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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对于数据隐私认知深刻的法律制定者应积极行动起来，挑战有关“个人可以自主决定是否保留隐私权”的常识性认知。隐私权应被视为人类与生俱来的、不可割舍的权力，而不是一件可以用来交易的商品，数据服务和生活便利不应通过牺牲隐私权换取。此外，那些提供此类服务的政府和企业应对侵犯隐私权的行为承担责任。这将是改变政府和企业错误认知的第一步，任何机构都不应将数据和技术服务视为强化公众监视和社会控制的工具。

这一研究对于新闻媒体担当数据中间人这一角色时的失当行为提出了批评，指出了制度与思想上的紧密关联如何使得新闻媒体在榨取公民个人数据方面同政府和企业沆瀣一气。同时，我们很清楚新闻框架的拟定是一项多方参与的社会进程。因此，本文的第三个观点是，新闻媒体作为数据中间人，同样可以在捍卫数据隐私权的由上及下或是由下及上的努力中发挥盟友作用。然而，这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具有远见的法律制定者和民间社团应与新闻工作者和新闻机构展开具有实质成果的接触，例如，创造可以成为隐私权类新闻报道中新闻线索的事件，或是为与大数据工程相关的文章积极提供信息。

我们所开展的研究的一大优势，在于它的时间与空间范围极为广阔，但这同时也是它的弱点所在。我们的研究设计在使我们成功发现两个媒体和政治制度迥异的国家在大数据工程方面具有类似的媒体报道的同时，也阻碍了我们继续深入探究某一特定时刻或是特定主题。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将会探寻已有研究中出现的更为有趣的研究主题或是时间阶段，并对细节进行更深入的挖掘。例如，在2014年的印度媒体报道中，隐私权与政治的结合值得获得更深入的关注，中国媒体借用2008次贷危机来解读社会信用体系的事件同样值得深入剖析。此外，南南阵营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正积极推动国家数据与数字化工程，我们希望在未来的研究中，通过在新的背景下测试结论相关性来扩大研究范围。

文章来源：源点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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