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龙老虎机
王凌兄：
这几个星期全力在看您的《乾隆三部曲》。那天看完了您送的前两部（编者按：指《乾隆三部曲·乾隆十三年》与《乾隆三部曲·马上朝廷》），没想到台大传进专卖大陆书的书店竟然有卖您新出的第三部（《乾隆三部曲·乾隆晚景》），当下就买回来接着看完，欲罢不能。刚刚看完就想着快跟您写信祝贺和感谢，真是一次畅快的阅读之旅。
想想跟您相识至今也快卅年，从来没有感觉对您的想法和经历有这么清楚地认识。除了佩服还是佩服，先是您对材料的掌握娴熟，再来是您胆敢在这些基础上“标新立异”。这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浩然之气更是少见，让我联想到司马迁的“志”：“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您书中可见一斑。
也许是我外行，刚开始看的时候确实有很多一般读者会有的疑问。可是看着看着就被您征引的史料给说服了，然后就想到：“那，前辈学者是怎么做学问的？”
书中的附录虽然有重复，但是对于我这样不了解“内情”的读者来说特别有帮助。我看完后还有几个感受：
首先，您这根本就是您所说的“反行为”的亲身展示。还有，就是我这么多年来和您的做学问态度上有着共鸣的“共时现象”（像提醒学生“志”的首要性，以及教书要学生先把问题说清楚再看看理论适不适用，别就先想着戴别人的帽子，等等）。
上回我跟您提过以前在美国念博士时花了半年写过“资本主义萌芽”的作业，结果就是您在第三本书中所说的相同的感受。对于“中国为什么没有资本主义或是近代科学的问题”，我以前在评论金、刘两人的《兴盛与危机》就说过跟您类似的观点，好像那时候您也跟我提过大陆有些学者看过我的书评有些共鸣。
这个您称为if的问题，当时我念的书叫做counter-factual fallacy（和您“反行为”的翻译有点像），这是由哲学家Nelson Goodman提出的。前几天我在台湾卖大陆书的书店看到有简体字的译本。另外我对法国的社会学界不熟，所以您提到的“前苏格拉底式的方法”，我算是新学到的名词。但是同样的做法，当初我的美国指导教授就说过了。我一直也都是用这种方式来指导学生，这对我这个“教理论”的人来说也是不容易的事。
您提的几个大问题中，人口和地租问题我都完全不内行。但是对于民主问题却有些看法，我觉得“民主”或“专制”的讨论恐怕还在于“定义”上的澄清。我看您和秦晖的“不同”想法没有完全交集，恐怕其他人也是的。我和大多数人一样，一开始听您这么讲，觉得怀疑，后来也感到有点道理，但还是不能全信。
虽然我身在所谓的“民主制度”，但我知道这和其他的“民主制度”还是有异有同。如果不说清楚，恐怕就是各说各话了。民主的理论很多样，有这样的书讨论，恐怕也间接证明了“民主”的观念是要先确定才能进一步讨论的。很多人动不动就讨论民主和专制，像是“聋子的对话”（这好像是我以前读布罗代尔文章中学到的）。
每次读到您提到1986年到美国的往事，我就想起我们的认识。可是我有好多事一直想不起来了，人老了就这毛病？
我俩认识久，但真不敢说认识深。不过我认为您老兄特别之处在于，虽然研究历史却有深刻的当下经验，这和埋首史料的历史学家不同。又能笃守善道，让我佩服（下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