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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的经济政策安排
从2016年之后，中国经济政策安排是具有系统性的，其中的一次转折因2018年中美贸易战而起。
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之前，中国的政策取向更多是解决结构性问题，重点是解决2009年至2015年积累的宏观杠杆率、房价、地方政府债务和产能过剩等问题。采取的方式是：（1）对产能过剩行业进行限产，比如煤炭276工作日政策，钢铁采暖季限产政策，修复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资产负债表；（2）房住不炒，一线城市二套房高首付，部分城市商品房限售等；（3）地方政府债务进行置换，以利率较低的地方政府债券和专项债替代非标债务和银行贷款；（4）通过中央政府和居民部门适当的加杠杆，降低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结构性的去杠杆；（5）在新动能的培育上，比较重视新能源汽车，提供大量的补贴，通过政府主导的方式培育芯片、5G、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主导，国企为主的取向非常明显。
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之后，特别是中兴通讯被制裁之后，中国经济面临经济下行压力过大、股权质押爆仓、民营企业长期信心缺乏等众多风险。2018年10月之后，中国的经济政策从结构性政策调整为危机应对性政策，包括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中国央行提出三支箭、宏观去杠杆转变为阶段性的加杠杆（体现为2019年一季度社融和信贷的大幅超预期）。
在2019年一季度中国经济数据超预期之后，4月19日政治局会议再次调整了中国的经济政策，把以危机应对性的政策为主，转变为以长期地提高潜在经济增速的政策为主，主要包括：（1）强调金融供给侧改革，推出科创板，并实行注册制，让高科技企业的融资需求与金融供给相匹配，因为信贷融资与科技创新的高风险高收益特征不匹配；改革金融机构，让金融供给更好满足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融资；（2）推进国有企业经营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的员工实现员工持股，对国企高管实行股权激励，解决国有企业的激励不足问题；（3）减税降费，简政放权，在分配制度上，把更多产出分配给企业，压缩政府的开支，以让企业有更多资金用于研发；（4）以就业为底线，坚持房住不炒，把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限于经济的稳定运行，而非经济的强劲持续反弹；（5）在对美国的态度上，选择忍让，战略西移，与欧洲中的意大利、希腊加强合作，以港口等基建投资为突破点，更多的精力放在一带一路上。
总体上，可以把当前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归结为两点：（1）以就业为底线，通过逆周期的宏观经济总量政策把经济稳定在能够接受的范围内；（2）通过国企改革、减税降费、金融改革等结构性改革，培育股权融资与科技创新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升中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