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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亚·德诺拉
本文原刊于《文艺研究》2018年第12期，责任编辑容明，如需转载，须经本刊编辑部授权。
摘 要 在从艺术社会学到新艺术社会学的发展过程中，英国艺术社会学家提亚·德诺拉是一位非常重要又颇具代表性的学者。她早期研究贝多芬的天才如何受到贵族赞助人、导师海顿和钢琴技术改进的影响，这是艺术社会学的典型思路，探讨的是“什么引起了艺术”。后来，在经过“回到阿多诺”的理论反思后，她开始研究日常生活中的音乐，提出“音乐事件理论”，进而发展出“音乐避难所”的观念，对音乐的力量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探讨“艺术引起了什么”这类问题，开拓新艺术社会学的理论前景。
在西方艺术社会学发展过程中，先后发生了“两次转向”，形成了三种颇为不同的理论范式。以卢卡奇、阿多诺为代表的艺术社会学，主要探究“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其目的在于对艺术本身进行评判。这种艺术社会学的主观性比较强，所以被以霍华德·贝克尔（Howard S.Becker）、理查德·彼得森（Richard A. Peterson）为代表的美国艺术社会学所扬弃，由此艺术社会学发生了“经验转向”。为了对艺术进行客观、真实的描述和研究，贝克尔和彼得森分别发展了“艺术界”和“文化生产视角”的理论，推动艺术社会学从思辨走向经验。但是，他们的问题在于忽略了艺术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存在将艺术还原为社会事实的危险倾向。有鉴于此，以提亚·德诺拉（Tia DeNora）、安托万·亨尼恩（Antoine Hennion）为代表的艺术社会学家推出一种“新艺术社会学”，艺术社会学发生了“审美转向”。这种新艺术社会学注重艺术的能动性，将审美重新纳入艺术社会学的研究视野，赋予了艺术社会学新的活力。
从艺术社会学到新艺术社会学的转换，英国艺术社会学家德诺拉无疑是其中一位非常重要又颇具代表性的学者。之所以说她非常重要，是因为她所进行的音乐研究是新艺术社会学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之所以说她颇具代表性，是因为她自身的思想正好经历了这一转换过程。因此，通过德诺拉的音乐思想之转变来审视从艺术社会学到新艺术社会学的发展过程，无疑是一条可靠而又便捷的道路。
一、艺术社会学视野下的贝多芬
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艺术社会学逐渐摆脱了以往思辨、抽象的研究方式，开始更加注重对艺术现象的经验研究。在贝克尔、彼得森、詹尼特·沃尔芙（Janet Wolff）等艺术社会学家的推动下，对艺术的研究逐渐形成了一种“艺术生产”的研究路径。在他们看来，艺术是社会生产或集体制作的。因此，以艺术家个体为中心建构起来的传统美学大厦轰然崩塌，艺术天才观念遭受了激烈的质疑和批判[1]。
正是在这一潮流中，德诺拉开始了自己的研究生涯。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她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的时候，通过阅读贝克尔的《艺术界》（Art Worlds），她开始关注名声制造问题[2]。对她而言，这无疑是“一道分水岭”[3]。她从此告别了阿多诺抽象、思辨的音乐社会学，转而采取贝克尔的方式研究音乐。她研究的具体问题就是贝多芬的天才是如何在社会中建构出来的。在《艺术界》中，贝克尔曾提出艺术名声是一种社会进程的结果，而不是作品或艺术家的内在本质[4]。不难理解，受贝克尔的影响，德诺拉旗帜鲜明地指出：“天才及其认可需要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5]因此，在早期著作《贝多芬与天才的建构——1792—1803年维也纳的音乐政治》（Beethove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enius: Musical Politics in Vienna, 1792-1803）中，她详尽地探讨了天才贝多芬的社会建构过程。
Tia DeNora, Beethove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eni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