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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01 10:34栏目:新闻

奈保尔的“印度三部曲”

美国作家巴里·简·波里奇认为,后现代生活在极大程度上影响了当下的非虚构写作。如今,“有价值的人物”正被重新定义,少数族裔、残疾人等曾在公共记录中缺席的人物,也在当下的非虚构写作中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个体的意识和感受,不再像过去那样被视为隐私,而是成为非虚构写作者热衷于挖掘的对象。

这一现象的问题在于,读者很可能受到“真人秀”文化影响,只对猎奇的隐私故事产生兴趣。商业媒体的炒作,容易让读者对非虚构写作产生误读。在巴里·简·波里奇看来,非虚构写作中的这些变化,最终还是源于现实世界的变化。

非虚构文学和媒体炒作之间的区别在于,非虚构文学以记录真实而非满足猎奇心态为写作目的,并满足文学层面上的审美要求。“我试图描绘住在我们这一带的人,并不是只出于好奇心,而是因为他们都是这故事的一分子。”乔治·奥威尔在《巴黎伦敦落魄记》里写道,

“我在书写贫穷,而我正是在这个贫民窟里第一次接触到它。这个肮脏的贫民窟和住在其中的古怪众生,既是贫穷的实例教材,也是我亲身经历的背景环境。正因如此,我才努力想让人们了解那里的生活。”

讨论后殖民处境时,奈保尔和他的作品,依然是可靠的历史材料;海明威《流动的盛宴》里的巴黎是真实的巴黎;回顾1665年的伦敦瘟疫时,丹尼尔·笛福的《瘟疫年纪事》和塞缪尔·佩皮斯的日记仍会被援引——前者虽然使用了虚构的人物,被划分到了小说的类别,但其写作手法依然会被视为非虚构。非虚构写作所记录的时代图景,不会因为时代的改变而改变,而它的基本要求,或许正如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所说的一般:“我至少能具备完成一部真正反映时代的作品所必需的首要条件:公正和无偏见。”

转载自《文学报》官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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