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不该是假货集散地

　　2003年的安徽阜阳农村，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怪事。

　　原本健康出生的100多名婴儿，在喂养期间却相继变成了四肢短小、身体瘦弱的“大头娃娃”，不少孩子出现了低烧、浮肿等症状，有的甚至还没学会说话就离开了人世。

　　后来一查，问题竟然出在孩子食用的奶粉上——是不法商家将劣质奶粉卖给了村里的居民，使得新生儿们因影响摄入不足而致病或是致命。

　　尽管涉案人员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惩罚，但“假奶粉”事件仍让国人心有余悸，更何况这只是冰山一角。

　　事实上，多年的努力让我国城镇的假货问题得以改善，但农村却依然没有摆脱假货泛滥的困扰，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着农村市场的健康发展。

　　现象背后的种种，值得我们停下来，仔细地想一想。

　　农村成了“假货集散地”

　　在分析之前，有必要明确一下，究竟什么样的商品才算“假货”。

　　学界普遍认为，所谓的假货应包含两个范畴，即假冒别人商标生产的商品与劣质的商品；换言之，只要二者符合其一，就属于假货。前者一般指名牌仿制品，而开篇所说的“假奶粉”则属于后者。

　　诚然，得益于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农村社会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居民们收入持续攀升的同时，很多从只能在城里买到的商品也渐渐变得唾手可得，似乎城乡间的消费沟壑在逐步被填平。然而，实际情况大概不似想象中那般乐观。

　　今年春节，我回到东北农村老家过年，在副食店买年货时惊奇地发现，摆在台面上的商品中居然掺杂着不少冒牌货，比如“特伦舒”牛奶，“营养块线”，“漂柔”洗发水，“汰洁”洗衣粉等等。如果不仔细观察，这些傍名牌商品的外包装并无太大差别，几乎做到了以假乱真；一问售价，它们要比正规商品便宜不少，这也引来了不少愿意为之买单的村民。

　　相信这种情况在全国范围内绝不是个例，虽然缺乏足够的实地调研作为支撑，但我仍然能从其他地方找到可信的证据。

　　去年7月，成立仅三年的拼多多在美国上市，岂料随之而来的却是铺天盖地的质疑声，矛头直指平台上销售的各种假货，诸如“蓝月壳”、“雷碧”、“vivi”手机等山寨商品更是沦为普罗大众的笑柄。

　　可是换个角度，结合拼多多的打法、用户属性以及刚刚发布的2018年Q4财报来加以分析，我们不难发现，纵然主打低价爆款、走“农村包围城市”路线的拼多多上假货云集，也挡不住其营业收入与GMV的持续增长之势，足以坐实“假货也是有市场的”这一结论——而假货受众中的相当一部分，正是来自农村。

　　不仅如此，劣质商品同样充斥着农村市场。且不说“毒泡菜”、“民工粮”一类的新闻屡现报端，就连中国消费者协会于春节前发布的《农村集贸市场调查体验报告》都显示，在实地调研的155个农村集贸市场样本中，有87个市场的产品涉嫌违规，比例高达56.13%；而消费者反映的虚假宣传、过期产品、“三无”产品等占比均超过三成。

　　这些无不暗示着：表面上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背后，掩盖的却是农村假货盛行的事实。

　　假货泛滥的四点原因

　　世上没有哪件事是偶然发生的，农村市场之所以会成为假货滋生蔓延的土壤，必然有其原因。总结起来，至少有以下四方面：

　　第一，对廉价商品的青睐，给假货的涌入提供了可乘之机。

　　长期以来，农村居民的收入都是远低于城镇居民。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98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77.6元与191.3元；到了2018年，城乡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各自上涨至39251元与14617元。二者无论是绝对差距（差值）还是相对差距（比值）都有增大态势（参见下图）。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较低的收入水平决定了农村居民有限的购买力，于是，价格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影响他们消费决策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才是商品的质量与品牌。

　　《中国防伪报道》杂志上曾经刊登过一则事例：某村民在买东西时几乎从来不看商品的商标、厂名与厂址，在他看来，只要便宜、能吃能用就够了。这也是不少农村居民消费理念的缩影，同时也为低价劣质商品提供了生存的温床。

　　第二，农村小商品经营主体欠规范。

　　经济发展的相对滞后以及基础设施的不够完善，使得农村市场很难俘获零售巨头们的芳心，许多大型商超无意进驻，从而难以形成规模化的零售网络。至于那些从事零售与流通服务业的人，大都是规模较小的个体经营者。他们普遍缺乏专业知识与法律意识，经营时通常只会关注自己的蝇头小利，即进的货是否会有人买，能不能赚到钱，对于进货渠道的把关与商品质量问题却考虑得不多。这便间接助长了假货的盛行。

　　第三，农村居民维权意识不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