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娱乐(2)

同样是大国崛起，对比当年英国，我国是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和政府投资，建立起更为强大的投资引擎，但是，受托人信义义务却未受到足够重视，一定程度上导致欺诈丛生，投资效率低下。

读史可以明鉴。为什么信义义务观念能够在英国法中扎根？这需要回到信托的起源史。

早期的信托与商业无关，但是事关宗教信仰和身家性命。在中世纪英国，教会没有向国王纳税的义务，而土地上的税负是国王最重要的财政收入。教徒将自己的土地捐赠给教会，土地集中于教会，国王流失了大量的税收，导致国王的财政危机。13世纪，英格兰国王亨利三世公布了《没收条例》，明确规定把土地赠与教会需得到国王授权许可，擅自赠与将被没收土地。为规避该法，教徒采用了用益（USE）方式。他们将土地转让给第三人，土地权利在第三人的名下，但是，要求第三人为教会的利益管理该土地，这就是信托的雏形：教徒是委托人，第三人是受托人，教会是受益人。之后，出现了信托（Trust）一词，代替了用益。

除宗教外，信托还运用于战争时期。十字军东征时，参战教徒将自己的家产信托给自己的朋友，由朋友照顾自己的家人和财产。再如红白玫瑰战争(1455—1485年)时，参战贵族将自己的家产信托给朋友，以防战争失败，财产被没收。

最初，英国普通法不承认用益（信托）的效力，之后，英国衡平法承认信托的效力，信托受益人的权利获得保护，信托受托人的法定义务开始确立，即信义义务。

其实，历史还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据古罗马法学家盖尤斯在《法学阶梯》一书中的介绍，古罗马就已经出现遗产信托（Fideicommissum）。遗产信托是古罗马帝国中的异邦人的遗产继承的一种形式。在古罗马帝国，异邦人积累了非常可观的财富，但按照当时法律，异邦人不能通过遗嘱的形式把财产留给后人，异邦人的后人也没有继承财产的资格。于是，异邦人采取了遗产信托的方式规避之。由于受托人背信弃义事件频发，公元69年元老院承认了遗产信托的效力。

根据《韦伯斯特大辞典》的考证，1631年英语从拉丁文引入“Fiduciaries”一词，即英文的Fiduciary，作名词用，意即“受信人”“受托人”；1641年Fiduciary出现第二种用法，作形容词用，意即“信义的”。其拉丁词根“Fidere”，意即“信任”。在中文中，“Fiduciary Duty”可翻译为“信义义务”，或“受信义务”，或“忠实义务”。

虽然信托最初运用于宗教和遗产继承，但信托后来广泛运用于各个领域，形成民事信托、公益信托和营业信托三大类型。其中，信托在商事领域运用最为广泛。1720年英国《泡沫法案》颁布，取缔合股公司和股票市场，1720—1844年，正值英国海外扩张的黄金时代，英国企业家采用了信托（Deed ofSettlement）替代合股公司，发挥了社会融资的功能，信义义务保证了投资者的信心。19世纪“马赛诸萨州信托”出现，成为现代证券投资基金的鼻祖，它创设了双受信人制(TwoFiduciaries)相互监督，沿用至今。

英美法系就是在上述的数百年的历史中，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信义义务为核心的信托传统。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引入受托人信义义务，可以说是在域外力量的压力下实现的，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最早写入信义义务概念的立法是1992年5月15日国家体改委颁布的《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62条：“董事和经理对公司负有诚信和勤勉的义务，不得从事与本公司有竞争或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动。”其背景是：在与香港联交所谈判内地公司发行H股事项时，香港联交所为了保护香港投资者的利益，要求内地法律必须明确规定公司董事的信义义务。当时负责《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起草工作的联办（中国证券市场设计中心联合办公室）高西庆先生和陈大刚先生最后添加了第62条。

但是，即使在《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明确规定了第62条的“董事的诚信和勤勉义务”后，香港联交所仍然不确定这就是普通法系中的“FiduciaryDuty”，要求内地方正式明确。之后国家体改委1993年6月10日发布《关于到香港上市的公司执行〈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的补充规定致香港联交所的函》（体改函生〔1993〕74号）又明确宣示：“《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62条所述诚信责任，与香港法律中的诚信责任(FiduciaryDuty)具有类似的含义。”至此，香港方终于相信了内地立法中有“信义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