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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Rockwell Kent
作为催化剂的海德格尔
——策兰开始撰写自己的诗学，
1959-1960
在1954至1959年间，策兰就自己的诗歌和普遍性的诗歌所做的几点理论陈述，都是为了回应特定的要求或者形势：他在1954年底回答汉斯·本德尔提出的他怎样写诗和为什么写诗的问题；1958年在回答巴黎Librairie Flinker书社的问题时关于自己所从事的写作工程的讨论；1958年在不莱梅文学奖受奖词中关于自己的诗歌的思考。所有这一切至少有两个共同因素：它们都没有太多的细节，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都反映出海德格尔的影子。
至少从1957年开始，策兰就在考虑更加全面地阐述自己的诗学。珀格勒说，当年他见到策兰后，两人就同意继续讨论“现象学和文学”的问题。①策兰的不莱梅演讲，就是这一处于萌芽阶段的工程的第一步，它所指向的，是对自己的诗学更加综合的表达。在那次演讲后，在长达18个月的时间里，他并没有进一步努力推进这一工程，但是，1959年8月的两起事件似乎为他重启这一工程提供了催化剂。第一件事是他写下了诗歌《山中对话》。这首叙事诗通过两个犹太人在山中的相遇，特地探讨了犹太人的身份问题。这首诗的写作，源于他错过了一场和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计划在瑞士南部的恩加丁(Engadin)的会面。第二件事是他在同一个月里阅读了海德格尔的两部著作—《演讲与论文集》和《同一与差异》。他所书写的与阿多诺的想象性会面，以及他与海德格尔在思想上的相遇——这是当代欧洲最重要的两位思想家——似乎对他的工程构成了挑战。在这项工程中，他明确地想要形成让自己满意的诗学，并且超越这两位著名的思想家那些关于诗歌和美学的具有影响力的著作。
从他去世以来，策兰总被人认为是某个哲学家的诗人。比如近来的那些哲学家，像德里达、列维纳斯、拉库一拉巴特等，都对他的作品表示了关注（阿多诺还试图写作关于他的诗歌的著作），而策兰自己也对先前哲学家的思想产生了兴趣，特别是对他们那些关于语言的思考和著作。此外，他和哲学家们那些共同的思想，都或隐或现地出现在了他的许多诗歌和理论著作中。到1959年，他广泛的理论阅读让他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很自在，而且，他逐渐感觉到自已的思想和海德格尔、阿多诺等人的思想一样，都具有合法性。但是，与他们不同，他是一位一流的诗人，而且他具有他们所没有的洞见。总之，这种不寻常的强大的哲学基础，加上他那独一无二的诗人天赋，使得策兰能够很好地与这两位杰出人物并驾齐驱，并且创造出一种20世纪独有的诗学。
他在1959年8月阅读海德格尔并开始了这个更大的“现象学与文学”的工程。这个特定的日期，表明两者之间绝不是巧合。在《演讲与论文集》这本书中，策兰注明，他在1959年8月9日和30日读完了各个章节。另一条笔记表明，他在1959年8月30日读完了《同一与差异》。因此，他在这个月的后20天里读完了这两本书。也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同样开始为这项新的诗学工程做了各种各样的笔记。从他遗留的各种手稿来看，他所留下的30多条关于诗歌的笔记中，都特地标有1959年8月19日、20日、22日和30日这样的日期——在第二年所做的《子午线》演讲中，他首先引用了这一组笔记。有人在编辑这些与这项工程伴生(1959年8月的最后20天)的广博的笔记时暗示说，策兰还留下了很多没有注明日期的笔记，都是与诗歌同题有关的。②
这些文字是策兰试图更加系统地建立自己的诗歌思想的第一步，而且有可能是为了出版，虽然还没有想到特定的出版商和版式。然而，在1959年底和1960年初，一些别的事件——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包括：那些评论过他的作品的批评家们身上真正存在着的反犹主义，或者被他察觉到的反犹主义，让他在处理的时候经受着精神上的极大痛苦；在西德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各种反犹主义事件的爆发；克莱尔·戈尔主使的针对他的诽谤事件——吸引了他太多的注意力，促使他在一段时间里忽略了这一工程。直到1960年3月，当他受人委托为北德电台撰写一篇关于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的诗歌的文章时，他才又重新开始了1959年8月在阅读海德格尔的著作时所开始的诗学思考。1960年3月，在这项工程开始9个月后，当他了解到自己将要获得德国语言文学院颁发的声望极高的毕西纳奖（Büchner Prize）时，他才又继续这一工作。他了解到这项大奖是用格奥尔格·毕西纳（Georg Büchner）的名字命名的，而且他将要为现场观众做一次演讲。这促使他要使用这些先前的笔记，并做了一些新的笔记，最终又把它们融入到了当年10月所做的《子午线》演讲中。在1959年8月开始的还是一种普遍性的诗学，但在一个仅仅代表了他的部分诗歌思想的精简版中，却达到了顶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