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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极端的可能性是，若是作为受益人的雷军并不从信托公司分红，他可能完全不需要因持有小米股份在中国缴纳个人所得税。

这对于很多在港上市内地企业的创始人及管理层来说极具诱惑，也就不难理解当下的赴港上市富豪们对于开设离岸家族信托的迫切需求了。

吕元栋表示，家族信托的初衷并不是避税。因为，富豪的资产设置了家族信托之后，其资产所有权进行了变更，以使得家族信托的受益人的税务居民身份能够进行合理合法的税务规划。

据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及澳洲会计师公会注册会计员冯南山统计，截至2018年底，香港216间上市家族公司中，至少约30%的企业以家族信托形式进行控股。

关键一步：梳理资产清单

相较于雷军这类赴港上市的企业家，其他内地富豪们的离岸家族信托游戏还要复杂得多。

据李文杰回忆称，不少内地富豪们的资产架构相对比较乱，比如代持等。CRS政策出来后，这些企业希望可以通过设置离岸家族信托，梳理其资产。

吕元栋接触过的数十个案例也显示，这些客户们的境外资产并不多，绝大多数仍在内地。

这就意味着，吕元栋及其团队在为客户开设离岸家族信托之前，得将他们的资产统一至一家境内控股公司，然后再用其境外的一家特殊目的公司（Special Purpose Vehicle，简称SPV公司）控股。

按照外管局2014年的文件《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内居民通过特殊目的公司境外投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简称“外管局37号文件”），SPV公司指境内居民（含境内机构和境内居民个人）以投融资为目的，以其合法持有的境内企业资产或权益，或者以其合法持有的境外资产或权益，在境外直接设立或间接控制的境外企业。

然而，第一步梳理国内资产清单，就是吕元栋团队最大的挑战。

吕元栋所在的团队曾经操刀的一单，前后花了两年多的时间都未完成。他回忆称，团队的主要精力都耗在内地公司股权理清上——这需要为客户们考虑理清过程中，在合法合规下，将税务及资产的交易做好最优规划。

还有一个故事是，吕元栋曾经为客户按照外管局37号文件要求在某省会城市拿到了设立境外公司的批文，但是同一个省管辖下的另一个市则因从未经手过类似的案例而拖延颇久。实际上，为客户们梳理清单的过程，多数时候都是律师和税务专家的工作。

更甚的是，国内多数企业家早期创业时大多找身边信任的人代持股份。在梳理清单过程中，吕元栋及团队还需要为他们解决这些股权划转等细枝末节的问题。

国内的资产清理完成后，便可按照外管局37号文件的要求，在境外设立一家SPV控股公司，未来的资产交易均可通过离岸控股公司进行——这些交易都是合法的，依法纳税。

值得一提的是，交易后的利润若依旧在离岸公司中，未做分红，即暂不需要返回内地，应可继续在海外进行投资。

恒生银行私人银行及信托服务主管陆庭龙表示，离岸家族信托实际上是一种法律安排，即将自己的财富进行处置的方式。这就意味着家族信托的条款并不简单，“甚至事无巨细”。

陆庭龙透露，一般来说，简单的家族信托内容少至200多页，多的上千页。他举例称，之前有客户甚至在信托条款里注明要求信托受益人按时拜祖坟，否则剥夺受益人权益。

截至2018年之前的三年里，吕元栋和团队做成功了数个案例。但用他的话来说，赚的都是辛苦钱，尽管他们当时设的客户门槛是至少在20亿净资产规模以上，但团队的年客均价实际在数百万左右。

在中环，围猎内地富豪

尽管暂未有关于家族信托业务的机构统计数据，但据香港信托公会的数据显示，2018年，香港私人信托机构的会员增长了26%——比往年都快。

虽然相比境外客户，内地客户的操作难度很高，但对于香港金融人士来说，这一轮新的“围猎”富豪游戏依旧意味着巨大的机遇。

目前，所有在香港开设私人银行的机构，都开设了专为内地客户服务的家族信托业务。虽然过去七年谢渺在中环也一直在招揽富豪生意，但为了更好抓住有家族信托需求的内地富豪们，谢渺及团队也于去年下半年开始正式推出信托业务。

谢渺很清楚自己的优势，即利用其所在中资机构的投行背景，先从赴港上市的企业家及高管团队的家族信托开始，尤其是在赴港上市途中安排家族信托设置的操作会更加容易——这些家族信托的资产清单仅涉及上市公司股票或现金。

小米集团创始人雷军的家族信托就是放在刚成立不久的中资背景的方舟信托旗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