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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隐私法遵循同样的逻辑。例如，2000年的《信息技术法》、2008年的该法修正案以及2011年的规则，将生物特征数据定义为“只有在征得同意的情况下才能共享的敏感数据”。换句话说，个人对其生物特征数据的安全性负有责任。但“同意”本身的定义如此模糊，几乎没有实际价值。在中国，隐私权被定义为宪法中的一项基本权利。2000年，通过了一些保护互联网信息安全和隐私的法规。但是政府近年来加强了对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控制，要求他们记录用户的电话号码，并保持记录2个月。2012年，一些社交媒体平台要求用户提供实名注册。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实施，要求所有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在与用户签订合同时征集用户个人信息。

与数字隐私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对政府与科技公司勾结进行大规模监控的担忧。2013年，美国情报人员斯诺登披露，美国政府在其他政府和科技公司的帮助下运行着全球监控项目，这些公司包括苹果、脸书、谷歌、微软、Skype、雅虎和YouTube。

Safire认为，人们限制了他们在互联网上交换信息的范围，担心他们的在线活动可能会被记录和存储，并有可能被政府机构获取，以便随后进行审查。最近，Stoycheff表示，斯诺登的爆料让公民们对不断受到监视深感忧虑，并对在线公共话语的质量产生了“寒蝉效应”。在中国和印度，关于监测的研究集中于公共卫生问题，如艾滋病毒、出生缺陷和H1N1。

印度和中国的大数据项目

印度的Aadhaar

印度政府独特的身份识别(UID)项目，称为Aadhaar(印地语中的“基础”)，向每个居民发放一个12位数的数字，这个数字是在记录他们的人口统计数据以及指纹和虹膜扫描等生物特征数据后生成的。该项目于2009年开始实施，2010年印度唯一的身份识别机构(UIDAI)开始为Aadhaar登记居民。媒体报道称，截至2017年底，近99%的居民已经登记。政府称其为“社会和普惠金融、公共部门交付改革管理财政预算、增加便利性和促进以人为中心的无障碍治理的战略政策工具”。

该项目的官方目标是通过消除中间人，让人们，尤其是穷人直接获得一系列福利计划，从而遏制福利向公众转移过程中的腐败。但是，尽管声称Aadhaar是自愿参与的，印度政府还是强制要求公民获得各种社会和金融服务，比如维护银行账户和保险单，甚至缴纳税款。然而即使到了2017年，也几乎没有任何立法措施来保护政府和为其工作的科技公司收集的数据。

该项目引发了人们对侵犯隐私和大规模监控的担忧。在Aadhaar项目启动后不久，印度情报官员表示，该项目的目的是清除该国境内的非法移民——这也是为什么要求居民而不仅仅是公民注册Aadhaar项目的原因——而声称Aadhaar将帮助提供福利计划只是一个诡计。安全官员曾试图利用Aadhaar数据库寻找“罪犯”，但被法院阻止了。在Aadhaar下收集到的数据也有泄露和公开的例子。然而，普通民众大多不知道Aadhaar对他们的隐私构成的危险，以及它作为监视工具的潜力。

中国社会信用体系

在中国社会信用体系下，政府建议根据每个公民的日常社会和经济活动，对其进行社会信用评分，以此代表其“可信度”。这个想法在21世纪初开始在官方和非官方的圈子里讨论，并提出了规划大纲草案。2014年发布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指出，《规划纲要》将重点推进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司法公信四大领域建设，目标是“提高全社会的诚信意识和信用水平”。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将跟踪和评估你在商店和网上购买的东西，你在任何时候所处的位置，你的朋友是谁，你如何与他们互动，你花多少时间看内容或玩电子游戏，以及你付(或不付)哪些账单和税。

从本质上讲，社会信用体系将允许中国政府和与其合作的技术公司监控每个公民所采取的每项社会、经济和政治行动，以及他们的大部分私人活动。这一提议源于自上世纪80年代转向市场经济以来，中国社会普遍缺乏社会和经济信任。除此之外，它还阻止个人和小企业从银行获得贷款。但“中国政府宁愿把精力投入到技术修复上，而不是促进传统道德的有机回归，以减少不信任的鸿沟”。这一想法也引起了数据保护和隐私倡导者的愤怒，他们称之为“实施监视和控制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