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设局下套、案件审理“不公”…当事人还原“(2)

　　A男说他觉得在“外交部”没什么意思，想辞职去大陆做生意，但觉得做生意总要认识几个“当官的”，希望我能介绍。我也就是酒后顺口答应“没问题”，这其实是有点胡吹。那之后我就回大陆了。

　　2017年2月，我以一家公司董事的身份再次来台湾，想跟台湾做创投的朋友交流，把资金和想法连接起来。这纯粹是生意上的事，因此少不了应酬，互相引荐商业伙伴。3月7日晚，A男在酒局上不停劝我喝酒，又缠着让我给他介绍大陆官员，并表示自己还在“外交部”，可以在海外见面。我被问烦了，就半开玩笑地随口说：“你去日本，我给你介绍高官!”其实有脑子的人都明白，这是我不想撕破脸。酒局结束前，A男神神秘秘地掏出一个牛皮纸袋，上边印着“中华民国外交部”之类的字眼，并表示：“这东西给你。”当时我就拒绝了。仅仅隔了一天，3月9日早6时，我就被抓到一个偏远的山区。后来按照律师的讲法，牛皮纸袋是“诱饵”，如果当时我接了，当场就会被抓。

　　“钓鱼执法”，办案不公

　　环球时报：你被抓后经历了什么？

　　周泓旭：调查人员冲进我家搜名片，发现几百张名片大部分都是创投圈的，只有三四张大陆公务员的名片。其实这都是在一些两岸交流活动上随手交换的名片，什么都说明不了，但调查人员却如获至宝，认为终于发现“跟大陆的联系”了。更可笑的是，他们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发现我手机上跟一个叫“老韩”的人联络很多，就兴冲冲地来问我：“这是什么上级的代号？‘老韩’是谁？”我回答说：“那是我妈。”

　　实际证据没有，为让我认罪他们就想别的法子。有一次，一个调查人员在车上跟我说：“泓旭，你跟我儿子差不多大，青春不能都这么浪费了。你现在如果认罪，我们就给你写句“态度良好”，因为你这不是什么大罪，按‘国安法’就是判5年以下，你未遂就两年半以下，如果态度好刑期还能减到1年3个月以下。你现在已经出了这个事，不会无缘无故放你的，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我承认我被说“动”了。毕竟从2017年3月9日我被羁押禁见起就吃了不少苦头。所谓“羁押禁见”就是与另外一个或两个人一起被关在四五平方米大小的房间里，吃喝拉撒睡都在里边。如果睡觉平躺，肩膀会紧贴着另一个人的肩膀，而这个人或浑身刺青，也可能吸毒。因房间潮湿，很多人身上都生了疮。在约6个半月的时间里，除了出去开庭，我基本就待在这个房间里。

　　环球时报：你认为台当局在整个案件的调查和审判过程中，有哪些不合程序的地方？

　　周泓旭：首先是“钓鱼执法”，也就是“先射箭再画靶”。我刚被抓时，还天真地觉得因为自己在酒桌上乱说话，害了A男。后来我才知道，我和A男平时交往的整个过程都被其录音，但在法庭上他只截取出对自己有利的录音。2016年5月蔡英文上台后，台湾一些情报界的人想要表忠心，照台当局这种方式，要制造多少“共谍案”，都能制造得出来。

　　另外，台当局办案程序漏洞太多。二审时，调查局的人说完全没动我被扣的电脑。到了5月，他们“突然”想去检验一下电脑，就查出来所谓“在台发展组织的计划书”。但直到12月，调查局才去抓新党的人，这不合常理啊？为什么发现如此“重要”的资料，不立刻动手？还有就是，他们在查电脑时，按规定即便被告不在场，被告的律师也要在，不然的话，调查人员岂不是想放什么东西就放什么？

　　第三点就是在看守所我遭受了很多折磨，每次只有在法警带去开庭的路上才有机会对媒体喊一两句话，有些媒体的采访就曝光了台湾司法的弊端。法院居然在二审快结束时又判我羁押禁见，因为怕我跟媒体互动!

　　总体来说，台当局对我的调查和审判过程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不公、不义。大家应该注意到，本案全程都是不公开审理，台当局的心态很可疑。

　　绿营想借此炒作“大陆渗透”

　　环球时报：台当局为何还不放你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