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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裁判水平，避免“同案不同判”，应尽快通过有关立法或司法解释，明确有关私募基金乃至资管业中信义关系的重要法律问题，兹列举二三：
第一，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证券”概念的界定。私募股权基金是否适用该法？如何适用？2013年6月27日，中央编制办公室印发《关于私募股权基金管理职责分工的通知》，明确规定：“证监会负责私募股权基金的监督管理，实行适度监管，保护投资者权益。”该通知通过监管权力的界分，实质上对《证券投资基金法》中“证券”概念做了扩大解释，私募股权基金法律关系可以纳入“证券”概念，进而适用《证券投资基金法》，适用其中有关信义义务的规定。
第二，关于投资顾问和托管人的法律地位。在美国，私募基金管理人的信义义务可适用联邦《投资顾问法》第206章，以及各州的代理法（The Law of Agency）。英国2000年颁布的《金融服务与市场法案》规定：“基金托管人是受托人，适用信义义务，托管人要采取合理的措施确保基金管理人（投资顾问）的行为合法合规。而基金管理人或投资顾问不是信托受托人，但是是信义官（FiduciaryOfficer），也受信义义务的规制。”英美立法例值得参照，可以解决我国实践中的两个问题：
1. 由于我国没有英美法上关于信义义务的一般规定，信义义务仅适用于信托、公司和合伙，使得投资顾问可能不在信义义务的覆盖之下。目前，虽有证监会的一些规章规定，但远远不够，所以，我国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即使投资顾问不构成信托法上的信托受托人，也应当参照适用信托法上受托人信义义务的规定。
这里附带说明一下，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关于“托管银行和基金管理人”的规定，法律定性并不清晰，但被通称为“双受托人制”，它源于马萨诸塞州信托和英国单位信托（UnitTrust）。但是，“双受托人制”表述似有不妥，因为基金管理人不是资金的法律上的所有者，不是受托人，只是投资顾问，托管银行是资金的法律上的所有者，是受托人，所以，应该像英国法那样表述为“双信义官制”（TwoFiduciary Officers）或“双受信人制”。全国人大官方网站关于《证券投资基金法》的释义也表述为“双受托人”制，是否是合适的解释，值得研究。如果坚持双受托人制，并以此解释私募基金的信托结构，则将适用《信托法》第32条关于共同受托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责任将极其严厉，超越现实中托管银行的承受能力。
2. 在存在投资顾问的信托结构中，受托人是否能够以存在投资顾问为由，而主张受托人仅为通道，或者仅为事务性受托人，以此减轻受托人的谨慎投资义务？比如受托人主张投资个股选择应当均由投资顾问进行，受托人只应做形式审查，无须受一般的信托受托人谨慎投资义务约束，该主张是否成立？关于该问题，可参考上述英国法，受托人的信义义务仍然存在，有义务采取合理的措施确保基金管理人（投资顾问）的行为合法合规。
第三，违反信义义务的责任认定，是采取违约责任还是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责任要件中的因果关系如何认定？这个问题在英美国家讨论已经十分激烈。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罗曼尼（RobertaRomano）女士反对将信托责任纳入违约责任，她说：“模糊信义关系和合同关系，给予两者相同名称，将导致将错误的法律规则适用于信托或信义关系的严重后果。”波士顿大学法学院教授弗兰克尔（Tamar Frankel）女士在其名著《信义法》（Fiduciary Law）中则将信义责任视为独立的法律类别，既非违约责任，也非侵权责任。这都是我国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凡事要抓重点，纲举目张。要真正拯救中国的基金业，必须牢记：信义义务是基金业发展的“牛鼻子”。是时候了！是应当向基金业界大力宣扬信义义务的观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