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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走马楼简牍出土量十余万枚，其中三国吴简为大宗，约八万枚之巨。其重要的考古、文献、书法艺术价值不言而喻。当代金石学者张永强先生近年数次往返于北京长沙之间，从众多吴简中遴选出一百六十四件代表最高水平的吴简，辑成《长沙走马楼吴简书法研究》一书，金石之幸，时代之幸！
这百十枚吴简只是孙吴大帝时期的一个缩影，然其却折射出广袤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艺术体系。仅从文字发展来看，让我们清晰地了解了文字书体在汉魏和魏晋时期书风的演变过程，这些简牍中高度成熟的民间实用字体即是国家正体字的源流与基础。尘封已久的记忆随着这些简牍的出土慢慢打开。
本栏目内容由张永强先生独家授权刊发
长沙走马楼吴简草书的价值，就在于反映了远在王洽与王羲之之前，张芝之后不久，钟繇同时或稍后，张芝、钟繇的草书就发生了变化。而这种变化，是吴国下层胥吏根据实际需要创造并推动的。不同的下层胥吏，有着不同的草书风格，呈现不同的草书形态，尽管有着这么多的不同，但大方向确是相同的。这就是共同推进章草向今草发展的演变。东晋偏安江左，在吴国故地建立政权，其书体发展、书法演变，不可能不受吴国文化的影响。因此，我们认为，实际情况应该是：吴国下层胥吏的由章草向今草发展演变的民间草书，给了王洽与王羲之等书家灵感，他们在这基础上，对这种民间草书进行了规范化的改革，使之成为后世所谓的今草。我们研究章草向今草的发展演变，不应只记住王洽与王羲之等书家的功绩，还应记住吴国下层胥吏的贡献，记住长沙走马楼吴简草书的价值。
骆黄海\文 节选自《长沙走马楼吴简草书初探》
据《晋书·荀勖传》记载：西晋武帝泰始年间（265——274），荀勖“领秘书监”，特别“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这里的钟、胡，指钟繇和胡昭。前文已经说过，他们同为行书之祖刘德升的传人。因此，史籍凡谈书法，将钟、胡并称，指的都是行书。那些行书“弟子”学成之后，是否留在秘书省充任书手或书令史，史籍没有记载。但我们知道，秘书省是中央政府专司典籍档案的重要部门，当时的典籍档案均系手抄而成，中央政府所有的文件也都必须抄录副本存档，工作量很大，也只有行书这种书写便捷、易于辨识的书体能够胜任。这说明，行书在西晋得到了官方的提倡和普及。但远在得到西晋的官方提倡和普及之前行书在孙吴的长沙，就已得到下层胥吏的实践和推广。我们知道，魏、吴和晋、吴，官方及民间的交流频繁，行书在西晋得到官方的提倡和普及不能说与孙吴长沙下层胥吏的实践和推广完全无关。这似乎也可以作为长沙吴简行书价值得到体现的一个方面。
此外，长沙吴简行书的尺规作用，也应该是其价值得到体现的一个方面。如前所说，东汉末年到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字书法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但这一时期传世的各种碑帖，大都是隋唐以后的摹本，孰真孰伪，一直存在不同意见。而长沙吴简的发现，情况就大不相同。长沙吴简各种书体皆备，可以作为鉴别真伪的尺规，自是毋庸置疑。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即使没有传世碑帖，也能发挥尺规作用。以行书为例，“行书之祖”刘德升虽然没有行书作品传世，但如前文所说，唐张怀瓘《书断》形容刘德升的行书“风流婉约”，而长沙吴简中正有“婉约风流”的行书，证明当时确曾流行过“风流婉约 ”类行书。又，《书断》引卫恒云：“（胡）昭与钟繇并师于刘德升，俱善草行，而胡肥锺瘦。”钟、胡虽然也都没有行书作品传世，但他们生活的时代与长沙吴简的时代相当，长沙吴简中既有肥硕的行书，又有瘦细的行书，证明当时还曾流行过“胡肥锺瘦”类行书。可见长沙吴简行书尺规作用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