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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到宏观经济问题上，我觉得单支基金在面临市场波动的时候，可能谈不上受多大影响，最重要的还是自我能力建设的问题。我们去年6月份正式单列了红杉中国种子基金，目前已经投了30家左右种子期的项目。数据上看不出消费互联网的机会在消失，2C端的创新仍然是在每天发生，企业服务比例也是在上升的。

符正：基金投资风格和方向上，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2C的、而且最好是已经胜出的企业。

从产品上，我非常希望我们可以有多币种，人民币基金募美元本身是一件很艰难的事情，但多币种能帮助基金再上一个台阶，我认为我们有能力和机会。

从产品端我也会重点关注一些新型机会，比如说像A股上市公司有一些质押重组等，过去有些法律诉讼的障碍有所清除了。这些上市公司的股权在整个金融系统里面是有资本价值的。

另外，我个人希望关注一些新兴的并购型机会。我在六年前参与过国内的并购型项目，现在的市场与那个时候还是有些变化，现在大家提出一些新兴的并购形式，比如说做重要的二股东，或者导入产业资源等，我认为这些是既可以结合我们的过往经验，也是我个人非常希望探索的方向。

黎芳宏：前面提到人口红利的问题，我认为可以分层次来看。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情况下，我们也观察到所谓的低端劳动力也在转型和升级，这也是职业培训现在这么火热的原因之一。同时在中国，还有一个庞大的高端生产力群体：工程师的红利。

举个例子，在芯片行业，制造的环节其实中国公司跟外企相比的话并没有优势，国外的企业具备规模及产能把控力，但是我们有研发、销售环节的成本优势，所以综合下来我们的成本还是比较低的，这就是我们的比较优势，我认为这个来自于技术和知识的红利。

另外一方面，机遇可能来自于一些特殊事件。比如说中兴和华为的事件发生后，给一些大型制造型的企业敲响了一个警钟，让他们意识到上游依赖进口是一个很具脆弱性的事。我们调研下来也发现，很多这样的大型制造企业会有硬性的标准，要求他们的核心零部件必须配备国内的供应商，最起码是作为“二供”，这是他们做的反脆弱的战略考量，这就给国内的供应商特别是一些初创的企业极大的机会。以往供应商认证需要很长时间或很高标准的大型手机厂商或汽车厂商，现在对国内初创企业来说门槛是降低了。

王斌：我们觉得红利一直没消失。我从14年前做上市公司开始就看资本市场，一直是有资本的红利起落。但是这几年我们回到早期投资，在产业尤其是科技产业里面我们看到的机会确实让我很兴奋的，中国创造出一大批像BAT、美团、头条这样在全球都有影响力的公司，这个力量是很大的。

如果在这次人工智能的第四次产业革命里面，有众多的创业者和资源在这里发生冲突，那能够产生出来的空间在全世界都会有更深远的影响和意义。

纵观上，我们中国今天把高铁修到这样的一个密集度，而且所有的二线城市基本上全部都修了很密集的地铁，就拿长三角来说，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像这样密集的城市集群，而且充分的互联互通，很容易在一天在三个城市谈事情。这也是过去人类历史上没有的，这些东西融合在一起一定会缔造出很有意思的事情。

我们尤其看好在人工智能的大方向上，随着算法成本越来越降低，芯片算力的成本会进一步降低，一旦应应用到传统行业里面，一定会激发出巨大的生产力，这些公司在行业打下去以后，会一层层把新技术用进去，产生链条的整合效应，这也是一种新的生产力的呈现。

教育也一样，虽说现在整体市场的热度有下降，但是随着新技术的应用，人对教育的需求一定会越来越分层，而一旦分层，大量的有独特需求的教育依然是严重的供不应求的。所以这种技术驱动带来的生产变革、商业变革甚至是社会变革才刚开始，我们很看好将来来临的一波大红利。

他们如何看待未来的黑马？

徐向东：最后，每一位用一句话送给那些希望成为下一个上领奖台的黑马同仁们。

王斌：慢一点不坏，风口总是会有，但是聚焦或者是沉淀在核心思维认知和产业方向上，慢慢地长起来，反倒是更稳健地打法，而且长周期来看也几乎是最快的打法，这是我的一个建议和祝福吧。

黎芳宏：我们认为最好的方式还是把自己擅长的事情能够像做研发一样，像激光一样去做专，这个是做宽自己护城河和构建壁垒的最好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