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游艺送彩金(2)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现已开辟成陈列馆。

几乎同一时间，在芜湖，地痞姬斌重复了乔鸿年的无耻。

姬斌到处威胁、哄骗年轻女人，占用一家叫凤宜楼的旅社为日军开起了慰安所。

凤宜楼慰安所内，被哄骗、胁迫而来的女人中，年龄最小的只有14岁。

姬斌还曾带日军在芜湖一尼姑庵内绑架年轻的尼姑，投入凤宜楼。

特殊年月，人性的暴露最为彻底。

在湖北孝感，15岁的蔡玉华被一个黄陂口音的中年男子从家中强行拉走。走前，男子放下300元。

蔡玉华很快被送到武汉中山大道附近一家旅馆，几个日本兵冲进来，扯下她的衣服便开始轮奸。

在江苏东台三仓河小镇，日军向当地维持会提出“需要姑娘”。维持会的代表说：“这个镇没有妓女，可以从附近的村庄中找些良家姑娘。”

几天后，十多名良家少女被押至日军驻地，在一幢较大的民房里设立了慰安所。

▲日军军官不仅强迫中国妇女提供性服务，事后还要与“慰安妇”一起合影。

带队搜捕周粉英的伪乡长老婆，以招工诱骗袁竹林的武汉女人，同样暴露了她们的丑恶。

周粉英的记忆中，鬼子天天来，来的人都不一样，还有的带着刺刀直接冲进房间。她只有尽着鬼子的要求，痛心痛肺，却像小猫小狗一样地活。

袁竹林第一天做“慰安妇”亦如噩梦。到了鄂州慰安所的次日上午，日本兵就在每个房间门口排起了长队。

她晚年回忆：“我……足足遭受了10名身强力壮的日本兵的蹂躏。一天下来，连坐也坐不稳，下身疼痛像刀割一般。”

此后，她每天的生活就是做日本兵的性奴隶。

很多日本兵欺负袁竹林是新来的良家妇女，不肯用避孕套。一段时间后，她怀孕了。

她尝试逃跑，马上被抓了回去。日本人很生气，按住她的头死命往墙上撞，鲜血直流，孩子也流产了。

那段不堪回首的苦难与屈辱，是民族的，但更是个体的，是周粉英的，是袁竹林的，是无数留下名字以及未留下名字的幸存者的。

3

人性偶然散发的一点光辉，足以拯救陷入魔窟的“慰安妇”。

大约半年后，白蒲镇伪政府里一个书记员可怜周粉英，花钱把她救了出来。

书记员要周粉英跟他过。周粉英不愿意：“我有自己男人啊，我要回家。”

他让她回家了。

周粉英有丈夫，叫倪金城，比她大5岁。他们团圆了。

然而，她的婆婆不让她进家门，邻居们也都在议论她“这个被日本鬼子弄过的女人”。

倪金城让她重新进了家门。他对她说：“你长得漂亮，是日本人把你抓去，并不是你自己要去的，怎么能怪你呢？”

两年后的一天，周粉英早上醒来，发现倪金城不见了，从此杳无音讯。

她心里明白，丈夫是为了报仇，杀日本鬼子去了。

袁竹林遇到的“好人”是一个日本下级军官，名叫西山。1941年左右，西山允许袁竹林回家探望。

一年来，家中变故，袁竹林几乎举目无亲。她似乎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又返回鄂州，找了西山。

▲晚年的袁竹林信奉基督教。

更多的中国籍“慰安妇”，没能熬过来看到抗战胜利的曙光。

太平洋战争结束之际，日军对“慰安妇”采取杀人灭口政策，有的被关进山洞用机枪扫射殆尽，有的被用毒气成批地毒死，有的被投进水井里或活埋。

广州姑娘黄惠蓉，16岁时被抓当了“慰安妇”。当时约有100名姐妹一起被押往海南，到达黄流镇只剩下40多人。

17岁的黎族少女李亚茜成为日军性奴隶后，多次逃跑，并拒服避孕药，后有了身孕。日军为示惩罚，将她剖腹致死。

1944年滇西大反攻时，中国随军记者潘世征目睹了残酷的一幕。

他在战地报道中写道：“我军攻克了腾冲最后几个敌人工事的时候，在一个墙缝之间，发现了十几具女尸，有穿着军服的，有穿军裤的，有穿着漂亮西服的，她们是被敌人蒙上眼睛用枪打死堆在一起的，有已经腐烂了的，有刚才打死的，有的手脚还在蠕动，惨不忍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