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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要和大家分享的第一点，积极财政绝对不等于扩张性财政政策。从西方经济学的财政理论来看，最初的积极财政策是应对危机的，1930年代美国经济危机之后，凯恩斯提出理论要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去进行逆周期的调控，所以理论上讲积极的财政政策是为了应对危机，但问题在于中国在没有出现系统性危机的情况下，咱们已经“积极”了30年。所以我们要对积极财政政策与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等同进行澄清。

2.积极财政的目标是什么

大家都觉得今年经济会比较差，当然债券投资者可能比较喜欢经济不太好，做股票投资的人都说我们做债的就是发国难财，经济差了，国家有压力，货币政策就放松了，债市就牛了，这几年很多债券投资者赚的不就是央妈的钱吗？想一想没有办法去反驳，但问题在于是不是搞了积极财政一定就能把经济托起来，我认为可能不是这样。从现在来看，相比于发达国家，可能体制环境而不是总需求对整个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大。一味靠总需求扩张去拉动经济，从长期来看，对整个经济的发展、结构的调整都是不利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不希望把积极等同于扩张的一个理由。从总需求角度来讲，包括消费、民间投资和进出口，过去30多年，中国其实从来没有出现过系统性的需求不足。当然，我们搞过两轮积极财政政策，98年一轮和08年一轮，但那是为了应对东南亚的金融危机和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是因为有外部的冲击，站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有一些需求不足的因素。但是考虑到我们积极了30年，需求不足理论其实不充分。

我们觉得积极财政政策不是万能的，财政政策其实存在挤出效应。财政支出、赤字、债务水平提高，它的挤出效应会越来越大，赤字最终还是会落实到未来某一个代替的税收收入上。包括现在都在讲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管隐性债务多不多，未来肯定会或多或少消耗部分政府的资源。资源从哪来？要么依靠经济发展，要么把负担加到我们下一代去，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认为财政政策过于积极，尤其是所谓的广义财政，通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砸大规模的钱去搞基建，其实对未来对经济有挤出效应。所以考虑到财政政策有挤出效应，我们也不认为积极财政或者扩张性的财政要持续的去做。

积极财政实施是有要求的，相机抉择从国外来看是有时滞的。往往当你发现问题到开始解决问题时，情势就反了。所以这也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当中反复提及的相机抉择要不要，很多情况下顺周期的财政扩张政策最终会加剧经济的波动，所以积极财政并不是万能的。我们认为的财政政策或者说积极财政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认为不是单纯的拉动总需求和刺激经济增长，在经济出现明显下行压力和明显就业问题，可能会影响到社会稳定时，靠积极财政拉动一下经济没有问题。但是从整个财政未来改革方向来看，我们觉得积极财政要强调的是可持续性、保障战略优先和提升效率。第一，什么是可持续性？比如隐性赤字，像社会保障缺口是蛮大的。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消耗财政，而是想办法去创造财政。第二，什么是保障战略优先性？从支出安排角度来讲，我们觉得还是要基于国家战略和政策优先的配置，调整支出结构。所以，我们认为从支出角度来看，花好钱要比多花钱更重要。从支出端来看，积极财政对应的应该是支出结构和支出方向的调整，能不能把钱多花在社保、民生、教育、医疗等方面，少花在产生不了什么太多实际效果的甚至会带来未来比较大债务负担的基建项目上。第三，提升效率。从微观层面来讲，首先，涉及到税收减免的政策，所以财政部这几年一直在减税降费，我们觉得减税降费是积极财政比较重要的方面；其次，在支出方面，有些不该花的钱就不要花了。包括现在中央一直在说要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很多地方公务员也在说做好了苦日子的准备，这是我认为积极财政需要达到的目标。

关于市场参与主体的观点——积极财政就是大搞基建吗？原先在上一家东家时，宏观股票的客户和债券的客户都会问一个问题，今年财政积不积极，我说积极，因为赤字都比去年多。客户会继续问你觉得今年基建能拉起来吗？能拉几个点？能到10%吗？我说基建增速不是判断财政积不积极的要点，去年基建增速断崖式下跌，但我觉得不能说去年财政就是收缩了或者说去年财政就是不积极，这和市场是有一定分歧的。19大报告也提出，“要发挥投资对于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作用”，也就是说投资要拉动的不是需求总量，而是改善供给结构，这是我们市场和政策导向有差异的地方。从去年来看，财政应该是比较积极的，但是仍然出现了基建断崖式下跌，我们觉得这与金融去杠杆以及地方政府债务的管控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我觉得这恐怕不是坏事情。从长远来看、从现在发展的目标来看，高质量发展也意味着基建投资增速的减档。我们过去几年动不动两位数以上的基建投资规模增速，恐怕在相当长时间内都不会再看到。