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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01 10:34栏目:新闻

某种程度上,五四运动乃是20世纪初期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某种隐喻。以胡适为例,他希望居住在象牙塔中,通过文艺复兴与思想启蒙的学院派之路,来为百年中国奠定通往未来之路,但是现实中国的处境,要求他必须离开象牙之塔,来到十字街头。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关键时刻,为了国家的生存荣辱,胡适放弃教育家之身份,去从事外交官的工作。

胡适为五四运动做了什么?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时,胡适在上海陪同杜威来华演讲,“完全不知五四的发生”。

5月7日,胡适在上海参加国民大会游行,声援学生运动。第二天,北上北京,到北大后,因北大校长蔡元培已离校,胡适全力协助当时的工科学长温宗禹处理校务。

6月初,政府进一步逮捕学生,北大的部分校舍也成为关押学生的监狱。其中,北大法科一地,成为关押学生的第一监狱。第二天,胡适借得一张执照,得以进入北大法科,探望被关押在这里的学生。这时,胡适做了三件事。第一,通过交涉,给关押的学生送去了三十多个铺盖,不过关押的学生多达176人,肯定不够用。第二,学生被关押后,长时间没吃饭,胡适探监知晓情况后,立即委托北大的教职员工买了一些面包送进去,以免学生挨饿。第三,忙完这一切后,立刻给报社主笔张东荪写了一封长信,将详细情形报告给了上海的新闻媒体。收到胡适这封长信后,张东荪以《北京学生受辱记-大学教授胡适之先生来函》的标题将此信全文发表在6月8日的《时事新报》上。

6月11日,陈独秀写了《北京市民宣言》的传单,并委托胡适将这封传单翻译成了英文。当天下午,陈独秀因散发传单被捕入狱。当晚后半夜知晓这一消息的胡适,立刻开始营救陈独秀。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跟陈独秀、胡适都是安徽老乡,胡适希望借乡谊来打动吴,并由自己出名作保,将陈独秀保释出狱。为此,他还邀约安徽旧派文人马其昶与姚永概出名营救陈独秀。此二人是陈胡掀起的白话文运动的反对者,但是,当陈独秀被捕之时,两人却签名保释陈独秀。这种旧派文人风范,也算是久违了。

7月,在营救陈独秀之余,胡适还为傅斯年、罗家伦辩冤白谤。由于傅斯年、罗家伦等学生领导者在五四学生运动中不够激进,两人逐渐被激进的青年学生所抛弃。就在此时,出现了一种谣言,说傅斯年、罗家伦已经被安福俱乐部所收买。为此,胡适专门致信《申报》记者,澄清了事实,为傅斯年与罗家伦做了人格证人。

处理北大校务、保护入狱的青年学生、营救陈独秀、为傅斯年罗家伦两人辩护,这四件事,可谓胡适在五四学生运动中的主要活动。

胡适看“五四”

对当时的新派知识分子而言,不论是狭义的五四,还是广义的五四,这场运动可谓取得了双重胜利。

狭义的五四运动,追求的是“外争主权,内惩国贼”,最终的结果是,一方面,被认为是国贼的曹汝霖等人被免职;另一方面,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也没在巴黎和会签字。

广义的五四运动,指向的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白话文的推广以及由此而来的新文学、新思想与新观念的变革。在这方面,狭义的五四运动的发生,最终将这场广义的五四思想革命推向了纵深与高潮。

1919年底,身在历史现场的胡适在当时就意识到了五四运动在未来中国历史中的地位。他用英文撰写的《中国知识分子在1919年》,是比较早向西方世界宣传五四运动在中国政治史、思想史、文化史地位的重要文献。

在胡适看来,狭义的五四运动导致的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就是推动了白话文运动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同样在这篇英文文章中,他写道:

1918年,几乎只有《新青年》一家在为新文学和新思想运动而摇旗呐喊;1919年6月刚过,全国各地众多期刊如雨后春笋纷纷涌出。这些刊物的主编,基本上都是些受新思想影响的青年学生;它们仿效我们8月份被北洋政府封禁的《每周评论》,多为周刊,并且几乎都是用白话文写成。据估计,这样的期刊目前已逾四百种,而据上海的《星期评论》报道,仅在江苏、浙江两省,新期刊就超过两百种;在湖南长沙,曾经有十种思想激进、敢于说话的周刊,它们同样处在张敬尧将军的军事统治下。

新文化运动不可阻挡的前进势头,迫使许多老牌日报发生了彻底改变。上海和北京的一些重要日报,尤其是《晨报》和《民国日报》,已经加入了这场新运动,不但它们的社论是用白话文写的,而且,那些重要的新闻通讯也是用白话文写的。然而,最重要的变化还在于多数日报“增补”的版面。一年前,日报副刊刊登的都是男女演员以及歌女的八卦新闻;但去年,占据这些版面的实际上都是对教育和哲学演讲的报道,以及翻译的契诃夫、高尔基、莫泊桑、斯特林堡等现代作家的短篇小说。即使是那些保守党派的报纸,也会在他们的专栏里登一些自由派作者的文章,因为他们发现这样做有利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