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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慎还说到《寄扬州韩绰判官》应该是“草未凋”而不是“草木凋”，十里莺啼的”十“被俗人加了一撇成了”千“里莺啼，“草未凋”的”未“被减了一横成了“草木凋”。

“草未凋”还是“草木凋”我们不是理会，但是“千里莺啼”和“十里莺啼”的说法却被不少后人批评。

三、千里莺啼还是十里莺啼？

杨慎言之凿凿，认为千里莺啼是十里莺啼之误，是后人抄写抄花了眼搞错了。但是有不少人不这样认为：

明胡震亨《唐音戊签》：杨用修欲改“千里”为“十里”。诗在意象耳，“千里”毕竟胜“十里”也。

胡震亨(1569-1645 )比杨慎(1488-1559日)晚生了近100年，他认为”诗在意象耳“，所以千里远比十里好。

清朝何文焕在《历代诗话考索》中也对杨慎进行了批评：

“千里莺啼绿映红”云云，此杜牧《江南春》诗也。升庵谓“千”应作“十”。盖“千里”已听不着、看不见矣，何所云“莺啼绿映红”耶？余谓即作“十里”，亦未必听得着、看得见。题云《江南春》，江南方广千里。千里之中，莺啼而绿映焉，水村山郭，无处无酒旗，四百八十寺，楼台多在烟雨中也。此诗之意既广，不得专指一处，故总而名曰《江南春》，诗家善立题者也。《历代诗话考索》

何文焕说的更加详细了，诗人不仅仅写的是眼前的景物，而是指整个的江南春色，因此杜牧用”千里莺啼“是有道理的。而且作者起的题目是《江南春》，题目与内容非常吻合，因此说杜牧善于”立题“。

近代学者刘永济《唐人绝句精华》中评价：

按杨慎之说，拘泥可笑，何文焕驳之楚也。但谓为诗家善立题，则亦浅之夫视诗人矣。盖古诗人非如后世作者先立一题，然后就题成诗，多是诗成而后立题。此诗乃杜牧游江南时，感于景物之繁丽，追想南朝盛日，遂有此作。“千里”之词，亦概括言之耳，必欲以听得着、看得见求之，岂不可笑！

千里是概括的意思，杨慎一定要用”听得着、看得见“来要求诗人作诗，太可笑了。另外，古人作诗本没有题目，多是先写好诗在起题目，何文焕夸赞杜牧”善立题“也是误解。

四、诗家语与执着

周振甫先生在《诗词例话》中有一章《忌执着》，专门拿杨慎评价杜牧作为例子。周先生赞同何文焕、刘永济关于"千里莺啼"与”十里莺啼“的分析。

周先生认为杨慎过于”执着“，如果用今天的网络评论区中常见的一个词就是”抬杠“。周先生还举了一个例子，诗经中的《河广》云：

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谓宋远？跂予望之。

谁谓河广？曾不容刀。谁谓宋远？曾不崇朝。

谁谓河广？一苇杭之。谁说黄河宽，一根芦苇我就能度过去，谁说宋国远，我翘起脚就能望到。这和千里莺啼类似，千里望不见，一苇当然也渡不过。

周振甫提到，杜牧的另一首诗《赤壁》也曾经被许顗《许彦周诗话》批评：

杜牧之作《赤壁》诗云：‘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意为赤壁不能纵火，为曹公夺二乔置之铜雀台上也。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被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

周先生说，这些诗家语和实际的地理、历史不同。何文焕也解释道，诗人之辞”微而婉，不可论言直遂也”。

结束语

上文说了这么多，其实还是诗家语的问题，作诗不是测绘画地图、也不是作考据作史论。如果李白的”白发三千丈“、”飞流直下三千尺“也要较真的话，李白岂不是成了谎话大王了吗？

诗家语不可当作论文来看，论文是消极修辞讲究准确，作诗多是积极修辞注重情感。当然作诗也一定要遵循最基本的历史常识，不要搞出关公战秦琼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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