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洋彩票登录
大数据与选择的假象
——技术型社会话语下印度Aadhaar和中国社会信用体系演变的比较
Saif Shahin，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PHD，美利坚大学传媒学系助理教授。
Pei Zheng，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PHD，伊萨卡学院新闻系助理教授。
注：技术型社会（Technosocial）是一个复合形容词，指向包括社交网站、约会网站、各类论坛和博客等通过互联网进行互动的各种领域，以及它们对人类互动方式的影响。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变化，其涉及的内涵外延将不断扩大。
概要
印度和中国启动了庞大的工程，旨在收集两国10亿多人的重要个人信息，并在此过程中建立全球最大的数据库。然而，印度的Aadhaar和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都存在争议，并引发了不少政治和伦理担忧。政府声称，即便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把至关重要的服务与公民关联起来，注册参与这些项目本身是自愿行为。
在本研究中，我们分析了从项目成立以来，作为影响公众对数据和技术实践看法的关键数据中介，即印度和中国两国的新闻媒体，是如何（用它们的话语体系）构建这些项目的。主题模型表明，两国的新闻报道都忽视了公众利益，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企业如何从中获益。在体制上和意识形态上与政府和公司有联系的媒体，对这些项目可能导致的侵犯隐私和大规模监控行为漠不关心。我们认为，这使得公民在面临“选择”时，无法就是否参与此类项目做出有意义的行为。我们也讨论了这对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影响。
关键词：Aadhaar，社会信用体系，媒体，隐私，监管，数据
Nandan Nilekani是最早提出“世界是平的”概念的著名科技企业领袖，他曾领导印度政府的Aadhaar项目，该项目旨在建立一个包含13亿公民人口统计和生物特征信息的数据库，包括指纹和虹膜扫描。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Paul Roemer将该项目称为“世界上最复杂的ID计划”。
由于担心Aadhaar会侵犯印度公民的隐私，Nilekani在法庭上面临质疑，他在一篇报纸专栏文章中以“个人选择自由”为由，为收集个人数据辩护。他认为，“Aadhaar是自愿注册，个人为了自己的方便和利益而允许(收集数据)几乎不构成侵犯其隐私权”。
Nilekani的论点后来被一位请愿者描述为“不诚实”，因为个人实际上除了注册别无选择，不管政府是否强迫，拥有Aadhaar身份证是获得甚至是基本的社会和金融服务的前提。然而，Nilekani将“个人选择自由”作为Aadhaar的法律和道德基础，这不仅仅是明目张胆的伪善，也反映了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信念，即个人自己做出明智的成本效益选择，因此对其负全部责任。这种意识形态信念实际上支撑着所有直接或间接收集用户个人数据的技术公司所使用的用户协议，比如谷歌和脸书。因此，个人——而不是政府或公司——成为了Baruh和Popescu在此类事项中所称的“隐私权决定地”。所有形式的个人数据收集，以及政府和公司对其（不当）的使用，都是以个人选择的名义进行的。
当然，期望公民做出这样的选择，并让他们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前提是他们完全理解这些选择的成本和收益。此外还要进一步假设，塑造公众对技术服务和数据项目理解的社会和文化机构，Sawicki和Craig称之为“数据中介”，透明地向公民展示了他们的成本和收益。新闻媒体是公民了解政府运行数据项目最常见的来源，可能是影响公众对数据项目的看法及其对私人生活的潜在影响的最重要的数据中介。正如Quail和Larabie所观察到的，“媒体言论反映了更广泛的社会政治价值观，涉及公共利益和公共事业、新闻与知情社会之间的关系，尤其是意识形态的动员，以及命名和传播故事和真理的力量”。事实上，这可能就是Nilekani自己选择在报纸专栏撰文反驳针对Aadhaar的请愿书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