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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社会学
以“中国问题”与“人生问题”为线索
闻翔| 文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
本文刊于《江海学刊》2019年第2期，由“江海学刊”公号发于网络，感谢授权转载。
目录
引言：作为现代中国社会学“同路人”的梁漱溟
“中国问题”
（一）梁漱溟与陶孟和
（二）梁漱溟与杨开道
“人生问题”
（一）梁漱溟与潘光旦
（二）梁漱溟与费孝通
余论
梁漱溟（1893.10.18-1988.6.23）
引言：作为现代中国社会
学“同路人”的梁漱溟
作为20世纪中国最特立独行的知识分子之一，梁漱溟长久以来一直吸引着人们的研究兴趣。以往研究大多从思想史的进路入手。①近些年来，亦开始有学者从社会学的视野来理解其著述与学行，尤其聚焦于其乡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例如，熊春文指出梁漱溟“以理性复兴中国、以学校组织社会”的乡村建设及乡村教育思想体现了“十足的社会学思维”；吴飞则揭示了梁漱溟所念兹在兹的“新礼俗”本身即一种新的社会组织构造，其乡村建设正是要通过对乡约传统的现代化改造来重建基层社会。②此外，也有学者对梁漱溟与费孝通的乡村建设理路进行过比较。③但是，到目前为止，既有研究主要还局限于相对狭隘的乡建议题，还没有人就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社会学之间的渊源与关联进行较系统的考察与梳理，这正是本文的旨趣所在。
梁漱溟一生在革命者、思想家、乡村建设倡导者、民主党派领袖的身份之间不断变换，但是，他却从未将自己视为社会学家。事实上，他的治学特点即不以学科自限畛域，而是始终从问题出发，他明确将自己定位为“问题中人”，而非“学问中人”。④但是，恰恰是这种问题感，使得他与社会学有着相当的亲近之处。1933年2月，梁漱溟在《大公报》发表《请大家研究社会问题》一文，感慨时人（包括张君励、丁文江、胡适之等堪为一时之选的学者）“虽有学问能出头说话”，但是“对社会问题亦欠研究”⑤：他们“都在提出一种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或中国政治的出路。在这些方案或出路中，无在不现露其为一种主观的要求、愿望、梦想”⑥，而“全不见他们如何观察事实，了解社会的变迁，从客观上得到解决问题的线索”。梁漱溟由此感叹：“照这样什么社会学，社会史都不用研究了！”⑦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显然是将自己所做的工作视为类似社会学或社会史的努力的。
梁漱溟特别强调对中国社会的性质与结构要有一个总体性的理解。⑧因为中国的社会问题“非复普通一般国家的社会问题”，“一般国家不过是在根本秩序下有些零碎问题（如失业问题等）”⑨，但中国的社会问题却是总体性的，因为“社会已崩溃到最后，问题已经问到根本，不能再从各方面分门别类来看。各专门家倒解决不了他们的问题；惟有超出这些分别，而当他是一个囫囵整个问题，从历史的转变而测其前途才可以”⑩。因此，梁漱溟强调，“问题的解决都落到社会自身”［11］，“要认识中国问题，即必得明白中国社会在近百年所引起之变化及其内外形势”［12］。正是这种对“中国社会”的总体性问题意识，使得梁漱溟的思考与实践在沿着其自身的内在逻辑向前行进的同时，又与现代中国社会学的诸多脉络与面向关联起来，相互映照，交相攻错，形成了或明或暗的对话。纵观梁漱溟一生的著述，同时代社会学人的作品往往是其援引或参照的重要资源［13］。梁漱溟的治学特点是“以我为主”，自成一体的。［14］就此而言，他对同时代社会学人的重视，无疑成为一个耐人寻味的例外。而另一方面，在现代中国社会学的一些重要领域和重要议题上，都可以看到梁漱溟的影子，即便只是一个若隐若现的倒影。［15］在这个意义上，梁漱溟始终是现代中国社会学的“同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