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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幻想。作为一个资源匮乏的岛国，日本为了继续战争，开始实行“以战养战”、“现地存活”的战略。然而中国在抗战中却坚持实行“持久战”。那么如果“以战养战”真的可行，“持久战”不就与其矛盾了吗？
“以战养战”其实是基于中国“地大物博”而设计的，但在落后农业国开发资源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煤、铁这两种资源在中国的储量非常多，但是开矿之前必须修铁路。
光有铁路连接煤矿与铁矿也是不行的，煤炭要经焦化厂炼成焦炭才能炼铁。从矿石到钢材还需要铁厂、钢厂。一些列投资下来，无论时间还是资金都不是日本所能承受的。
抗战初期，日本虽然迅速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却依然要拿着外汇去购买美国的钢材、石油等战略物资。到了1939年，日军很快就发现以战养战难以实现，只能被迫地龟缩在铁路沿线的大城市内。
日军的作战半径也很少远离铁路超过200公里。当时国内的基建基本为零，日军的物资从国内运到中国，然后再用铁路运到各地战场。因为没在中国找到石油，更没钱没工夫修路，日军只能用骡马将物资运到前线，一旦超过200公里的路程就有被切断补给的危险。
很多学者考证，如果仅从财务上来看，日军侵华实际上是亏损的。日本的外汇储备到了1941年就基本耗尽，所以才会放手一搏去东南亚抢欧美列前开发了上百年的殖民地，因为那里有现成的油田、矿山和橡胶园。
正规渠道活不下去，但日本只能用非常长手段养战，那就是鸦片。中国近代的绝大部分苦难可以说都因鸦片而起。在抗战前，国内就有大量烟民，而日本早在殖民台湾时就把鸦片专卖制度练得炉火纯青。
据说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军费全部来自鸦片。1932年6月4日，关东军参谋长发给国内的电报中就明确地指出鸦片就是伪满洲国的主要经济支柱。
“满洲国的财政目前遇到很大困难，由于在维持和平与秩序上面临的困难，很难实现在建国时估计的6400万元收入。由于这个数字中包括了1900万元海关收入和1000万元鸦片专卖收入，而满洲国的估计支出为9300万元，除非它能迅速找到一种方法增加收入，否则满洲国将会处于困境中。”
1937年11月上海刚一沦陷，日军就迫不及待地在12月份开征鸦片税。因为“租界”的特殊政治环境，上海自开埠以来就是国内最重要的鸦片集散地。在日军的包庇和纵容下，来自日本、台湾和朝鲜的鸦片商人纷纷抢滩上海。
然而上海社会环境太复杂，日军很快转向与本地烟商合作，在曹家渡开办了“上海公卖处”。日本希望上海滩三大亨之一的杜月笙能出面主持公卖处的鸦片生意，但杜月笙早就避走香港，而且拒绝与日军保持任何形式的合作。日本人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清末首富盛怀宣的侄子盛文颐。
随着傀儡政权的建立，日军逐渐退出了鸦片贸易，转而在上海成立了“华中宏济善堂”，南京、苏州、芜湖等地先后设立分堂，每个分堂又有若干膏店，膏店之下还有戒烟所。华中宏济善堂最初以经营波斯“红土”。二战全面爆发，日本从海外进口鸦片的难度大增，转而在北方大量种植鸦片，然后卖到南方。
华中宏济善堂垄断了上海，乃至整个华中的鸦片贸易。根据日本学者江口圭一的估算，从1939年到1944年，华中宏济善堂牟利约10亿日元，若日军全部将其用于建造最先进的航母，可造出12艘之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