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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宦官》（蔡石山 著，黄中宪 译，浙江大学出版社·启真馆，2019）
17世纪20年代的混乱时局和士大夫杨涟、太监魏忠贤的惨死，受到中国历史学家极大的关注。他们把重点放在儒家伦理和行为是否正当上，往往将中国传统社会、政治组织的缺点轻描淡写，甚至予以忽略。根据这一思路的解读， 17世纪20年代的问题主要由魏忠贤、客氏之流个人的缺点造成，而非流于形式、专制独裁的帝制所致。在他们所谓的褒贬标准下，这是个非黑即白的问题，是存心伤害帝制的宦官与坚守儒家伦理的士人之间的斗争。就这些历史学家来说，事件的经纬符合他们的诠释。但撇开中国传统观点，仔细检视明朝数百位重要人物的兴衰起灭，可轻易看出不管是个人还是团体，没有谁能牢牢握有权柄 10年以上，只有皇帝例外。这是因为维持长达276年的明朝体制非常稳固，即使是那些少数偶然握有大权的宦官，都无法逃离体制束缚和传统的限制。总而言之，士大夫和宦官其实是明朝强大体制和专制政体的棋子。
谴责明朝宦官危害社稷的中国史家，常以恶名昭彰的宦官为例说明其主张，例如15世纪 40年代的王振、15世纪70年代的汪直、16世纪初的刘瑾、17世纪20年代的魏忠贤。但宦官在明朝的掌权，真如《明史》（明朝正史）编修者所宣称的“有百害而无一利”吗？的确，权力斗争激烈时，有数百位与宦官为敌的士大夫遭折磨、贬谪、被迫离职乃至被杀害，例如1625年宦官占上风时。但明朝历任皇帝所用的据估计人数100万的宦官中，只有极少数掌权得势。而这些掌权的宦官中，有许多值得称颂的陆海将军、厉害的外交官和探险家、高明的建筑师和水利工程师、值得注意的金融家，还有足为典范的行政官员。
曾有一些特务头子和掌有政治大权的宦官享有荣华富贵，受到百般奉承，但身为皇帝、后妃及皇亲奴仆的一般宦官，生活受限、千篇一律、了无生趣。他们年复一年在皇宫、边疆以及明帝国各地的王府工作。但尽管宦官的辛劳和长期恭顺，使皇帝和皇亲（据估计1550年时有2万人、明末时超过8万人）享有奢侈、安全的生活，保持美丽体面的外表，掌握政情的情报；对于士大夫所看重的自身作为为朝廷中流砥柱的角色，他们却也是个威胁。14世纪 90年代废掉宰相后，明朝国政分由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掌理。六部各设尚书一人，但都受皇帝直接管辖，而皇帝常以自己信任的宦官掌理国政。
从中国史书中可看到一丝冷冷的嘲讽，即士大夫总以建造理想社会为己任，如果体制败坏，他们有责任拨乱反正，使其符合传说中圣王所立下的标准，遗憾的是残酷的政治现实常使这类崇高理想无缘实现。许多知识分子无法实现其乌托邦似的理念，觉得无力、无能，最后消失于历史舞台。其他人则利用他们的著作继续鼓吹圣王政治。这些自视甚高的士大夫一再处于和宦官水火不容的对立局面，倾向于将死对头描写为贪婪、邪恶、寡廉鲜耻之徒，把天下之恶皆归于受人鄙视、可恶的宦官身上；但其实，社会种种弊病的根源正是中国士大夫所欣然效命的帝国体制。这两群人在整个明朝时期碰撞、互动、冲突，在将近250年中争夺帝国机器的控制权。与这种陈义过高的理想和派系对立有密切关系的，乃是中国士大夫的怯懦和缺乏革命传统。因此，中国史家鲜少公开且不屈不挠地抨击专制政体和专制政体所催生出的暴政，反倒挑出宦官当替罪羔羊，不愿把这个粗俗的群体视为社会、政治综合体。
因此，那些常见诸史籍的陈词滥调——软弱、懒惰的皇帝，狡猾、乖戾的宦官——应视作从中国士大夫陈义过高且怯懦的传统中发出的冷漠无情的回响。如今的史家该继续把宦官斥为宫中败类，把皇宫的腐败怪到他们头上，指控他们篡夺权位、实行恐怖统治；还是该把他们视为宫中所不可或缺的卑贱者，本身是专制体制的受害者？如今该让宦官替自己说话，该把他们视为明史的主体之一而非客体。研究宦官时，务必要把他们放在由皇帝周遭环境、内廷所构成的，由皇帝所领导、从皇帝那儿得到权力的官僚组织这一背景里来探讨。现有的研究已证明，宦官中有许多忠贞且能干之人，他们对明朝社会贡献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