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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月,胡适（右）与陈独秀（左）在上海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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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颇具影响力的杂志《新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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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评价甚高的《新潮》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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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胡适
时年：28岁
身份：北京大学教授
地点：上海、北京
在中国整个现代史上，1919年无疑称得上奇迹迭出之年。从五月四日到最近几周的教师罢课，这一年发生了一系列值得纪念的事件，它们已为大家所熟知，所以我在这里也就无需再提了。但这一年的真正奇迹，应该是这个国家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显著变化。这种转变的传播速度异常迅猛，连那些对其最后的胜利怀有最疯狂期待的人都感到震惊了。 ——胡适《中国知识分子在1919年》
五四学生运动爆发时，胡适并不在北京，而是在上海给杜威做翻译。不过，此后不久，胡适很快离开上海回到北京，深度参与了五四运动后续的一系列活动。不特如此，五四学生运动中的学生领导者，傅斯年也好，罗家伦也罢，不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都与胡适有密切往来。因此，未曾在北京亲历五四运动的胡适，也深度介入了这场运动，是毫无疑问的。
狭义的与广义的“五四”
狭义的五四运动，是指1919年5月4日发生在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这场运动胡适并未亲身参与。至于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胡适则是“首举义旗之急先锋”。
五四新文化运动，指的是从1917年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以《新青年》为舆论阵地，以北京大学为思想场域掀起的思想文化运动。正是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为信号，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应运而生，尔后，这场语言革命进一步演变为思想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核心的三位思想领导者应该是陈独秀、胡适与蔡元培。这一点，陈独秀在悼念蔡元培的文章中说道：
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
再具体一点说，蔡元培是北大校长，他把北大改造成了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陈独秀是《新青年》主编，正是有了这一舆论阵地，新文化运动才会兴起，而胡适则凭借一系列的言论主张，尤其是首倡白话文运动而“暴得大名”，其成名之速，可谓奇迹。当是时也，属兔的胡适年仅26岁，陈独秀比他大一轮，是38岁，蔡元培又比陈独秀大一轮，是50岁。三人生肖都属兔。故而，广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可谓是一只“老兔子”带领一只“中兔子”和一只“小兔子”掀起的思想文化上的革命。
本文以1919年这一年胡适的相关活动为线索，通过分析新旧派及新派之间的分歧、胡适与《新潮》、五四学生运动中的胡适、胡适论五四的是非功过等问题，来论述胡适与广义及狭义的五四运动的关系。
新旧派之间的冲突
五四新文化运动自1917年开始后，遭到了旧派文人的反对。这本是思想主张上的冲突，但在有些旧派文人看来，文学革命乃是动摇国本之举。因此，个别旧派文人利用谣传，寄希望于政治势力来驱逐新派文人。这一思想冲突在1919年达到顶峰。1919年2月，林纾发表影射小说《荆生》与《妖梦》。此外还有一个半真半假的谣言说：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公然去妓院嫖娼。这则谣言，其实是在给北大校长蔡元培施压。当时蔡元培正提倡“进德会”，进德会的会员相约不嫖不赌。如今，被蔡元培举荐成为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公然嫖娼，作为北大校长的蔡元培，应该如何处理陈独秀呢？
于是也就有了1919年3月26日之夜的会议，蔡元培召集相关教授，讨论处理陈独秀的问题。最终，在马叙伦、沈尹默、汤尔和的影响下，陈独秀被迫离开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