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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二十二》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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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粉英和袁竹林互不相识，但她们的遭遇极其相似。
听到汉奸带鬼子到村里抓花姑娘，周粉英带着娘家一个妹妹从家里拼命往外跑，跳过一条小河，躲进一户农民家的磨房。
这次带队抓花姑娘的是伪乡长的老婆。她熟门熟路，一下子就找到了周粉英她们。
周粉英和妹妹被抬上独轮车，胡乱捆绑着，像赶集卖猪一样，被推着上路了。约摸颠簸了七八里路，她被送到了镇上一个旅馆。
旅馆房间住满了女人，还有人陆续被抓来，总共有40多人。
日本人给她们编号，胸前别上一块布做的牌子。
编号根据长相来定，周粉英是1号。
周粉英长得美，在十里八村都是有名的。她身材好，人很干净，经常撑起阳伞走路，有时还戴花檐帽，头发盘个髻，从来梳的一丝不乱。
那个时候，美丽意味着高风险。
很多女人的做法是捧起锅灰往脸上抹。但被逮到之后，心眼坏透的二鬼子（汉奸）总会适时地端来一盆水，让女人们当着日军的面洗脸。
周粉英待的中兴旅馆，已被改成了慰安所。她接下来的命运是成为一名“慰安妇”。
那一天是1939年4月11日，农历二月廿二日，周粉英的22岁生日。
此时，离如皋白蒲镇500多公里的武汉，17岁的袁竹林应该生下女儿不久。做母亲之后，她需要外出做佣工。
四处兵荒马乱，经济萧条，工作并不好找，短工时有时无。
第二年春天，一个名叫张秀英的武汉当地妇女到处招女工，说武汉没有工作机会，但湖北其他地方有旅社急聘清洁工。
袁竹林报了名。同时报名的，还有七八个小姑娘。
她们上了船，沿长江下行，想到马上有工作了，一路有说有笑。
次日到达鄂州。一上岸，日本兵已在等候她们，强行把人带到一座庙里。
庙门口有荷枪的日本兵站岗。袁竹林反应过来，哭喊道：“这里不是旅社，我要回家。”
日本兵端着刺刀，把她们赶了进去。
庙已经被改成了慰安所。一进去，就有人命令她们脱光衣服检查身体。袁竹林她们不肯。
张秀英的丈夫出现了。他让人用皮鞭抽打这帮不听话的小姑娘。
身体检查后，每个人取了一个日本名字。袁竹林被叫做“雅子”。她长相出众，高挑俊俏。
每个人分到一个小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床、一个痰盂。房门口挂上木牌，写着她们的日本名。
袁竹林接下来的命运也是成为一名“慰安妇”。
▲被日军强征到中国的朝鲜慰安妇正在渡过黄河。这张照片最早由日本记者千田夏光发现，经他的不懈调查，揭开日军慰安妇罪恶的帷幕。
侵华期间，日军每占领一地，便掳掠当地妇女建立慰安所。比如，在苏州掳掠了2000多名妇女，在无锡裹胁了3000名妇女，在杭州被抢的女人高达2万人。
各地设立的慰安所数量也很惊人。南京至少60处以上，武汉、海南均与此相当。据“慰安妇”问题研究专家苏智良调查统计，上海各类慰安所至少83处。
绑架、强迫、欺骗，是日军在中国征集“慰安妇”的惯用手段。不幸沦为“慰安妇”的中国妇女则有教师、工人、农民、学生、职员、尼姑、修女等。
包括周粉英、袁竹林在内，至少有20万中国妇女被逼做这同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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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翻阅大量史料，发现了更让人愤恨的事实：强征“慰安妇”、经营慰安所的，竟然往往是我们的同胞。
南京沦陷，日军特务机关指令当地汉奸迅速招募100名“花姑娘”建立“皇军慰安所”。
地痞流氓乔鸿年粉墨登场。他陪同日军特务机关头目，先后到“安全区”各难民所搜寻挑选中国妇女。
乔鸿年重点搜寻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协同日军用3天时间强征了300名妇女，又从中挑选出100名，并选定傅厚岗、铁管巷两处巨宅作为慰安所开办地。
伪政权的工作重心似乎也放在这上面。
金陵大学美籍教授史迈士当时就听说，“南京市自治委员会”的第一职责，就是为日本军队建立三家妓院（慰安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