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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由此赞颂了文王的开明，赞扬了西歧的政治民风。比较可贵的是，毛泽东并不因为《封神演义》中歌颂的是统治阶级政治家而对他们一概持否定态度，相反，他在讲话中多次称赞文王。他说：周文王、周武王励精图治、吸纳商人文化，促进周朝社会的发展，积极准备推翻商朝的统治。他们施行贤明政治，对奴隶们很有吸引力，周的军队打来，商朝的俘虏纷纷起义，掉转矛头，联合周军进攻商纣。纣王见大势已去，登鹿台自焚而死。
毛泽东把文王之贤和周朝的兴起、商朝的灭亡联系在一起说明：实行贤明政治，关系事业成败，所以共产党人要从中总结经验与教训。
“纣王不是坏人”
毛泽东熟读历史，有很广泛的历史知识，他善于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历史人物，常常发表独到的看法。他对《封神演义》中所写的纣王就有与众不同的看法。
《封神演义》一书中记述了一个“反面人物”——纣王。在第九十五回中，姜子牙历数了纣王的十大罪状。后人对纣王的评价，也大多认为纣王是个暴君，是个“万恶无道”的人。但毛泽东却认为，对纣王要客观分析。
1958年10月，毛泽东在第一次郑州会议上讲话指出：
【“把商纣王、秦始皇、曹操看做坏人是错误的。” 】
他说，史书上把纣王描写得如一个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恶人，太过分了。连孟子也为他打抱不平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桀纣之恶未有为此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均归焉”。纣王宠爱妲己、剖开比干心，这两件坏事，使他得到了一个大暴君的恶名，于是天下之恶就都归结到纣王头上了，好像他什么善事都没有做。其实纣王这个人聪明能辩，尚武能文。他打起仗来是很有英雄气概的。商朝晚期，江淮之间的夷人强盛起来，威胁商朝，纣王的父辈曾经几次对东夷用兵，获得了胜利，但没有击退东夷向商朝的扩张和冒犯。纣王当政后亲率大军东征夷人，打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胜仗，俘虏了“亿兆夷人”，由此击退了东夷的扩张，保卫了商朝在东南方的安全。而且纣王对东南的经略，使中原文化渐渐发展到了东南，这对我国历史是有贡献的。毛泽东说，“商”这个词就是做生意的意思，它标志着商朝已开始有了商品贸易，到纣王时已成为当时最富强的、文化程度最高的奴隶制国家。
毛泽东认为，纣王的失败，自然有他的教训。周文王、周武王励精图治、吸纳商人文化，促进周朝社会的发展，积极准备推翻商朝的统治，但纣王对此却完全丧失了警觉性。他根本不听商朝大贵族微子、箕子等人的不断进谏，结果陷入了众叛亲离的境地。
评价历史人物，主要看他大的方面、看主要点，看他在历史进程中的实际行为，这是毛泽东的一贯看法。毛泽东并不否认纣王存在重大错误甚至罪过，他评论纣王的中心意思是讲：对纣王要一分为二；纣王本人，也是一个聪明能辩、尚武能文的人，是个有本事的人，他做的不少事，在历史上是有功的。对于纣王的失败，毛泽东也做了精辟的分析：主要原因是纣王没有意识到内部反对力量强大的颠覆性，在战事紧急的情况下，纣王把东夷战俘武装起来开向前线。结果，俘虏纷纷起义，掉转矛头，使纣王彻底失败。
神话的永恒魅力
无论是明代、清代、民国年间还是新中国建立后，都有一部分人对《封神演义》有看法，认为它宣扬封建迷信，情节怪诞，对青年人有不良影响。
然而，任何神话都是借助想象力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艺术手段。高尔基曾说：
【“神话是一种虚构……浪漫主义是神话的基础，而且它是极其有益的，因为它帮助激起对现实革命的态度，即实际地改变世界的态度。” 】
毛泽东也一直持这样的看法。一次，毛泽东和身边警卫人员谈话时说：要看看《封神演义》，那本书虽然是神话，但其中有不少道理。一直以来，毛泽东坚持认为《封神演义》可以读，但要有分析地读。应该从中发掘古人的智慧，了解故事中的道理，用以启发对当今事物的认识和分析。但毛泽东也从来没有批评过那些贬斥《封神演义》的人。他认为，不同的人对不同的书有自己的认识和评价，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强求统一认识。各种不同认识可以各自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