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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很多学者一方面坦言自己未研究过宣城文化,另一方面凭直觉认为宁国府与徽州府相邻,宁国府文化受徽州府影响或幅射。他们忽视或无视徽州府一府六县间文化两极分化的巨大反差,扩大了徽文化的对外幅射和影响力,这点在徽文化与宣文化两者之表现最为突出。仍以江庆柏《清朝进士题名录》(中华书局2007版)记载进士为例,有清一代,徽州府文进士245名,其中歙县115名、休宁60名、婺源39名、绩溪15名、黟县9名、祁门7名。歙县的文进士是祁门16.4倍、黟县12.8倍、绩溪7.7倍、婺源2.95倍、休宁1.9倍。宁国府文进士165名,其中泾县62名、宣城35名、旌德32名、太平17名、南陵12名、宁国7名。《清史稿》徽州府列传人物51人,其中歙县29人、休宁12人、婺源5人、黟县3人、绩溪2人、祁门无;宁国府列传19人,其中泾县9人、宣城5人、旌德4人、南陵1人、宁国无。宁国府旌德县与徽州府绩溪县紧密相邻,今人多认为旌德文化深受绩溪文化幅射与影响,但是,清代旌德的文进士和列传人物均是绩溪的2倍,数字最有说服力。
4.宣城的历史典籍、物质和非物质遗产没有徽州的集中和表诸形体,也没有机构从事宣城文化原始资料的挖掘、整理等基础性工作,更没有研究成果供引用,因此,渐渐被今人淡忘,甚至可说以是误解。从这种意义上,宣城文化是块没有开发的处女地,只许稍加用力便可取得成绩。徽文化已被人们反反复复耕耘多年,边边拐拐都被开发利用了,很难再取得新的研究成果。
总之,研究徽州不能不研究宣城,在一定意义上,如果抛开宣城文化,徽州文化将难以进行系统、透彻和全面的研究与剖析。随着时间的推移,今人附加在徽文化的虚荣将褪却,徽文化将恢复其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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