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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汴梁，无险可据，北方的骑兵两三天即可冲到城门外。在太祖的心中，建都长安是上策，建都洛阳是中策，建都东京是下策，因此他一直希望把都城迁到洛阳或者长安，但因立国之初，需要稳固政权，所以暂时搁置。十几年后的开宝九年，太祖率领文武众臣来到洛阳，准备迁都洛阳，再迁入长安，许多官僚表示反对，他却态度坚决，以致“群臣莫敢言”，最后赵光义一句话“在德不在险”，太祖沉默不语，只能放弃迁都的念头。

建隆二年，太祖召见宰相赵普问道：“天下自唐末以来，数十年间，帝王换了八姓，战斗不息，百姓涂炭，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我想去掉兵灾，为国家长久打算，怎么办？”赵普马上说：“症结在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太祖当然明白，他的天下是如何来的，从此，“守内虚外”就成为大宋王朝的国策。因此，“杯酒释兵权”应运而生，将兵权收在自己手中，并把地方上的精兵选拔到朝廷禁军之中，归皇帝亲自统领。这样一来，皇帝就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几十万禁军要吃饭，吃饭需要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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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中地区在秦、汉时期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有问鼎天下的帝王之气，但经过东汉后期的董卓之乱，人口、资源大量锐减。到了唐朝，安史之乱，唐末的军阀混战，再加上黄河水利的失修，关中地区早已贫瘠，不足以养起几十万的禁军。而东京虽无险可据，但漕运发达，水路交通优越，各地的粮食可以轻而易举运到帝国的中心。

于是，一个逻辑关系出来了，赵宋天下要长治久安必须“守内虚外”，要“守内虚外”必须在都城供养大量军队，要供养军队必须有大量的资源，要获得赖以生存的资源必须选择东京为都，而东京的主人不是他的儿子，是他的兄弟。虽然太祖迁都有很大的原因是想削弱弟弟的实力，脱离他的势力中心，但为了大宋的基业，只能作罢。“迁都之议”不到半年，健健康康、年仅50岁的太祖撒手西去，政治天平无法再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儿子德昭始终没成即位之势。

从法理上，赵光义取得皇位不是理所当然，但从政治上，赵光义集团已成为当时除太祖外唯一可以扛大梁的独立系统；从经济上，赵光义掌握了制约帝国长治久安经济命脉，其即位是“势所必然”。如果太祖真的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说不定四百年之后的“靖难之役”会提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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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维谦

来源｜《百家讲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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