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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五四运动的发生与发展，《新青年》话语体系也逐渐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和实践经验。
《新青年》杂志于1915年9月创刊，1919年5月1日出版了第6卷第5号，即“马克思主义号”。1919年11月《新青年》在中断半年后才续出第6卷第6号。随着五四运动的发生与发展，《新青年》话语体系也逐渐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提供了丰富的思想理论资源、人才积累和实践经验。
《新青年》杂志开启了近代中国思想启蒙大幕，为五四运动的发生与发展提供了思想资源
《新青年》杂志创刊之初，其宗旨在于“辅导青年修养”。陈独秀等人并不以介入现实政治生活为目的，反而有意识地与之保持着距离，他们试图用“宣扬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学”来改造“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学”，从而“造就新人”来为“新政治”打下基础。从这个意义上看，《新青年》杂志并非远离政治，而是要从思想文化上改变民国初年的政治基础，重新塑造中国的政治生态和政治环境。而《新青年》拿来改造中国人、造就新人的思想资源来自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潮。
从1915年9月到1919年5月，《新青年》杂志以“民主与科学”的旗手为世人所知，“民主与科学”成为了《新青年》杂志在这一时期的主流话语体系。在这一话语体系中，英美式的自由与民主、法兰西式的平等与博爱、公平与正义占据着主导地位。平等与民主、公平与正义、人权观念与人的解放、自由主义、平民教育思想等，影响着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认知，给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带来了极大的思想解放和冲击。先进的中国青年批判东方文明的腐朽与不堪，向往西方文明，想象着有朝一日在中国能实现西方式的繁荣与进步。
《新青年》杂志聚合了中国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五四运动的发生与发展锻炼了主力队伍
1917年初，陈独秀北上就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亦随之迁入北京。从此，《新青年》杂志依托北京大学的新派教授，高举着“民主与科学”旗帜，在全国青年中声誉日隆。《新青年》第4卷第3号刊出布告，明确告知读者，《新青年》杂志由北京大学同仁共同编辑出版，成为了真正的同仁杂志。检视此时《新青年》编辑部成员和作者队伍就能够发现，北京大学的新派教授是绝对主力，诸如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刘半农、钱玄同、鲁迅、周作人、沈玄庐、高一涵、陶履恭、唐俟等，都是《新青年》杂志的主要撰稿人。这一批人中，虽然直接参与五四运动的不多，但其影响力却不可小觑。陈独秀是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在北京各个高等学校中声望颇高；胡适鼓吹文学改良，践行白话文和白话诗歌，开创中国古代史和中国哲学史研究之先河，是青年学生心目中的偶像；李大钊为人忠厚亲切，掌管北大图书馆，深受学生欢迎。这一批教授队伍对北京大学学生所产生的影响，从《新潮》《每周评论》等报刊的创办就可以看出来。五四运动时期的著名学生运动领袖，诸如罗家伦、傅斯年、许德珩等，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保持着密切交往。《新青年》杂志并没有明确地号召学生运动，但《新青年》杂志的编撰者们，却用自己的言行影响了青年学生，鼓舞着他们为中国前途和权利去奋力斗争，并积极为他们提供指导和支持。
《新青年》杂志的编撰者们以自身的言行为中国青年学生树立了关注社会、关注中国命运的榜样。围绕着《新青年》和《新青年》人，聚合了一批热血而积极的中国有志青年，这为五四运动培养了大量的学生运动骨干，亦为中国社会革命的深入发展，锻炼了一批主力骨干。
五四运动加快了《新青年》杂志话语演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新青年》杂志在1919年5月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号”。这一号刊登了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另外还有诸如顾梦熊、凌霜、渊泉等人撰写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不过，即便是后世常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视为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开始，《新青年》此时刊载的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章，也仅仅只是在批评与质疑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这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之前，是中国思想界众多思潮中的一种，还不是人们改造社会、重塑中国的思想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