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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5-01 10:34栏目:新闻

原标题:正午书架 | 街头就是街头,不要搞错

编者的话:今天我们推荐一部社会学作品《人行道王国》。作者米切尔·邓奈尔(Mitchell Duneier)花了五年时间,深入街头,了解那些在街上摆摊、睡觉、捡垃圾的人,他们游走在法律边缘,看似制造了混乱和威胁,事实上,人行道生活有它自己的社会结构,和日常互动的逻辑。

作者完成初稿之后,给研究对象哈基姆·哈桑看,希望他能提点意见。哈桑指出了一个基本问题:书稿太过局限于他一个人,忽视了第六大道的其他人。米切尔·邓奈尔于是停止了出版,邀请哈桑和他一起在大学合开了一学期的课,叫做“街头生活与美国黑人的思想生活”。随后,邓奈尔去街头做摊贩,做更深入的观察,最后完成了这本开放、深刻的著作, “揭示了今日都市生活的复杂性:它的活力、它的秩序和矛盾,以及它为陌生人提供共情的神奇可能”。

在这本书中,附有哈基姆·哈桑撰写的后记。我们选录在此。文章里,哈桑提出:“我该如何防止他仅仅把我作为资料来应用,不让我对书中材料的选择和描绘上提出意见?”对于今天的“非虚构写作”,这也是很值得思考的。

后 记

文 | 哈基姆·哈桑

我决定离开企业、在第六大道上出售书籍,这对我的家人和朋友来说是不可理喻的。有一天傍晚,我的一名黑人前同事看到我在卖书,他走到我面前,带着漫画式的怀疑问道:“这就是你现在在做的吗?”我不想回答这个尴尬的问题,所以我回答说:“不,我只是帮朋友看着东西,他去洗手间了。”

实际上,在我来到第六大道之前很久,我的流亡就已经开始了。为了逃避企业里日常生活的繁文缛节,1998年,我开始在罗宾逊希尔曼律师事务所的文字处理部门做夜班校对。没有任何事情比那一晚的经历更让我意识到我的努力是一场徒劳。那天晚上,因为临近假期,我没有什么工作要做。我坐在秘书的工位上读着一本《商业周刊》。一位白人律师走到我身边。他靠在我的肩上,一个字也没说,也读起来。他正吃着的爆米花屑落在我的头上。我对自己说:“伙计,我应该站起来,把这个人抽到昏。”在我衡量这个选项的那一瞬间,我想象着急救人员抢救着他毫无生气的身体,以及一大群电视记者和警察在走廊里采访着我同事的场景。我一句话都没有说。我的沉默只不过是向给我提供面包的人所做的一系列让步中的又一步。

1991年,在一次雇员评估会上,我突然被行政服务主任解雇了。主任是一位中年白人女性。为什么?她说我被一个律师指控为能力不足,但她拒绝指认是谁。我仍然记得她抑扬顿挫的语调, “我很抱歉,但我们不得不让你走”,就好像那是一首歌的副歌;我也记得我是怎么坐在她桌子对面的椅子上,全身僵硬,为这未能预见及其直接产生的影响而瘫软。我记得她盯着我的脸的样子,我的沉默让她说出:“你看起来能冷静地接受。”

行政服务主任不是我的上级。她是怎么认定我是无能的呢?她的标准是什么?我在夜班工作,很少看到她,除非她工作到很晚的时候。夜班校对员和文字处理者与她或法律人员几乎没有接触,与他们打交道是我上级的职责。

在这次会议之前,我的主管和我开着正常的办公室玩笑。在我受她管理期间,她从来没有给过我任何口头或书面的通知,告诉我我的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她也没有出席评估会。

无能?这三年里,我在截稿期限和巨大压力下工作,与其他三名校对员在一间牢房一样大的房间里校对法律文件这又算是什么呢?行政服务主任认为我脸上的表情意思是平静,而那其实是震惊。那天晚上,我离开了这个保守的世界,好挽救我仅存的属于自己的部分,重新建立一个新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