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大流动：3000个县全景呈现(7)

　　23个千万级大都市圈人口流动更加分化，当前京津、深莞惠、广佛肇、厦漳泉、长株潭、重庆等都市圈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小学生增长居前，苏锡常、南京等都市圈常住人口流入虽然放缓、但户籍人口和小学生依然明显流入。根据我们在《中国人口大迁移》中的划分，当前北京、上海等23个千万级大都市圈以全国6.8%的土地集聚34.1%的常住人口，创造41%的GDP。

　　常住人口流入的都市圈从2001-2010年的21个下降至2011-2016年的18个，且人口大幅流入的都市圈个数从21个降至8个。2001-2010年，除重庆、武汉都市圈外，其他21个都市圈常住人口均明显流入，常住人口年均增速与自然增长的差均大于0.2%。但到2011-2016年，人口流入的大都市圈个数下降至18个，重庆、武汉都市圈常住人口转为流入，但青岛、宁波、南昌、长春、哈尔滨等五个都市圈常住人口转为流出，并且还有苏锡常、郑州、南京、武汉、杭州、西安、成都、济南、沈阳、合肥等10个都市圈常住人口年均增速与自然增长的差低于0.2%。

　　户籍人口流入的都市圈从2001-2010年的21个降至2011-2016年的13个。2001-2010年仅有青岛、长春两个都市圈的户籍人口年均增长低于自然增长，表明户籍人口净迁出；到2011-2016年这一数字则扩大至上海、武汉、青岛、济南、合肥、南昌、宁波、青岛、沈阳、哈尔滨、长春等10个都市圈。

　　小学生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都市圈从2011-2010年的10个增至2011-2016年的16个。2001-2010年在全国小学生数年均增长-2.7%的背景下，有深莞惠、广佛肇、宁波、南昌等4个都市圈小学生数年均增长为正，还有苏锡常、厦漳泉、郑州、杭州、青岛、济南、合肥、哈尔滨等8个都市圈小学生增速为负但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另11个都市圈小学生增速为负且低于全国平均。2011-2016年在全国小学生数年均增长为0的背景下，有哈尔滨、长春、南昌、武汉、合肥、沈阳、济南等7个都市圈小学生年均增长为负，其他16个都市圈均为正，其中苏锡常、深莞惠、京津等3个都市圈小学生年均增长超过5%。

　　从都市圈内部看，除广佛肇、厦漳泉、京津外，多数大都市圈内的县(县级市)人口整体净流出，表明人口当前仍主要向多数大都市圈内中心区域集聚。绝大多数县及县级市为五六线城市，2011-2016年全国地级市辖区以外的县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速为0.25%，远低于同期全国总体平均水平0.51%。除去县(县级市)常住人口缺失的京津、济南、长春、哈尔滨等4个大都市圈，2011-2016年19个千万级大都市圈的县(县级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速也仅为0.28%，这意味着多数大都市圈仅市辖区人口流入。粗略地与本省人口自然增长率相比较，2011-2016年这19个千万级大都市圈中县市常住人口净流入的仅有厦漳泉、广佛肇，年均增长率分别比本省自然增长率略高0.04、0.06个百分点；石家庄、深莞惠、苏锡常的县市人口年均增长率则分别比本省低0.04、0.05、0.05个百分点，基本接近流入流出平衡。此外，京津都市圈县(县级市)常住人口数据缺失，但2011-2016年县(县级市)户籍人口、小学生人数年均增长率分别高达2.3%、7.1%，常住人口很可能在流入，这主要由于在北京工作的部分人口居住在环京地区。

　　3 哪些地区人口在流入，哪些在流出？

　　3.1 综合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小学生的判断标准

　　我们总体以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增长是否高于本省人口自然增长率、小学生增速是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作为判断全国2184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县级市、县人口流入流出的识别标准。其中，对新疆、四川、云南、湖南等少数省份采用了各地级单位的自然增长率作为标准；由于辽宁省县级常住人口数据质量较差，在2011-2016年辽宁省常住人口增长停滞、户籍人口明显减少的背景下，不仅以其各地级单位自然增长率作为识别标准，同时假定2001-2010年常住人口流出地区在2011-2016年继续流出、以避免出现人口流出地区个数占比反而下降的情况。考虑到各省及各地级行政单位内部各区域人口自然增长率仍存差异，本文的识别不可避免存在一定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