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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Durham曾指出，实证主义是新闻思想中构成新闻框架的基础。他对新闻框架构造的定义为：归集整合微小的事件并使之成为新的叙事的机制。由这一角度看来，新闻框架将互不相关的事件联结，使之形成社会叙事，并赋予新闻工作者自由解读新闻事件的权力。印度和中国媒体对于非事件话题的忽视，以及将互不相关的国内外热点事件整合纳入与Aadhaar或是社会信用体系相关的新闻框架的行为，鲜明地反映了这一趋势。中国新闻工作者借由美国次贷危机的发生这一话题，论述构建以信用为基础的社会体系的必要性，然而次贷危机的发生恰恰揭示了此类社会体系的脆弱，这可能就是媒体错误解读新闻事件的结果。

这一现象恰恰指出了另一个在Aadhaar与社会信用体系构建过程中起到奠基作用的思想体系：新自由主义。中印两国新闻媒体大量报道此类数据归集计划所能创造的商业利益，并以此来论证它们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前述研究已经提到了印度媒体对于“良性资本主义”的信仰和中国媒体“以社会主义之名行资本主义之实”的倾向。我们的分析结论表明，新自由主义思想体系同样会为大数据工程的构建提供助力，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下，促进企业利润最大化是经济建设的首要目标，而公共福利至多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附带结果。

很明显，在中印两国的相关新闻报道中，隐私权问题和公众受监视问题几乎并未被提及。但不容忽视的是，Aadhaar与社会信用体系都具有将公民日常生活交由政府及与之合作的私人技术服务商管控的潜在风险。然而在印度，隐私权问题仅仅在2015年成为新闻报道中的重要话题之一，并且这些新闻报道通常仅仅流于表面，片面地关注那些稀松平常的隐私权诉讼案件法庭审理过程，却忽视了诉讼当事人所指出的对于自身隐私权受到侵犯的担忧，尽管后者显然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同样的情况也发生于全国大选举行时。而在中国，隐私权问题从未引起过公众的重视，新闻媒体也鲜有报道。以上种种现象表明，对于那些严重依赖新闻媒体获取信息的中印两国普通民众而言，大数据显然是相对陌生的知识领域，他们并未清晰地认识到，这些全国倡导的大数据工程将会对他们的个人生活造成损害，使他们最终生活在政府和企业的控制之下。

那些所谓“个人选择自由”，即个人在与政府运营的大数据工程和科技公司博弈的过程中，自主掌握个人隐私权的诉求，很可能只是镜花水月。当新闻媒体作为塑造公众对于数据与技术认知的关键中介机构，在制度与思想上同通过大数据工程、技术服务等手段牟利的政府和企业高度保持一致时，个人选择在现实环境面前不过是痴心妄想。同样地，那些将人类视为“隐私实用主义者”，即在面临抉择时将会对失去隐私权之弊与享受数字技术和参与数据项目之利进行权衡，并做出最符合个人利益选择的构想，显然过于简单化。我们的研究表明，这一“实用主义”与“个人主义”的实质并不吻合，并且也不存在于政治和伦理真空中。这是由于这一“实用主义”理论是在一个推崇技术应用和大数据工程，却有意隐瞒大数据体系对于公民隐私权和免遭监管自由造成损害的社会结构中产生的，换言之，这一理论是被人为创造的。如果不能基于这一认知，我们就不会对绝大部分公民自由“选择”加入大数据工程感到讶异。

我们的研究揭示了新自由主义政府、企业和新闻媒体如何共同作用，使得颇具掠夺性的大数据工程得以在这些发展中国家展开，而这些国家的公民完全无法阻止此类项目的运作，甚至无法认识到制止此类项目的必要性。这一关系恰好对应了Lukes（英国政治学家、社会理论学家）所说的“权力的三张面孔”，它的存在迫使民众接受他们在业已建立的社会秩序中的角色，同时抹杀一切抵抗的可能。这一社会构架在新闻报道的语义结构中得到反映并被不断强化，具体表现为在有关大数据工程的新闻报道中，媒体不断向民众灌输他们能够从此类项目中得到的利益，进而按照他们期望的方向塑造民众的认知。

我们的研究蕴含着广泛的社会与政策含义，当我们试图改变当前的社会结构关系，促使公众监视和隐私权侵犯不再被视为正常现象时，由上及下与由下及上的努力都是极为必要的，而这些努力势必会对政治、经济乃至每一个国家的文化特质造成影响。首先，数据保护与数字权利积极分子应认识到唤起民众个人隐私保护意识的重要性以及大数据工程为何会对个人隐私造成侵害。实际上，他们应该认识到自己正承担着数据中间人的角色，通过积极的努力，唤醒民众对于数据实践的公共认知，从而使民众不再盲目依赖于新闻媒体所提供的信息。只有这样，民众才会有能力做出具有意义的自主选择。这类行动主义在印度要相对易于操作，而在中国，政府对于民间发起的，使数字技术以公共服务为导向的运动颇为抵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