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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前途莫测的会议，任正非究竟会不会松口，谁也不知道答案。

02. 出征

多年之后，已经从华为离职的张利华回忆起这次会议，总会提到一个细节[2]：她把准备了一个多月的材料汇报完，大家都紧张地不敢说话，等待着老板的表态。

任正非并没有像上次那样拍桌大怒，而是语调缓和地对负责财务工作的纪平说：“纪平，拿出十亿来做手机。”然后又对房间里其他人说：“做手机跟做系统设备不一样，做法和打法都不同，华为公司要专门成立独立的终端公司做手机，独立运作！你们几位筹划一下怎么搞。”

言简意赅的两个决定，让华为手机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会议，就这样波澜不惊的开完了。

很显然，投10个亿做手机这样重大的决定，绝对不是脑子发热临时起意。要知道，2002年华为净利润只有1亿美金出头，任正非显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才做出转变。这种战略掉头能力，跟华为长期坚持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密不可分，也跟任正非的性格密不可分。

2003年11月，华为终端公司正式成立，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场红海大战。

此时，大陆分布着上万家大大小小的手机公司，台湾公司联发科提供芯片及主要电子件，再找个贴片厂生产主板，套上一个成本不到30元的外壳模具，这些无商标的白牌手机构成了华强北的蚂蚁雄兵，外加诺基亚、摩托罗拉这些全球巨头，双面夹击，华为手机的战略空间在哪？

他们从中选定了一条赛道，“运营商定制机”。为了推广3G，华为和运营商合作做了10年定制机，运营商提供要求，华为生产，不贴商标，不用推广，看似轻松这个活儿却做得很心酸，一款手机，净利润大概只有5个点。如果市场预测不准，库存物料一积压，利润立刻全部亏光[2]。

2004年到2010年，这是华为手机的初创阶段，给运营商做的贴牌机不赚钱，支撑其活下来的是固定台电话和3G数据卡，98年抗洪，国家领导人使用华为的固定台电话指挥调度，让华为人自豪了一把[2]。但此时诺基亚如日中天，波导、夏新、TCL也风生水起，华为手机则无人知晓。

2008年左右，华为再次遭遇“冬天”，运营商业务由于跟竞争对手在全球短兵相接，利润率大幅下滑，公司负债率高企。做贴牌机又苦又累还不赚钱，华为思想有所动摇，他们决定出售手机公司49%的股权。找了一圈顶级的基金来谈， 黑石、银湖、KKR、贝恩资本都来了。

人算不如天算，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进入最后一轮的贝恩和银湖最终报价只有华为预期的3/4。任正非一气之下决定不卖了。这个收购如果早推动一个月，可能就成了。不过既然卖不出去，就只能重新规划华为的手机战略，很显然，低端贴牌机这条路，是肯定走不通了。

2010年12月，华为手机召开了高级座谈会，在会上，任正非将手机业务升级为公司三大业务板块之一，把产品重心从低端贴牌机，转向以消费者为中心的高端自主品牌，并豪言要做到世界第一[4]。此言一出，大家觉得任总又在吹牛皮了，toB向toC业务转型极难，华为能行吗？

业务转型，粮草先行。手机转型的先决条件，是华为有钱了。 2010年，华为净利润238亿人民币，相比于华为刚做手机的2003年，利润涨了20多倍，今非昔比。而除了资金外，华为在3G时代还积累了大量跟手机相关的专利，这些家底，是任正非敢于向手机砸钱的底气。

会后不久，华为将旗下所有面向消费者的业务整合在一起，组成消费者事业部，成为华为三大事业部（Business Group）之一。同时任正非承诺，将会给这个新部门大幅度的支持，至少在研发预算和投入上要胜过竞争对手。思想破冰，粮草给足，只缺一个能打硬仗的闯将了。

任正非盯上了一个皮糙肉厚，浑身上下充满钢铁直男气息的汉子，名字叫余承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