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门葡京会
马蒂是一个典型的芬兰人，他低调内敛，喜欢安静，重视私人空间。他尽量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尊重他人的空间，不用无聊的闲扯烦扰别人。但有的时候，却事与愿违……
这是芬兰平面设计师卡罗利娜·科尔霍宁《芬兰人的噩梦：另类芬兰社交指南》一书的开篇。在这本书里，卡罗利娜以简笔画配以少量文字的形式，生动呈现了芬兰人日常生活社交场景的细节。芬兰人的噩梦包括正准备出门却看见邻居在走廊里，或是电梯里只有自己和一个陌生人。网上广为流传的一张图描绘的是芬兰人等公共汽车的画面，他们彼此之间保持着大概一米的距离。这些小画最初发布在Facebook上，在网络上获得了超高人气，并被各国网友称为“社恐”指南，不少人也由此自称为“精芬”（精神上的芬兰人）。
芬兰人的噩梦之一
这些诙谐的小漫画在网络上得到的热烈回应超出了卡罗利娜的预期，同时也促使她思考，她所描绘的日常生活中的微小窘境究竟是独属于芬兰人的“噩梦”，还是一种全球化现象。在名为“芬兰人的噩梦”的网站上，她写到：“你不能将一种行为或者人格特质指派给一个国家或者一个群体。比如说只有芬兰人是内向的，或者只有英国人爱喝茶。既然如此，为何不将这些漫画命名为‘全球内向者的噩梦’呢？”她认为《芬兰人的噩梦》的主角马蒂是一种全球性的存在，与不可否认，马蒂这种类型的人在芬兰也是很常见的。
如果人人皆马蒂、“精芬”到处有的话，或许我们是时候严肃谈论一下“社恐”这件事了。从何时起，社交开始成为了一种负担？“害羞”是在何种背景下被病理化的？当社交恐惧症成为一种互联网语素，它又是如何引发了一种小众的狂欢、在人群中形成一种紧密的虚拟联结的？
01
公司制之下的办公室：
当社交成为一种负担
“工作时间的缩短给工人阶级的生活带来了更多的影响，而对于中产阶级而言，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管理者和专业人士仍然花费大量时间在工作上，美国巨大的生产率并没有帮助人们提前回家，而是拉长了他们的午饭时间、咖啡间歇和会议时间，使他们将更多精力投入到各种工作和娱乐融为一体的活动之中。同样地，人们就算待在办公室里，也花费着更多的时间进行社交：交换办公室八卦（‘开会’），好心拜访（‘检查’），跟销售人员聊天、同秘书调调情（‘士气’）。”
这是美国社会学家大卫·理斯曼《孤独的人群》一书中的一段，这本书探讨了二十世纪中叶美国人社会性格的形成和演变。在这里，他揭示出了一个正在转型的美国社会，以及当时的公司制所生产出的既孤独又集体化的个体。“办公室社交”成为了这一时期办公室雇员的典型特征。
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曾在1974年发表的小说《出事了》中，塑造了一个典型的因办公室社交而精神紧张的雇员形象。小说叙述者鲍勃·斯洛克姆是一位在外相当健谈、私下却精神高度紧张的中层经理。在他工作的保险部门，他与秘书们相处愉快，也深受同事喜爱，可他却持续活在一种轻微的紧张感之中。这种轻微的紧张感便是办公室社交的后果之一。当休闲与工作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或者说当休闲也成为工作的一部分，人们被迫密切关注他人的需求和评价，丝毫不能懈怠。
这种新生的社交型办公室将经理和高管带离了家庭，工作逐渐取代了家庭生活。一方面，家庭生活受到高度挤压；另一方面，大公司也想尽办法，试图将员工的家庭生活纳入公司的管理范畴。举例来说，在当时，像IBM这样的大公司对于男性员工的家庭生活总是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关注。当总裁托马斯·J·沃特森提到“IBM家庭”时，他暗指的是IBM公司雇佣的不仅仅是工程师一人，还有他的妻子和孩子。公司在招聘员工时，经常会对潜在雇员的妻子进行筛选，有时甚至强烈建议应聘者携妻子前来面试。根据《财富》杂志1951年的一项调查，当时一半的公司都对应聘者的妻子进行筛选，某大公司约有20%的候选人因为他们的妻子而没被选中。根据一位公司高管透露，对管理人员来说，挑战和责任在于培养员工妻子的态度，使其具备建设性，并负责好一切后勤工作，这样一来丈夫就可以全身心投入工作，免除一切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