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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2011年是个例外，从2012到2016年，“商业利益”和“农村福利”一度成为最大的主题，其次是行政流程。然而，自2014年以来，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主题市场监管也变得相当庞大。本课题包括“互联网”、“电子商务”、“信息安全”、“知识产权”、“诚信教育”、“揭露”、“价格”等关键词。它反映了媒体对一些问题的报道，比如如何识别虚假网上交易，加强网上产品质量检查，检查虚假广告和不准确的网上产品描述，以及加强公民和企业主的诚信教育，以建立商业诚信。这个主题在2014年6月《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发布之后很快占据了主导地位。这一年也是阿里巴巴集团（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及科技企业）在线上销售额和利润超过美国几大零售商，包括沃尔玛、亚马逊和eBay，并在纽交所正式挂牌上市。这些事件让媒体对社会信用体系的报导主要集中在构建诚信品德和交易守信，鼓励中国电子商务和网上金融的发展。例如，有篇文章援引了阿里巴巴CEO马云的话，“我一直认为诚信会转化为金钱，而这也是我们可能拥有的最大财富。10年前，没人敢在网上买东西，但现在完全不同了，我们可以彼此之间相互信任。信用，因此，就是生产力。”

讨论

将印度Aadhaar和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新闻报道进行比较，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也有一些不同之处。最大的不同是印度并没有任何一个主题能像中国的“商业利益”和“农村福利”一样占据这么多媒体报道。另外，印度媒体对透过Aadhaar项目采集生物数据的细节更为关心，尤其是在早些时候；中国媒体则更多关注着中国构建信贷为导向的经济体系所需要作的系统准备。当然这些差异都是可以想见的。毕竟，这两个大数据项目在范围和特性上有所差别，而且两国媒体和政治体系也南辕北辙。印度是一个议会民主制国家，拥有各种各样的独立新闻机构和出版物。相比之下，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新闻媒体大多受到掌控或自我审查。因此，媒体报导的相似性会高得让人有些惊讶，这从理论上和实际研究上都非常明显。

事件驱动是两国媒体报道领域的共同特点，这一特点所导致的问题不在于哪些事件被成功报道，而在于哪些事件被有意忽视。在印度，媒体报道始于政府推出Aadhaar的决定，但这些年来，媒体对于印度国内健全立法体系的缺失始终避而不谈，尽管健全的立法体系是清晰界定Aadhaar目标与局限性的关键所在。近年来，印度政府零敲碎打地发布涉及Aadhaar施行方式与作用范围的政令，以保证项目得以继续推进。这些被新闻工作者们称作“新闻电头（即新闻线索）”的事件统统被媒体报道，但印度立法者在为Aadhaar构建法律基础方面毫无建树的事实，却由于缺乏新闻题材而被新闻工作者们选择性地无视，尽管这一问题极为关键并值得注意。这一事例鲜明地反映出以事件驱动为核心的媒体实践体系的缺陷所在。在中国，当社会信用体系的概念从各类官方与非官方群体中浮出水面时，媒体报道就已经广泛开展，媒体的关注点主要集中于行政与金融机构如何为社会信用体系项目积极造势。中国的媒体报道同样以事件为导向：当被称为“社会司法体系”的制度体系于2011年问世，并且被认为是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石时，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根基曾短暂地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然而在一年后，这一话题因失去事件驱动而迅速边缘化。

第二，印度和中国媒体有意忽视与事件无关的重要话题，却将那些不与Aadhaar或是社会信用体系直接关联的国内或国际重大事件视为他们新闻传播轨道中的关键节点。在中国，美国次贷危机一度成为与美国相关的样板话题，在2007至2008年有关社会信用体系的媒体报道中被大量引用；同样地，阿里巴巴海外上市所引发的对“市场监管”的思考成为了2014年的有关社会信用体系的热门话题。在印度，预期将于2013年推出的“直接利益转移计划”(DBT计划)成功引发了媒体在2012年对于食物补贴与转移支付等问题的关注，促使“公共福利”成为了当年最为热门的话题；而在2014年，全国大选的举行促使与Aadhaar相关的隐私权保障问题被媒体搬上议题，旋即使政治隐私权成为了热门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