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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国的经济政策安排
从2016年之后,中国经济政策安排是具有系统性的,其中的一次转折因2018年中美贸易战而起。
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之前,中国的政策取向更多是解决结构性问题,重点是解决2009年至2015年积累的宏观杠杆率、房价、地方政府债务和产能过剩等问题。采取的方式是:(1)对产能过剩行业进行限产,比如煤炭276工作日政策,钢铁采暖季限产政策,修复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资产负债表;(2)房住不炒,一线城市二套房高首付,部分城市商品房限售等;(3)地方政府债务进行置换,以利率较低的地方政府债券和专项债替代非标债务和银行贷款;(4)通过中央政府和居民部门适当的加杠杆,降低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结构性的去杠杆;(5)在新动能的培育上,比较重视新能源汽车,提供大量的补贴,通过政府主导的方式培育芯片、5G、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主导,国企为主的取向非常明显。
在2018年中美贸易战之后,特别是中兴通讯被制裁之后,中国经济面临经济下行压力过大、股权质押爆仓、民营企业长期信心缺乏等众多风险。2018年10月之后,中国的经济政策从结构性政策调整为危机应对性政策,包括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中国央行提出三支箭、宏观去杠杆转变为阶段性的加杠杆(体现为2019年一季度社融和信贷的大幅超预期)。
在2019年一季度中国经济数据超预期之后,4月19日政治局会议再次调整了中国的经济政策,把以危机应对性的政策为主,转变为以长期地提高潜在经济增速的政策为主,主要包括:(1)强调金融供给侧改革,推出科创板,并实行注册制,让高科技企业的融资需求与金融供给相匹配,因为信贷融资与科技创新的高风险高收益特征不匹配;改革金融机构,让金融供给更好满足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的融资;(2)推进国有企业经营体制改革,对国有企业的员工实现员工持股,对国企高管实行股权激励,解决国有企业的激励不足问题;(3)减税降费,简政放权,在分配制度上,把更多产出分配给企业,压缩政府的开支,以让企业有更多资金用于研发;(4)以就业为底线,坚持房住不炒,把逆周期宏观经济政策限于经济的稳定运行,而非经济的强劲持续反弹;(5)在对美国的态度上,选择忍让,战略西移,与欧洲中的意大利、希腊加强合作,以港口等基建投资为突破点,更多的精力放在一带一路上。
总体上,可以把当前中国政府的经济政策归结为两点:(1)以就业为底线,通过逆周期的宏观经济总量政策把经济稳定在能够接受的范围内;(2)通过国企改革、减税降费、金融改革等结构性改革,培育股权融资与科技创新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提升中长期的潜在经济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