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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不久，五四学生运动爆发，这场学生运动最终使白话文运动成为主流，新派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不过，在这场胜利前后，陈独秀因为旧派的攻击离开了北大，并将他主编的《新青年》带到了上海。

胡适对这件事一直耿耿于怀。在他看来，陈独秀离开北大，使留在北京的新派知识分子失去了最重要的思想阵地《新青年》，并导致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新派之间的分歧

1919年初，不仅新旧两派之间的思想冲突尖锐化，在新派内部，也有了分歧。这里的新派，指的就是《新青年》同仁内部之间的分歧。具体而言，指的就是胡适与陈独秀、钱玄同在一些议题上的分歧。

胡适与陈独秀的分歧主要体现在“谈不谈政治”这一问题上。1917年胡适回国时，恰逢国内张勋复辟，深受刺激的胡适立誓“二十年不谈政治”，希望从思想文化方面为新中国打下一个非政治的文化基础。胡适与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初期曾达成共识。到了1918年年底，一向关注政治的陈独秀忍不住要谈政治了。两人妥协的结果就是1918年12月《每周评论》的创办。一方面，胡适等人可以在《新青年》杂志上继续新文化运动；另一方面，陈独秀也可以在《每周评论》谈政治。《每周评论》创办初期，陈独秀多次向胡适约稿。胡适发表在这份刊物上的文字，大多都是翻译外国文学家的作品。陈独秀对此行径不以为然。

胡适与钱玄同的分歧，主要体现在对待论敌的态度方面。胡适认为应该让论敌畅所欲言；不赞同的地方写文章反驳，进一步商讨。钱玄同则是不理睬，痛骂之。胡适对待论敌的姿态，让钱玄同很不满意。

钱玄同与陈独秀是留日派，胡适与陶孟和是英美派。《新青年》内部留日派与英美派的分歧，可能很大程度上源于所受教育的不同，这也是导致《新青年》同仁分裂的重要诱因。

胡适与《新潮》

《新青年》内部同仁的分歧，胡适作为当事人之一，再清楚不过。因此，当1918年年底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俞平伯等人计划创办一份刊物并请他做顾问时，胡适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并建议将刊物的名称定为《新潮》。《新潮》的英文名是The Renaissance，指的是文艺复兴。胡适在论断五四新文化运动时，都指出这是一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

《新潮》杂志于1919年1月正式出版发行，成为当时推动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可以说，《新潮》杂志最能体现胡适对新文化运动的具体设计。因此，晚年胡适在回顾这一时期的活动时说：

这封《新潮》月刊表现得甚为特出，编写俱佳。互比之下，我们教授们所办的《新青年》的编排和内容，实在相形见绌。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胡适明确将这场文化运动定义为新潮，并于1919年12月发表了鸿文《新思潮的意义》。他给这场文化运动设置了路线图：“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重铸文明。”

以傅斯年、顾颉刚、俞平伯等人为代表的《新潮》杂志的北大学生们，可谓胡适这一主张的忠实实践者。这一时期，《新潮》杂志提出了妇女解放问题、贞节问题、女子求学问题、青年读书问题等等，都是对胡适呼吁“研究问题”的响应。此后俞平伯研究《红楼梦》，乃是对胡适《红楼梦考证》的深化；顾颉刚的“古史辨”，乃是直接受胡适疑古思潮的启发；傅斯年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学术实践，也都是对胡适呼吁“整理国故”的响应。

更耐人寻味的是，《新潮》杂志社的核心成员，在五四学生运动中都是领导者。其中最知名的两位，莫过于傅斯年与罗家伦。按照预先设计的示威游行的路线图，他们是要向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提交意见书，并希望美国总统威尔逊来为中国主持公道的。这里涉及当时知识界天真的理想主义情怀。伴随着巴黎和会的召开，坏消息纷至沓来，这种大期望一下子变成大失望。巨大的心理落差是导致五四运动爆发的心理诱因。经历过五四运动后，胡适就多次说过“不存大希望，就没有大失望”的言论。

“火烧赵家楼”并不在傅斯年、罗家伦等人的既定计划之内。后来的罗家伦意识到仅仅靠标语口号是不能救国的。救国之道，教育与外交，才是其中关键。此后的岁月中，教育家与外交官，成为罗家伦一生的关键词。

傅斯年与罗家伦的命运，其实也是胡适人生的一种写照。20世纪的中国，读书与救国，自五四运动开启，成为相反相成的一种矛盾。在胡适看来，救国之关键，乃在人才之培养。而人才之培养，关键在教育，故而他在《易卜生主义》中大声疾呼：“你要想有益于社会，最重要的莫过于把你自己铸造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