港交所规则不一致，最终选择美国上市。
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顺利挂牌上市。
就在很多人以为阿里巴巴的“好日子”要来了的时候，危险也悄然逼近。
上市刚满三个月，阿里巴巴就在美国遭遇了两起集体诉讼，而且都与同一事项相关，这个经历也算是常见问题中的罕见现象。
2015年1月31日，阿里巴巴以及高管团队马云、蔡崇信、陆兆禧和武卫四人遭遇集体诉讼，被Christine Asia公司和威廉姆·泰（William Tai）诉至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
2015年10月，以Gary Buelow为代表的原告方将阿里巴巴诉至加利福尼亚州法院。
事实上，虽然这两起诉讼分别发生在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但是，这两起案件或纠纷都指向了同一事实或行为，即：阿里巴巴上市前夕的一次行政指导工作。
当时的背景是，2015年1月28日，原国家工商总局在官网刊登了题为《关于对阿里巴巴集团进行行政指导工作情况的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的文章。
诉讼争议焦点：不具有处罚内容的行政指导会议是否需要披露
《白皮书》一文显示，2014年7月16日，原国家工商总局网监司行政指导工作小组联合浙江省工商局、杭州市工商局（市场监管局）在浙江省工商局召开了行政指导座谈会，阿里巴巴集团主要负责人员及核心部门管理团队与会，接受行政指导。为了不影响阿里巴巴上市前的工作进展，该座谈会以内部封闭的形式进行。
对于该次行政指导座谈会，由于属于内部性质的会议，当时并无相关媒体报道，而阿里巴巴在当初的上市招股说明书也未对其予披露。
2015年1月底，当该次会议被以《白皮书》形式公开后，在美股市场引发了广泛关注。
比如，在纽约集体诉讼一案中，原告诉称，阿里巴巴及其高管违反了美国1934年颁布的证券交易法案，对重要事实做不实陈述，或省略重要事实，使得在当时情况下产生误导。
具体是指公司没有向公众披露2014年7月和工商总局之间的会晤，没有公布官方对阿里巴巴诸多可疑——甚至非法——的商业实践引起的注意。
而在加利福尼亚州集体诉讼一案中，原告也诉称，阿里巴巴应该在IPO招股说明书中披露2014年7月与原国家工商总局及国内若干区域性地方监管机构的会面。
2015年1月30日，原国家工商总局发言人正式表态，2015年1月28日工商总局网监司发布的“白皮书”文章并非白皮书，实质是行政指导座谈会会议记录，不具有法律效力。
随后，相关文章也从原工商总局官网予以下线。
虽然相关监管部门对会议性质和《白皮书》一文予以了及时澄清，但是，在美国提起诉讼的原告并未就此善罢甘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