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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转型，是继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等新技术词汇之后，又一个社会化热词。然而，数字化转型并不是个新词。自20世纪80年代诞生了PC之后，基于PC和单机软件的全球第一次大规模信息化浪潮，催生了第一波的“数字化转型”；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浪潮掀起了全球第二次大规模信息化浪潮，催生了第二波的“数字化转型”。今天，我们处于全球第三代大规模信息化浪潮之中，以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等为代表的企业级信息技术，催生了第三波“数字化转型”。
第一波“数字化转型”的特征是办公电子化和自动化，以微软Office为代表的办公软件袭卷全球，PC初步提升了个人与企业的效率；第二波“数字化转型”的特征是电子商务、电子政务和社交网络，基础电信网络逐渐普及，局域网、城域网和广域网等广泛连接企业与个人，企业自有数据中心和互联网技术开始深入提升个人与企业的局部效率；第三波“数字化转型”的特征是社会化的计算平台，云计算让企业要素全面上线与互联，移动互联网全面普及广泛连接消费者和用户，电商、公共云数据中心、共享服务等第三方社会化平台开始渗透并全面接入企业的流程，企业组织形态被打破，个人和中小企业的效率和能力得到全面提升，政府、企业与个人从效率提升进入到组织模式再创新阶段。
IDC从2007年开始提出了第三方平台的概念，当时主要指包括移动设备、云计算、大数据、分析、社交网络等组成的技术平台，以及它们之间的互相作用，推动了企业和个人的转型。除IDC外，Gartner也提出了类似的概念“Nexus of Forces”（技术力量的交汇），也是包括了移动、社交、云和信息等技术的交汇。而2006年被视为云计算的元年，2007年出现了第一代iPhone，因此在IDC于2007年提出第三平台概念的时候，当时全球对于第三代“数字化转型”的到来，还没有思想准备。
IDC推出了半年发布一次的全球数字化转型花费指南。IDC预计全球的数字化转型花费在2017年达到了1.1万亿美元，2018年将达到1.3万亿美元，2019年将达到1.9万亿美元，2022年将达到1.97万亿美元。其中，IDC认为2018年全球数字化转型费用的主体（6620亿美元）将用于企业和组织运营的数字化转型，包括产品和服务的创新以及内外部运营要素的数字化及互联；第二大数字化转型费用（3260亿美元）将用于用户、消费者和合作伙伴端的全渠道体验创新；第三大数字化转型费用（2400亿美）将用于企业和组织的数据分析，以优化运营、创新产品和服务等决策。
值得一提的是，第三波“数字化转型”还伴随着全球人口膨胀、产能过剩和经济危机的大背景。下一个宏观经济增长点来自哪里？这是全球政府和企业家都在努力和积极思考的问题，自2007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开始以后，全球都行动起来努力寻找答案。IDC预测，数字化转型将为全球拉动20万亿美元的总体经济影响，相当于全球GDP的20%。而以苹果公司的2019春季发布会为标志，全球正式从硬件产品时代进入数字服务时代，数字服务经济将是未来全球经济的主体形态，2019年将是新旧经济的分水岭。
百年企业组织模式的大变革
数字化转型是对现代企业组织模式和制度的颠覆。现代企业理论诞生于贝利和米恩斯于1933年出版的《现代公司与私有财产》一书以及科斯于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经典论文，这三位作者是现代企业理论的开场者。有趣的是科斯在写《企业的性质》时还是20多岁的年青人，这篇论文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期里并没有被人们发现，直到1991年科斯81岁时才成为了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依据。
根据高等院校精品课系列教材《现代企业理论》，1840年以前，现代企业在美国尚不存在。19世纪初，美国制造业几乎全部为古典企业，其组织相对简单。而现代企业的规模庞大、组织复杂、运行机制和制度已经完全不同于古典企业。自20世纪30年代诞生了现代企业理论以来，现代企业理论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经济学家们对于企业的概念总体来说形成了两大派系：一种是把企业看成科层组织以替代市场，可以节省市场交易费用；另一种是把企业视为契约组织，本质上与市场没有差别，之所以出现企业是由于团队的生产效率高于单个生产，或由于风险的重新分配，或由于管理劳动交易的特殊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