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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经验已经进入中国，如全国性税延型企业年金、北京和成都市政府购买家庭养老服务等，但尚缺乏统筹安排和政策绩效评估。在很多地方，促进就业政策还局限于散发人头费和政府购买岗位；还存在政府福利承诺远远大于财政支出能力的问题，福利具有极强的刚性，这种承诺的后果是制造福利陷阱，会导致政府信誉下降和社会危机。

• 养老保险费率封顶后的综合治理

2002年，在德国进入超级老社会的前夕（2010年进入超级老龄社会），工作和缴费一代人和领取养老金一代人的利益冲突日益凸显。企业面临互联网和全球化的挑战亟待降低成本，提高社会保险税费等于杀鸡取卵，面临抑制就业和停滞经济发展的消极后果。为此，德国议会立法限制雇主和雇员养老保险缴率均不得高于工资的10%。此后通过鼓励生育、引进移民、增加就业、夯实费基、延迟领取、降低法定养老金替代率、发展延税型企业养老金和财政补贴等综合治理措施，保证了社会养老保险计划的持续发展。

1997年以来，我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费率为工资总额的28%，用人单位费率为20%，职工费率为8%，用人单位费率是职工的2.5倍。用人单位养老保险费率仅低于意大利和巴西，等同法国，位于全球前列。

此外，我国职工养老保险实行地市统筹、中央财政兜底，这属于消极财政政策。一是由此造成地区间不均衡的发展态势；二是阻碍了互联网社会的人员流动；三是中央财政承担最后兜底责任，可能抑制地方政府、企业和职工参与养老金改革的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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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7ZD1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　许小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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