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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评选出的2018年十大好书。

出版机构如此迷信诺奖效应，是因为有不少成功例子表明，诺奖对图书的销售有着明显的拉动作用：

译林出版社2002年出版南非作家库切的小说《耻》，2003年库切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几个月就卖出了近7万册；世纪文景（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旗下的出版品牌）2006年8月推出土耳其作家帕慕克代表作《我的名字叫红》，两个月后帕慕克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世纪文景当即决定《我的名字叫红》加印1.5万册。

仅在京东图书这个平台，《我的名字叫红》累计销量超过40万册。

《我的名字叫红》是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经典名作。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

亚马逊中国曾对2013年至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获奖后其作品的销售情况进行监控，结果也很惊人：

2013年的艾丽丝·门罗，她的作品在获奖一个月后销量比获奖前一个月增长了近1500倍；2014年的帕特里克·莫迪亚诺、2015年的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相关数据则分别是增长240倍、增长近74倍。

增长的倍数越大，说明读者对这些作家越好奇，换言之，也说明读者对这些作家越不熟悉。如果没有诺奖，谁会关注这些作家？

201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石黑一雄发表获奖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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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单没有最好的

只有最合适的

即使是特别愿意开书单的胡适，也这样提醒读者：“因为个人的见解不同，个性不同，各人所选只能代表各人的嗜好，没有多大的标准作用。”

但现状是，有不少读者喜欢照着书单来买书，尤其是专家的所谓权威、重磅推荐书单。如果把阅读比作进食（给大脑提供必要的营养），这一类的读者，他们知道应该吃点好的，但到什么餐厅去吃、到了餐厅面对琳琅满目的菜单又该怎么选，他们无从下手，只好听店家的，从推荐餐单或热卖单品里选，以此解决选择困难症。

茫茫书海遇到一本对的书，真的不容易。

这其实是一种焦虑：既想读点“有价值”的书，又想走捷径，于是打着“权威”“必读”旗号的书单，就成为拯救他们的“药方”。

这世上没有适合所有人的书单。对待书单的态度应该是这样的：书单可供参考，但不能迷信；书单没有最好的，只有最合适的。

所以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一个人应该怎样读书？》里是这样建议的：“关于读书方面，一个人能对另一个人所提出的唯一劝告就是：不必听什么劝告，只要遵循你自己的天性，运用你自己的理智，作出你自己的结论，就行了。”

《如何阅读一本书》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